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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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大队为红阳大队，乾字大队为朝阳大队，杨家坡大队为光明大队，郭家坡大队为红旗大队，西王大队为五星大队，北党大队为红星大队，东庄大队为东升大队，前进大队和新民大队不变，西尚大队为跃进大队，范家洼大队为红卫大队，高原寨大队为红源大队，卓立大队为东风大队，雷庄大队为立新大队，郭庄大队为革命大队，东明大队不变，西明大队为红新大队，南庄大队为克明大队，真是新颖而革命化了。我回头一想，自己的名字上的〃禄〃字也不太妥当，带有贪图享受的意思，不如改为〃永学〃，表示对毛泽东思想要永远学。
傍晚，路一大队的红卫兵打着红旗也来了，并向大会提出要揪斗几个党员。在批判会上，红卫兵要批斗对象站在板凳上向大家老实交代。那人刚立上凳子，一个红卫兵大喊：〃老实交代，为啥不交代？〃说着便〃咕咚〃一拳把那人打下了板凳。我一看，怎么武斗也在路一大队出现了？忙找主持会的贫协主席侯春田，说：〃主席，咱们要按中央的《十六条》来办。《十六条》讲的清，要文斗不要武斗，咱们坚决不能打人呀！而且《决定》中讲得明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一些普通的党员，连个小组长或支委都不是，更没当什么权，为什么要斗争批判他们呢？赶快算啦！给大家解释一下，千万别斗了。不然，咱就要犯方向性的大错误了！〃于是公社领导也批评了路一大队红卫兵的错误，让他们在天亮以前就回去，以免影响过大。就这样，路一大队的红卫兵们便偃旗息鼓，当晚就回去了。
1966年8月31日早上，大会又让每个支部对每个党员都进行了鉴定，并宣布了对一些党员的处分，其中留党察看的２人，开除党籍的４人。
第15节：农民日记（13）
下午，大会正在进行总结，由路井中学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扛着红旗冲进会场，勒令公社书记李建斌立即散会，说这次会议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只好在呼喊声中草草收场。我觉得红卫兵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权力，竟敢冲击公社党委，这不是乱套了吗？
我回家后，看见村里一下子已大变样，成了红卫兵的世界。火辣辣的太阳下，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排成队，听从着红卫兵的指挥：〃稍息！立正！跑步走！〃在西头麦场里和大队部的门口绕场转圈子跑。哪个跑得稍慢，鞭子便抽到身上。这些〃四类分子〃头上戴着高帽子，高帽子上写着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脖子上还挂着本来应该挂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我站在高处看了一阵，有些心跳，只好回去，心想：这不是胡来吗？不许武斗，为什么还要打人呢？但自己凭什么敢去阻挡呢？觉得还是不看为好。
1966年9月3日早上，小队召开社员会。队长在会上宣布：〃红卫兵开始造反了！他们念着毛主席的语录：'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又说，现在要破'四旧'了，别的队已在昨天进行破'四旧'了，今天轮到咱们队了。各人把你们家凡是'四旧'的东西赶快交出来，如神像、牌位，以及所有的'四旧'东西都赶快交出来。如果自己不自动交出来，被红卫兵搜出来，那可不会轻饶你们的。〃社员们一个个吓得不得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属于〃四旧〃，却又不敢不交。
散会后，菊兰暗暗问引玲，说：〃你也是红卫兵，你跟上人家也破除过'四旧'，都破些什么，交些啥东西呀？〃引玲说：〃不好说，谁也说不清。进了地主、富农和'四类分子'的家，谁想拿啥就拿啥。啥是'四旧'，由人家来说。封建的、迷信的、资产阶级使用过的东西都是'四旧'，敬神敬鬼的东西都是'四旧'；小娃身上吊的银牌、银锁，媳妇带的凤冠、坎肩和裙子，男人戴的礼帽、穿的袍子，家里藏的旧书、旧画，甚至银元都抄！〃我一想，说：〃这不是胡来吗？我们不信神、不信鬼，连先人都不纪念了吗？〃但又一想：〃咱又不是红卫兵的头儿，咱管得了吗？《十六条》上写得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判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不把咱当做'走资派'批斗就行了。〃于是便把神族子，老的、新的牌位，香炉等，都让引玲去交给红卫兵。自己把解放前学过的课本，解放后刘少奇的文章，都塞进炕洞烧了。菊兰把绣有花朵的帽子、斜马、枕头等都藏起来了。把织成的白布也赶快剪成了衣裤。
