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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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上海市政协委员），问：这个怎么样？许多人都说好，只有两三个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说是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这两个阶级，国旗不是还要改吗？”毛主席当即回答说：“把说明改一下好不好？不说四个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是说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大家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
现在的五星红旗的图案，是在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曾联松先生设计图案的基础上修改、审定的。这一图案被大会秘书处编号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大会对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了修改。把他设计的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删去了，显得简洁了。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色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在《决议》后还附录了《国旗制作说明》。
曾联松先生生前记忆犹新。1950年9月，他曾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曾先生当年上天安门观礼台的编号是：“台右67号”。1950年11月，他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1137号公函称：“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当时旧制），分别交邮局和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吉 元
如今，对45岁以上的人来说，有一种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狂于60年代中下期“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语录》热。因为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红色塑料皮，人们对它看得很重，视为宝贝，所以，大家又习惯地把它称为“红宝书”。据有关档案资料介绍，仅“文革”开始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总印数达50余亿册《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里，男女老幼人均达到了1册半。
《毛主席语录》几乎无人不有，无处不在。无事不用，成了“文革”初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40多年前。上世纪60年代中下期，中国大地，从城市到乡村，从街道到工厂，从机关到学校，从地方到部队，《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摇动，“最高指示”在众人口里念诵，《语录》舞在男女老幼中跳起，《语录》歌在千百万人里歌唱。无论大江南北，秦岭东西，建筑物上、田野里、用具上，到处都敬书了毛主席语录。全国几乎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
在机关，在学校，在军营，甚至在一些家庭中，早晨起床，晚上就寝，都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人们并排站在室内悬挂着的毛主席像前，将《毛主席语录》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然后学上一段毛主席语录，早上便请示一天的工作，到了晚上就汇报一天的工作。稍有疏忽，就被认为是对毛泽东最大的不忠。弄不好，还会招来麻烦，甚至有杀身之祸。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外，上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几乎人人手里有一本《毛主席语录》，胸前佩带一枚毛主席像章。公共场合，只要谁忘记带了，就会把你找来刨根究底，审问个半天。弄得人人自危。
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互相呼应。上街买东西，要对售货员说一句“‘节约闹革命’，请给我称一斤白菜”。然后，售货员回答“‘为人民服务’，这是你买的菜”。
打电话也是如此。那时不是现在这样的自拨电话，必须通过电话总机台的话务员接转。接通电话后，第一句必须说上一句《毛主席语录》里的话。否则，电话总机台的话务员可以拒绝转接。
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人们读的是《语录》词，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毛主席语录》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和工作密不可分。人人都有语录本，到处都是语录牌，成了上世纪60年代中下期中国广阔大地的一大“文化景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一些被批斗和打倒的老干部、“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也在想办法借用毛主席语录来保护自己，为自己辩护。当时，用得最多的毛主席的话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听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被造反派批斗时，他要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本，翻到第，273页。然后高声朗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周总理可以作证（这是陈毅自己将毛主席在某个场合说过肯定自己的话写在语录本最后的扉页上）。弄得造反派啼笑皆非。尽管陈毅不乏幽默，可仍然还是被造反派批判。
至于“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借助毛主席语录，那是得不偿失。照造反派的话说，是自不量力，毛主席的话怎么能对他们派上用场呢？因此，不仅没能得到丝毫帮助，反而还会招来灾难。
兴起《毛主席语录》热，始作俑者是林彪
上世纪60年代兴起《毛主席语录》热，始作俑者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
1960年9月，已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全军发出号召，军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新高潮。他还说，在处理训练、生产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关系上，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形成的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内容的决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上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掀起的，《毛主席语录》又是在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应运而生的。
到了1961年4月，林彪更明确地指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发了话，说得这么明明白白，《解放军报》自然是不敢怠慢。于是，立即着手做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准备工作。恰在这时，军报编辑部得到消息，说《天津日报》社有一套毛主席语录专题卡片，查找引用极为方便。他们赶紧派人赶往天津，在征得《天津日报》社同意后，很快索回了这套专题卡片。在每日的军报头版显要位置上予以刊登。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专题卡片的基础上选编的。
