聂绀弩刑事档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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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
　
　　
　　前　言
　
　　笔者长期事职司法，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敏达，却也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聂绀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经翻腾好几年了；起初并没有想要做成一本书，只是工作之余，捡取若干断幅残纸，为报刊写过一些短文。如今我退休了，解脱案牍如山之累，闲余中重阅是卷，才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
　
　　这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打开在我眼前的这几卷档案，以前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云如阵，而现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页面上仿佛显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影像来。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或嬉笑怒骂，感觉着他的犀利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在人世间，熟悉一个人并不容易，不仅要有较长时间的过从交处，而且必须有几次促膝相谈。俗语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用于写作和读书是最恰当的。有些大家的著作，我们从字面上读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记得清楚，却到底没有读懂哲人的心机和款曲。而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
　
　　早些年我就读过聂绀弩的诗，也看过多人对他的回忆和评论，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况，但那种了解是概念化的。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现在才算得上对他熟悉了。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世间其他人有何不同之处。
　
　　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我只是熟悉了聂绀弩之后，才形成一个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格调和风貌。以前我曾经错把某些有学历、有作品、有名气的人，认作文化人或诗人，现在与聂绀弩比较之下，如悟真谛，始识真伪。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诗魂，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如果缺少内在文化韵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古代似乎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古贤的诗文中常常以读书人自许。窃以为古之读书人，即今之文化人也。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清水河流，诗的河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流淌和变幻着美丽的涟漪，总是被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疏凿和丰沛着。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化杨枝水活枯花
　
　　聂绀弩的传奇经历，正好应合了杜甫诗中的名句：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大诗人，他在南朝时经历了梁朝的侯景叛乱，逃往江陵，辅佐元帝。后奉命出使，被北朝质留，虽然在西魏和北周都受到礼遇，位望通显，却因不得自由，使他的诗赋中满含悲愤和乡关之思。
　
　　聂绀弩的一生遭遇，似比庾信更为萧瑟。
　
　　他是湖北京山县人。在他的散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当年的京山县城：
　　我在那个偏僻的山城里生活过20年，总觉得那地方只有一巴掌大，只有几十家人家，三两百人口，而且那是一些怎样褴褛的人们啰！
　　这个巴掌大的县城里，只有一所高等小学，没有中学。聂绀弩读完高小，因家境贫寒，其父潦倒，没有钱送他到别处读书，于是辍学在家。他在自用的折扇上写了一副集字对联曰：“欲上青天揽明月，每依北斗望京华”，显示了他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他18岁时（1921年）离开家乡，先到武汉，后抵上海。曾加入国民党，先后考入广州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从苏联回国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因其思想与所做诗文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受到当局传讯，遂弃职潜逃。20世纪30年代，相继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文化活动。1949年之后，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
　
　　聂绀弩生平的传奇色彩，还在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如果是循规蹈矩、顺顺当当做他的副总编辑和主任，那他就不是聂绀弩了，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就显示不出来他的卓异人格。
　
　　古人说得好：“天将与之，必先苦之。”
　　要为天下奇男子，先经人间万般苦。
　
　　聂绀弩继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作了反省，受了处分之后，1957年又成为反“右”斗争对象，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遂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当时他已年过55岁，在北大荒的劳改人群中算是一个年龄最大者，而他面对冰天雪地、苦寒劳瘁，竟然能够怡情悦性，把劳动改造的生活都写成诗词，诗中的诙谐妙语迭出，趣味横生。这正是聂绀弩的过人之处。
　