1966年9月6日上午，党支部书记给我说：〃范家洼的大队名称已经改了，叫红卫大队。听范场长说他们大队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让干部、党员、团员、红卫兵和贫下中农分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等。你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咱大队也办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便骑着车子去到范家洼林场，了解了他们开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情况。
1966年9月7日我一早就去林场，收拾了一个闲窑洞，并在红纸上写了几条毛主席语录，贴在墙上。晚上，大队在这里便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和各队队长开会，研究如何开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966年9月8日下午，我去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登记报到。晚上，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第一期参加的学员全是贫下中农代表。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刚准备正式开学，却接到通知，要全体学员去红卫大队参加声讨赵守一的大会。学员们下午才回到林场正式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边学习，边讨论。
1966年9月23日第一期学员进行了民主鉴定和总结，共学习了半个月。学习期间，我还去北坡五队的耕地内，规划了公坟的地址，准备将今后所有去世了的人集中安葬在那里。这既节省耕地，又便于纪念死者。
1966年9月24日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二期学员开始参加学习。这期学员全部是生产队长，也是学半个月。
１９６６年底，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纷纷停课闹革命，到各地进行串连。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对来北京串连的各地红卫兵进行了多次接见，造成运输紧张，交通阻塞。为了缓解这种情况，中央提出红卫兵可以学习当年红军的长征精神，实行徒步串连。路井中学的雷存生便积极响应号召，组织起杨贞元、雷阳明和刘淑兰、杨引香、侯胜天等六位同学，不坐车，不骑马，要徒步串连去北京亲眼看看毛主席。
第16节：农民日记（14）
胜天从路井中学回来给他婆说：〃我们学校的同学们组织起个长征队，要去北京串连，你给我大说一下，看他让不让我去。〃他婆问：〃到北京去是好事，咋能不让去哩。是搭火车吗？〃胜天答：〃不是。我们连汽车也不坐，是靠两条腿走着去！〃他婆吃惊地问：〃那咋能走到呢？北京远得很哩！你知道有多远？〃胜天说：〃再远也能走到，人家红军当年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路上还要打仗哩！到北京才有几千里路，我们保险能走到。路上不但没有敌人打仗，还会有接待站的！〃他婆说：〃那你和你大、你妈商量一下吧，看看他们敢不敢让你去。〃
我和菊兰得知这消息后，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去吧，胜天才只是个１４岁的娃，打小就没出过门。去北京可不是十里八里地，加上又渐渐冷起来了，怎能让人放心得下呢？但回头再一想，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也没有学上，总不能让娃跟上那些胡来的学生去造老师的反吧？既然毛主席能在天安门上接见学生，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有决心，那就让他们去锻炼锻炼，见见世面也好。而且是五六个人一起去，又不是单独一个人去。再说，人家女娃家长都能让去，咱还怕什么！不怕人家笑咱保守落后吗？
1966年11月6日晚上，菊兰专门和胜天谈了好长时间的话，叮咛他要处处小心，时时注意安全。
1966年11月7日我拿了些红薯片片到粮站换了几十斤粮票，又怕粮票不够用，再装了一口袋谷子，也换成粮票；又怕钱太少，又去生猪收购站把家里养的一头生猪卖了，总共筹措了３５元钱，给胜天作为路费。
