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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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开展宣传工作　
　　运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团结群众，是我们开展城市地下工作经常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首先，我们利用一些有利条件，秘密收听解放区的邯郸广播电台的广播，以了解时局，并作好记录油印，进行学习和宣传。　
　　其次，我们油印或口授一些民歌、民谣，乃致政治性不太明显而又具有一定政治含义的歌谣，交城工人员在大中学生中广泛开展文娱宣传活动。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老师老师，力竭声嘶！”那些政治性强的歌曲，但已流行者，如《夫妻对口唱》、《茶馆小调》等，我们也适当选用。如此等等。（详见《武汉城工史料》第359…362页）　
　　反搬迁、反破坏，护校、护厂　
　　由于我们以贵阳师院为基地，所以我们的反搬迁、反破坏，主要在师院（包括附中、附小）。此一活动，是萧文灿院长以其公开身份主持进行的：　
　　首先从组织人手，使学生自治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活跃起来，以便开展群众性的护校活动。通过学生自治会筹办了工人夜校（工作人员中有城工人员），使工人与学生团结起来，成立全校性的师生员工互助会，付与监督学校行政之权，使其起到统一领导护校的纽带作用。同时，由院长召开大会，公开动员，号召大家热爱学校、保护院舍校产。　
　　第二，反对搬迁，积极筹集费用，维持师生员工生活，稳定教学秩序。在萧院长号召护校期间，学院的几个三青团头头拉着学生会主席刘文斌（城工人员）去见院长，问他“为什么不见迁校动静？”萧院长从容拿出学院向省绥靖公署请示迁校的报告底稿，给他们看，说是一经批复、拨下经费、划定地点后，立即搬迁。询问者语塞而出。事后，萧院长对刘说，省绥署等机关忙于逃跑，哪有钱给我们迁校？其时，萧院长在广州开会，好不容易领到一笔“临时措施费”，他即将此款交善于经营的同事，妥加安排，换为黄金、银元，存入可靠的商号，取息维持全院费用，从而稳定师生情绪，不搬迁、不停课，保护好学校。　
　　因此，贵阳师院以学校保护完好、师生不散、未停一天课、员工工资照发等为特点，而成为贵阳高等院校中最出色地完成了反搬迁、反破坏任务的学校。　
　　除贵阳师院外，城工人员杨守达，在中山中学团结一批老师，组织同学，手持“童军棍”日夜守卫，保护学校。在贵大、贵医，支部在该校的城工人员，也和学校师生一道，参与了护校斗争。　
　　护厂方面，贵阳电厂职工中的城工人员王绍聿、叶淑美夫妇，参与了电厂的护厂斗争。那时，电厂也有其他地下党员在护厂，我们的工作起了配合作用。王绍聿同志其时是我城工人员戴自俺组织的“行知读书会”成员。后来知道，他原是1938年在河北保定入党的党员，因失去党的关系，辗转来到贵阳电厂。解放后，夫妇俩回到保定。1987年7月17日，保定市委以“市组审字（87）89号”文，落实政策，恢复了他“1938年6月入党”的党籍。　
　　贵阳电厂中，破坏与反破坏斗争是极其艰苦的，其成就也是辉煌的，它是解放前夕全国六家没有受到破坏、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受到中央和省、市的表扬，获得燃料工业部1950年颁发的“护厂先锋”奖旗。　
　　（戊）争取有声望人士筹建维持“真空时期”治安的民众组织　
　　早在真空时期形成之前，萧文灿院长就关注贵阳这座城市如何免遭敌人破坏、争取尽可能和平解放的问题。他向我和良汉提出组织群众性治安会的设想。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另一城工人员、师院附小校长戴自俺参与下，我们同萧院长一道，列出一份约有三十人的、可争取的贵阳上层人士名单，又拟写了一封信，陈述当前形势，敦请他们出来组织一个维持贵阳治安的机构，在国民党当局无力或不能维持贵阳治安时，由这个机构保护城市和人民。　
　　1949年11月上旬，我们将这封信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名义，按名单分别投递。对于有些头面人物，则通过社会关系，直接送交：　
　　——如卢焘是辛亥时期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在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委任他为黔军总司令和贵州省长，因而虽早已解甲隐居，但声望极高。因此，我们通过与其家有旧谊的城工人员翁晋卿送去。为了慎重，萧文灿院长以夫人王杰与卢焘女儿同学的关系，而亲赴卢府，请他早下决心，出面主持治安会。此事直至1983年我再访卢焘女儿时，在座的卢焘表侄，还记得当年见到萧院长的礼帽和手杖的情景。　
　　——如张彭年时任贵州省参议员，为地方耆宿，其敦促信是我单独送去的。由于张老先生与我的叔祖父郑先辛（地方军阀王家烈任贵州省主席时的财政厅长），有师生之谊，其幼子张汝闽与我相熟，就由我在晚上悄悄到他家，交他转呈。　
　　——如郭润生原是贵阳颇具影响的退伍军人和帮会头面人物。我们派城工人员罗家骏去完成送信任务。因为罗的友人李树华，系曾任贵州省主席的李小炎之女，与郭府常有往来，所以罗家骏在她陪同下，将信送到郭手。　
　　1949年11月11日，卢焘、张彭年召开“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千余人。大会选出卢焘为主任委员、张彭年为副主任委员、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由15人组成，下设秘书、治安、联络、总务四个组，正式启动临治会的护城治安工作。（按：临治会成立日期，本文采200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贵阳党史》）的说法，见第352页。未采用200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中临治会成立于11月10日的说法，见第390页。何者为妥，待考。）　
　　临治会成立后，随即贴出成立布告，开展各项工作，对“维护全市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引自《布告》）、安定人心，起了良好作用。　
　　临治会的成立，是我党在中共贵州地下省委及贵阳的各地下革命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所述仅是笔者所在的地下城工组织所作的一点微薄工作而已。切望当年参与其事的老同志及知情者予以补正，而臻完善。　
　　临治会的成立，在谷正伦等11月lO日率部逃离贵阳后，而我解放大军尚在途中。城市形成权力真空，贵阳进入真空时期。　
　　此前，在谷正伦行将逃跑之际，他批阅了大屠杀名单，交副司令韩文焕执行。韩随即又将此名单批交手下，自己即同谷正伦一行窜逃。11月11日，谷、韩手下遵命制造了惨酷的“双十一血案”：将狱中的24位革命志士押出，分别杀害于贵阳的沙河桥和马家坡。　
　　随后，刘伯龙率国民党89军，由安顺窜入贵阳，进行骚扰，并于14日晨弃城而逃时，杀害了贵阳市临治会主任、国民党耆宿卢焘将军。　
　　贵阳和平解放　
