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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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造，以致他的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以数计的荒唐笑话。下面，从《早逝的英华》（今日中国出版社版）一书中随手拈出几条，请大家开开眼界：
一、第8～9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耀邦就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批判。他多次被戴上高帽、黑牌游街示众，受尽了屈辱。与此同时，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长子胡德平也被打成‘联动分子’而关押起来，多次被拉出来斗争。……1964年刘湖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也受到了父亲的牵连。就连小女儿李恒和三子胡德华也在学校里被孤立、受欺凌。他们每天给被关在牛棚的父亲送饭、送药，还要给被关押的大哥送衣服，过早地就懂得了世态炎凉。”
师东兵先生，这里我给你纠正两点：①胡德平文革初未被打成“联动分子”，他与“联动”毫无关系，“联动”是中学生的组织，胡德平当时已是大学四年级学生，你连这点人所共知的事都不懂！他被关押是因为受其父牵连被诬为“反动学生”。②1964年清华大学没有化学系，只有工化系。不知刘湖是怎么考进化学系的？③自胡耀邦被关“牛棚”后，我也于1968年5月被关进“牛棚”，他的孩子只有初关的一两天给他送过饭。哪儿有“每天”送饭送药的事！当时团中央的造反派不准家属给被关“牛棚”的人送饭，我们被关的几十人都是集体排队去食堂吃饭的。
二、师东兵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天晚上，李昭和胡耀邦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这是夫妻之间最开诚布公的一次谈话。”（见第9页）接着，师东兵说，李昭问耀邦：“耀邦，有件事我想问但又不知道可问不可问？”耀邦说：“你尽管问，可答不可答的尺寸我来掌握。”李昭迟疑了一下，终于问道：“现在党内是中央主席大，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大？”“胡耀邦觉得问题很可笑，所以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是中央主席大嘛，我们党内历来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对不是枪指挥党嘛。再说，你从党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来，党中央主席排第一位嘛。”……李昭说：“我总担心，你的脾气和性格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胡耀邦笑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我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你敢说不能胜任？……”
这里，我敢肯定，师东兵没有见过胡耀邦、李昭同志卧室的布局，也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李昭同志的生活习惯，你是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的？至于你写的胡、李那些一问一答的对话，其荒唐可笑，几近相声语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马三立的“逗你玩儿”了！
三、师东兵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共青团举行‘三大’，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祝词。”看来，师东兵不懂党内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中央由谁致祝词，是中央决定的，怎么能由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呢？师东兵说：“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报告的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传统过去用之于革命战争，现在用之于建设。’在讲到中国与苏联的建设对比时，他又讲：‘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很稳当。苏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效果很不好。’”（见第15页）
1957年召开团的“三大”时，我是大会工作人员，邓小平的祝词我们都听了，会前邓小平就提出大会总的精神是“劳动、学习、团结”，不知道师东兵怎么编出了个“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而且我怎么也想不起祝词中有师东兵引的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也不像是中央祝词的话，再一查《邓小平文选》，这篇祝词收在第一卷，第270页，从头读到尾，都没有这段话。后来再查其他资料，原来这段话是邓小平195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讲演中说的。师东兵可真会开玩笑，害得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邓的原话给他纠正过来。
四、师东兵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旬，当胡耀邦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立刻产生一种不安的预感。他给邓小平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邓小平说，‘我也是才看见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反正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精神。……究竟你该怎么办，我希望你多独立思考。’胡耀邦说：‘我们不想让青年过多地参与学术界的纠纷，我们只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邓小平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些事情的发展局势还不太明朗。但我有预感，我国很可能要出现一场比反右派规模还要大的政治风暴。你要有所准备，谨防卷到旋涡里去。’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亲自抓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部署树立青年学毛著的标兵，总结各地一些先进团支部带领和组织学习毛著的经验。四月十日，他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见第1718页）。
师东兵在这里说的事情和时间，都被他搅乱套了。
胡耀邦从西安回北京是1965年6月20日。当时他被西北局第一书记整病了，叶剑英、张爱萍把他劝回北京休养。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1965年11月10日。胡耀邦办事历来是根据中央的正式文件、指示，一贯反对去“摸精神”，他没有、也不可能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就给邓小平打电话“摸精神”。从前后文看，师东兵说的这次电话似乎是胡耀邦从西安给邓小平打的，而这时胡耀邦已从西安回北京五个月二十天了。师东兵说，邓小平对胡耀邦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指学毛著）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胡耀邦1965年6月已回北京，一直在京休养，并未再回西安，怎么1966年2月下旬又“赶回北京”？再说，团中央组织青年学习毛著的活动从1958年就开始了。1960年4月10日至20日，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就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同年5月25日至7月16日，团中央又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到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七个城市传播经验。这怎么是“1966年2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才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呢？
