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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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从1921年2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因为是秘密的，开什么会自然没有说明。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其中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63、79页）1957年“七一”同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座谈时，李达说到毛泽东参加一大的情况。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又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上引毛泽东所述“我们…一是很小的小组”，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
李达的这个说法，还有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可以印证。萧三1954年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书印出来了，后因故没有发行。在该书第六章三一节《可纪念的“三十节”》中，萧三写到一大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开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时说：
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引者注）、陈子博、易礼客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转引自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24～325页）
有关“三十节”的事；据萧三说，是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易礼容也有同样的回忆。其实，易礼容1979年9月11日接受胡庆云、高军、邵维正、周子信访问，后由访者整理出《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1980年4月又经易礼容本人修改定稿），文章与萧三说的略有不同：
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当时因为社里人很多，谈话不方便，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成立共产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就干吧。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选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过那时不叫做三人小组。时间是1921年九十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李达曾说过，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的共产党核心，这是毛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一版，第282～283页）
对照来看，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开会”的大致时间是相同的——大以后，“开会”的地点和形式也是相同的——协操坪、树林下，边走边谈，只是参加人数多少各人回忆不同。但不影响得出这个结论：湖南党组织是一大后建立起来的。
1920年，毛泽东到底忙乎些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但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附篇《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1893年12月～1920年11月）》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一年，毛泽东除了到北京、上海跑了一趟，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两本外，主要做了以下这些大事：一是成功地推动“驱张运动”（“张”即“湖南省督军张敬尧”，百度上搜索的“张敬尧”词条说，张“因遭到当地军阀、土豪的反对被迫辞职”，其实这是不确切的）；二是创办湖南文化书社；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全自治”与“半自治”》、《反对统一》等多篇文章，主张制定“湖南宪法”；建立“湖南共和国”；四是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就有较详细的记载，说“毛泽东积极地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对象。”当时，第一师范有个叫张文亮的学生（后来这个学生并未参加革命，成了神经失常的人），接受了毛泽东建团的任务。他在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记中（这本日记是从贺尔康烈士家中得到的），简略地记录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最确切的记载”。以下摘自张文亮的日记：
1920年9月10日。至通俗教育馆，通俗报明天出版。何先生（按：指何叔衡）要我投稿。我已当面允诺。
回师范，晚与毛泽东谈事颇多。
9月25日。昨日泽东哥来邀我，今天下午赴游江之约。抵文化书社，会见杨开慧君。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按：即萍乡之行），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12月7日。到文化书社见泽东、殷柏。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转引自《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9页）
从以上日记可见，这几个月毛泽东用心最多的是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时也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建共产党。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说：萧子升“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68页）毛泽东“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又提出‘有组党之必要’”，大家并“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7页）所有这些都表明，说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证据是不足的，即便毛泽东自己填写了，也只是孤证。
（责任编辑 吴 思）
【亲历记】
目睹新中国开国大典·郭 英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永远被我们和后人铭记的日子。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回忆起半个多世纪之前，我目睹的新中国开国大典时一桩桩一件件激动人心的盛况，依然是兴奋不已。
1949年北平刚一解放，我就随军进城并作为筹建新中国的工作人员，首批进驻了中南海。起初，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中南海办事处接待科科长，具体任务是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就转任筹备会庶务处招待科科长，具体负责会议的招待服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上级任命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科科长兼国家典礼局秘书，参加筹备开国大典，并和副科长李钊同志共同负责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接待服务工作。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开国大典这一永载史册的伟大画卷，有幸经历了大典准备工作中许多鲜为人详知的事。
要比较全面说开国大典的情形，必须从1949年6月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说起。正是新政协于9月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次政协会议之所以冠上一个“新”字，是针对“旧政治协商会议”而言的。原来根据《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国民党于1946年1月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国共两党外，还有民主同盟等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共39人。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各党派组建联合政府等许多重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撕毁一切协定，大打内战，并召开伪国大，企图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愿望，于1948年5月1日发出号召，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等共23个单位，共134人。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随后，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国人民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成立新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人民这个希望的。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李立三、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马叙伦、马寅初、乌兰夫、章伯钧、张澜、张奚若、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黄炎培、蔡廷锴、蔡畅、谭平山等21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办法；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新政协筹备工作就绪后，9月21日下午7时，新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和产业界民主人士的代表、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特别邀请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共662人，欢聚一堂，共商建国大计。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毛主席讲话不多，但充满激情。他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功勋之后，就以东方巨人的气概，豪气冲天地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接着，他又满怀豪情地展望未来：“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在世界。”
当时的会场之上，人人心情激荡，笑逐颜开，一阵接一阵的雷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