　　1949年11月14日晚九时许，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城边的油榨街。我们在获得此一喜讯时，便派出城工人员，戴着写有“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红布袖套、拿着小红旗，前往欢迎解放军，并进行采访。此时，进入油榨街的部队，除继续向清镇方向追剿残敌外，随即连夜入城。临街住户，拉出电线、亮起电灯，拍手欢迎。入城部队，沿街放哨以稳定城市秩序。此时的贵阳，实已解放。15日，我军正式举行入城式，标志贵阳解放。新华通讯社16日电讯，发布了此一新闻报道。当时由于我省尚未建立政府，没有自己的机关报，所以两天之后，才由业已解放的上海，在《解放日报》上，首次公开报道贵阳解放的新闻。　
　　但是，1949年11月15日，贵阳街头就出现了一张铅印的《解放快报》第一号，率先报道了贵阳解放。报纸注明为“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编”、头条新闻以黑体字标题：《人民解放军昨晚开抵贵阳》，注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出版”、“本报奉送不取分文”，以五万份的数量，由城工人员散发，市民争相传看。后来贵阳的媒体介绍说，这算是“我党最早报道贵阳解放的报纸”。　
　　《解放快报》在一、二号上，对贵阳真空时期到解放军入城的14、15两天的情况，均有报道。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五星红旗的故事·俞乃蕴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以后，在全国各个地方，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看到五星红旗在万里蓝天之下，迎风飘扬，令人激荡，令人遐思。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让我们打开历史尘封的史册，回溯一下远逝的一瞬吧！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曾于1912年1月12日，致函参议院，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虽然不满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　
　　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到了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议把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由第六小组具体负责。参加第六小组的有：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等16人。在1949年7月4日和8月5日的第六小组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聘请专家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参加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并在全国广泛征求国旗国徽的图案。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一个月内，全国就收到应征有关国旗图案的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其中安徽来稿47件。　
　　马叙伦、沈雁冰在《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中称：国旗、国徽的图案应注意体现中国特征和政权特征，国旗图案应以庄严简洁为主。从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上，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镰锤交加并加五角星者，来稿也多，无论形式如何变换，总有摹仿苏联国旗的感觉；二是，嘉禾齿轮加五角星，形式上很难配合。与“简洁”之旨不符；三是，一半摹仿美国旗，一半摹仿苏联国旗，构思设计，都不足取；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者，此类亦不少，其变体则为红色旗面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五角星的位置亦各有不同。　
　　陈嘉庚先生对大会拟制国旗，显得很激动。他说，早在1940年到重庆，就请了专家设计一个国旗方案，印了一百多张报给国民政府，后见到国民党官员的专制态度，遂作罢论。他还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国旗，代表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之义，这是我最不满意的。陈嘉庚说，1942年他在印尼写的《南侨回忆录》，就讲到了《国旗之意义》，评述了自己的观点。　
　　1949年8月16日，北京饭店413会议室。设立了国旗临时选阅室，有些经过挑选的国旗图案，在那里陈列展出，供政协代表参阅。当时，评选委员们看好的是三幅图案，一律都是红底黄色。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黄色的横杠；第二幅和第三幅左上方都是金色大星，在旗下方有两条或三条横杠。设计者认为，这三条横杠分别代表黄河，黄河和长江，黄河、长江和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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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张治中回忆录》称：张治中对这三幅国旗图案都不大满意。他向毛主席说：“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底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子，像孙猴子金箍棒。”过了两天，毛主席约请了四五十人，尽是文化人，有画家、艺术家，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丘八只有我一个。”毛主席在说明了存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只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毛泽东说到这里，他把第36号参考资料给大家看。这是上海市曾联松设计的图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问：这个怎么样？许多人都说好，只有两三个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说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