师东兵还说1966年“4月10日，他（指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这里我告诉师东兵：胡耀邦从陕西回北京后一直在休养，并不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当时团中央的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是1965年3月29日至4月19日召开的，不是你说的“1966年4月10日，”胡耀邦并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王伟作书记处的工作报告，胡克实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也没有“一致通过”你编造的那个什么《决定》。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在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一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会议也根本没有什么“调整工作方向”的问题。这些情况当时的报刊上都有公开报道，师东兵也竟敢胡编一套！
五、第37页上师东兵介绍了一通胡启立的职务履历后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同时，把他（指胡启立）提上来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太离谱了，我至少三次以上亲耳听胡耀邦说过：“胡启立从团中央调天津当市长是我提议的，从天津调任中办主任是邓小平提议的。”
六、第64至65页，师东兵写道：胡耀邦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大错误，其一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共青团组织内的一些很有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歉。其二是在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要是彭老总在世，我会向他鞠躬请罪。”
师东兵还说：“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后，……他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反右斗争正高潮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作为青年团学生代表团团长被邓小平派往莫斯科，……他在国外时，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胡耀邦回来后，感慨地说：谢天谢地，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我们总算避过了一次大风浪。”（见第84页）
我想告诉师东兵，这两个所谓“大错误”究竟是怎么回事。先说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你编了胡耀邦的话，让他自己说自己是“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五九年庐山会议是我跟随胡耀邦去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我一直没有离开庐山。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中央和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至于他自己对彭德怀却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胡耀邦这次发言要登“简报”时，是他要我同他一起整理的。他的表现，当然逃不过“洞察一切”的毛泽东的眼睛，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说：“庐山会议以后，有一两年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胡耀邦对任何人的批判决不讽刺挖苦，对彭老总他是很尊重的。
再说五七年团中央的反右派。由于召开团的“三大”，团中央的鸣放开始较晚，“大鸣大放”刚开始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中央定的，并不是邓小平个人把他派走的。胡耀邦出国前还专门到《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会议，向一批骨干打了招呼。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曾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
领导团中央反右派运动的是当时的常务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还有划右派的具体规定和比例指标，团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社一批业务骨干被错打成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回国时到了乌鲁木齐就打电话了解情况，他听说《中国青年报》的正副社长、总编辑和17名骨干编辑、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痛心地说：“损失惨重啊，必须刹车！”明确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再说。”他想回来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尽量保护一些人。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已经定了，只有个别人尚有争论，还未戴“帽子”，但胡耀邦仍尽最大努力进行保护。此后多少年，胡耀邦一讲到团中央的反右派，他都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内疚，这正是他的优良品质，而不是他的什么“错误”。至于林希翎、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这与胡耀邦毫无干系。这两人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不是团中央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也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学校定的，胡耀邦怎么可能“亲自批准”把他们打成右派呢？这是常识，当时《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批判他们观点的文章，那时他们还未毕业，反右派运动后刘绍棠分配不了工作，没有单位接收他，由于《中国青年报》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学校与团中央联系，请求团中央能收留他，胡耀邦等书记处领导同志认为应给他一个生活出路，就同意由中国青年报社接收下来了。
师东兵说的“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完全是无中生有。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