　　到了“文革”爆发，聂绀弩再次罹难。他所写的诗，成了审判他的罪证。然而，当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蹲在临汾监狱里时，还要绞尽脑汁把丢失的诗稿回忆起来，重新抄录。这就再一次显露了他的过人之处。以至后来有了《散宜生诗》出版，以至这位早年曾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在晚年以写旧体诗而成名天下，岂不正是“暮年诗赋动江关”嘛！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关碍，就是关于聂绀弩从临汾监狱如何提前获释一事。
　
　　因为提前获释，得以延续了他的生命，才使他能够完成诗集的编撰和出版，蜚声天下。假如他不能提前出狱，那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惨死狱中，声名埋没者，历史上不乏其例。
　
　　聂绀弩于1967年1月在北京被捕，曾先后羁押于功德林和半步桥监狱。1969年10月，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所谓“林彪副主席第一号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强备战为由，被转押山西。先在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羁押5年，1974年宣布他犯“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移送于设在临汾市的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其时，聂公已经到了71岁的高龄。至1976年10月释放，共在狱中苦度将近十个春秋。
　
　　虽说他早已看破时事，诸事都能泰然处之，然而，整天局促于阴暗囚室之中，又得受人斥责，毕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何堪长期忍此艰厄！当初在向稷山县押送途中，有个名叫包于轨的人，与聂公同铐并行，到了看守所中他们还一起切磋学问。时隔不久，包于轨就病死牢中。聂公当时的身体也已孱弱不支，幸亏“得道者多助”，于1976年提前释放，获准回京安置。如果在狱中再延宕一两年，他还能生还吗？很可能也会跟着那个包于轨去阎王殿报到了。
　
　　北京市高级法院曾经就聂绀弩在狱中表现状况作过了解，档案中存着两份监管方面写的证明材料。一份是稷山县看守所写的，另一份是临汾监狱写的，所反映情况，竟然大相径庭：
　
　　代押犯聂绀弩在我所几年来，通过学习，思想有很大的转变。其表现，每日从早到晚认真地读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有的读了几遍，有的读了十几遍，并写了不少学习收获和心得。
　
　　聂犯确系写了不少收获和心得，但因管教人员变动，大部材料找不到，现找到一份可作参考。同时有两份同号犯人对聂的学习情况的证明材料。
　
　　在所（其他方面）表现也较好，从不违犯监规。
　　　　　　　　　　　　　　　　　　　　　稷山县看守所
　　　　　　　　　　　　　　　　　　　1975年11月17日
　
　　聂犯来我监改造时间较短，同时该犯在思想改造上还存在有差距，劳动表现一般，在监规纪律方面表现不够好。
　　入监以来没有写过改造日记，在以前写过学习笔录，后来一段时间也不写了。所以法院要该犯的改造日记，无法提供。
　　　　　　　　　　　　　　　　　　　　山西省第三监狱
　　　　　　　　　　　　　　　　　　　　1976年9月4日
　
　　两个单位显然态度不同。这里有个原因：临汾监狱是已决犯的劳动改造场所，属省级监狱，代国家行使强制监管，全国之内任何地方判处的犯人，都可以调到这里来执行刑罚。而稷山县看守所，只是县一级的对未决人犯的羁押处，一般情况只关押当地拘捕的人犯。聂绀弩的身份还是北京的人犯，户籍在京，稷山只是代押，所以监管方对他颇为客气，他后来在《怀监狱》一文中也曾大谈监内的仁慈。这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似从皇城根下派的干部，地方上总是要对人家高看一眼的。
　
　　从聂绀弩自身方面来说，两份材料倒可以作为他身体状况的一个佐证。在稷山县时，学习孜孜不倦，体质尚能对付。到了临汾监狱，已经病弱日甚。聂公在《怀监狱》文中写到他一次参加劳动时，狱医发现他有病，让他去看病，不要劳动了，他自己还说没有病。就从这一点看，你能说他劳动不好吗？监管方认为他“表现一般”，都是因为他年高体弱的原因。他自己有病还要劳动，也许是因为出来可以接触阳光空气，而在监房中蜷伏局促，老病之身会更难忍受吧。
　
　　出狱之前，聂公的夫人周颖到临汾监中探看时，见他已经“步履蹒跚，神情也有些呆滞了”。出狱之初，聂公曾在诗中写道：“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可知他孱弱到走路都要人搀扶了。如若不是提前出狱，“形如槁木”之体如何能得以滋养康复，以至在他83岁谢世前还能够发表和出版几十部（篇）著述呢？
　
　　《散宜生诗》的问世，正是闪现在聂绀弩出狱之后的一簇最粲然的生命火花。所以说提前获释这件事，不仅是延续了10年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桑榆之景，真正成了一轮无限好的夕阳。
　
　　那么，他是怎样提前获释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在北京高级法院正式下达了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被投入监狱服刑两年之后，山西高级法院将聂列为“国民党军警特人员”，裁定予以特赦。1976年10月，他获释返京后，被安置在街道居委会，每月发给18元生活费。邓小平听说了此事，不禁大笑道：“他算什么‘军警特’呀！”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确有点蹊跷。那种阶级斗争“刺刀见红”的年代，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怎么很快就又变成特赦对象了呢？直到山东侯井天搜集编注聂绀弩旧体诗集时，才由一首诗揭开了谜底。这是聂绀弩写的六句古风体诗：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活枯花。
　　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诗题为《赠静芳大姐之并州》，是写给时任山西高级法院法官朱静芳女士的。正是这位朱女士仗义力助，使聂公得到一个意外的契机。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述的朱家；“专趋人急，甚己之私”。聂绀弩正好用了这个典故，称赞朱静芳是当代的女朱家。
　
　　朱静芳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是青年时代的知交。“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朱静芳在山西法院早已作为“右倾”人物靠边站了，就常住北京，往来于李健生处，遂又与聂绀弩夫人周颖相识。在那种年代，即使萍水相逢，都不免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当朱静芳听了周颖说起聂绀弩遭际冤狱，天各一方，焦忧无奈的情状后，难禁激愤和同情之心，决计通过自己在山西工作的关系，设法营救聂公出狱。她为此两度奔走临汾，极尽周折。聂公当时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不堪牢狱之苦，已是命若悬丝，幸获救援，提前返京，才得以死里求生。朱静芳如此深情大义，聂公能不由衷感念吗？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