林彪对《解放军报》刊载毛主席语录非常满意，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给予了充分肯定。1962年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这一做法。博得了毛泽东的首肯。
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对军报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也很赞许。
部队对《解放军报》的举措更是拍手欢迎，连连叫好。许多干部战士自觉地把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分门别类地汇集成册；有的战士甚至买来小本子天天抄录，自制成语录本随身携带；基层连队用木质材料制成语录牌，无论是训练还是劳动，走到哪带到哪。营房里，训练场上，工地上，到处都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干部战士的这种热情启发和激励了《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同志，他们为基层干部战士的热情所打动，准备为部队编辑一本便于携带的袖珍式的《毛主席语录》。并立刻向总政治部领导汇报。议的军报负责同志把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当面向总政领导汇报。总政治部领导讨论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毫不迟疑，立马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尽快编辑一本高质量、高水平的《毛主席语录》出来。
军报得到了总政领导的批准，此前又有林彪的旨意。因此具体实施起来一路的绿灯。他们集中编辑人员拟计划，选内容，定方案。大家以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四无限的无产阶级感情，把编语录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加班加点地进行。到1964年1月5日，就选定了23个专题，摘编了200条毛主席的话，拟定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并装订成册。编辑部的同志立即马不停蹄地送到尚未休会的代表手里征求意见。后来根据与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对语录进行重新调整，题目也直接叫《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录语录267条。就这样，从确定编辑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真是雷厉风行。
后来又几经修改增补，力求从形式到内容，出版一本精品《毛主席语录》。
因为当时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此事又是他首先倡议的，所以有关方面建议，请他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提出最好用雷锋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四句话，林彪高兴地答应了。同时还由总政治部署名写了“前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总政治部署名的“前言”改由林彪署名“再版前言”。1966年12月17日，中央各大报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都在最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由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
这样，33个专题、427条语录、包括前言在内近1万字的《毛主席语录》定稿出版。此时，总政治部决定，将《毛主席语录》先在军队内部发行，干部人手一册，战士每班一本。为了便于携带，到1965年8月1日，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选用红塑料作为《语录》的封皮。这就是后来流行于世、常见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但是战士每班一本很不够，大家都抢着看。而当时，毛主席著作又几乎是唯一的学习资料。这时，林彪又发话了，“要多印一些，一定发给每人一本，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从此，中国军队的每一个战士，像拥有一杆钢枪一样，也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出版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带头索要
《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内部发行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当时正是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既然解放军战士人手一册，走到哪带到哪，地方何不仿效呢？于是，一方面，经中央同意，中宣部、文化部在组织班子赶编毛主席语录。后因种种原因未果。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纷纷打电话，发电报，寄信函，联系从部队渠道购买，有的还请求代印。大家都以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引为光荣和自豪。听说，有的小学生因为没有得到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还哭过鼻子哩！
甚至连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索要。最早是朱德同志，这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识、共事40来年的老资格的军事家，在《毛主席语录》出版第五天，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也派人来拿。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三次索要，唯恐收不到，还要求直接送到他的手上。彭真、刘伯承、贺龙、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自己或委托秘书先后要过。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周边的一些省、市也派人登门索取。使得解放军报社应接不暇。
全国人民要求拥有《毛主席语录》的呼声日高。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给地方代印。从1964年5月1日到1965年8月1日，共代印了1200余万册。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中宣部、国家体委等机关也都代印了不小的数目。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写具书面报告，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出版发行总政治部编辑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毛主席语录》。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赶印《毛主席语录》。特别是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形成了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几乎达到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冲出国门，风行世界
《毛主席语录》在祖国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