1966年11月10日小胜天同雷存生等６个人，一大早就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像，精神抖擞地出发了。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又开办了第三期毛主席著作学习班。早上学习，中午和下午劳动，主要是修去北坡公坟的大路，晚上学习讨论。
1966年12月18日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又开办了第四期毛主席著作学习班，有贫协代表和一些老贫农参加。在学习期间，大队里的造反派也成立了战斗队，有〃翻江倒海战斗队〃，又有〃赤卫队〃。
1966年12月24日晚上大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提名侯玉才为革命委员会主任。红卫兵要打倒〃走资派〃、原党支部书记侯务田，〃保皇派〃、现任大队长侯卫国和贫协主席侯盖天，〃老后台〃老支书侯兴河，便糊了４顶高帽子给这４个人戴上，让他们游街、游巷、罚站。
1966年12月29日我收到了胜天从北京的来信，全家人非常高兴。胜天在信中说，他们的决心实现了，终于在１２月２４日步行走到了日日夜夜盼望着去的北京，受到红卫兵接待
站的热情接待和夸奖，让他们住宿在北京丰台区刘家窑的东铁匠营小学里，给他们发了饭票和乘车证。拿上乘车证，他们坐汽车、坐火车都不用买票了。胜天他们高兴极了，天天忙着学习呀，串连呀，宣传呀。他们听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接见过８次红卫兵了，便盼着、等着能在第九次接见时，亲眼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7年元月20日胜天却突然回来了。全家人都非常惊奇地问他：〃你们咋这么快就回来了，见到毛主席了吗？〃胜天说：〃没有。人家接待站的人说，周总理让给大家多解释一下，毛主席实在太劳累了，身体累坏了咋得了哩！春节将到，让大家赶快回家过春节，和亲人们团聚。再说交通越来越紧张，天寒地冻，家里人非常挂念。现在回去，还可以免费坐上火车的，以后交通越紧张，坐不上火车咋办，能走到家吗？所以我们没办法，赶快坐上不用买票的火车回来了。〃家里人都说：〃平平安安地回来了比什么都好！〃胜天拿出从北京买回的两条毛巾，一条给他婆，一条给他外婆，以作纪念。
1967年元月27日胜天从北京回来刚一星期，我便去街上照相馆联系，照了一张全家相，作为永久的留念。照这张相花了４元钱，我也是下了狠心的，因为这可是能买下一个人一个多月口粮的钱哩！。
第17节：农民日记（15）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这些十五六岁的学生娃，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的广阔天地炼红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合阳县开始较大规模地接收城里下乡的知识青年。合阳县的下乡〃知青〃，大多来自西安，主要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家在城里，而在农村有亲戚的人。父母为了让孩子有人照应，就把子女〃插队〃的地点申请到亲戚所在的生产队，而这些生产队的自然条件、生活环境相对要好一些。有人把这种情况叫〃返乡〃。我一个同学的女儿侯梨梨就属于这一类型。她父母在西安，姑家在路井乡。她就〃插队〃来到了路一大队，吃住就在亲戚家。
第二类是家在城里，且父母属于〃黑五类〃或者〃走资派〃的人。政府就以〃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疏散居民〃为由，让一家人全部迁移到农村。梁书乡就属于这一类型，他父亲解放前是西安的一个小手工业主，后来公私合营了，文化大革命中便受到批判。１９６９年，他和母亲、弟弟便来到了人地两生的合阳县甘井村。村里给找了一个住的地方栖身，然后一家三口就和其他社员一样，靠挣工分养家糊口。
第三类是到了〃上山下乡〃的年龄，按规定来到农村插队的人。这类人是绝大多数，往往一批下乡〃知青〃里就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类型的人。这些娃们在城里上学时一般同属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班级，插队落户时便被安置在一个地点，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区，像合阳县的甘井、鹅毛、桥头河乡镇等。农村干部一般给这类知青找几间房子当宿舍，男女分开住，自己做饭，自食其力，这就是所说的〃知青点〃。
前两类知青的日子要好过一些。第一类有亲戚照顾，第二类不管怎么说，还是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就是苦了第三类娃。这些乳臭未干的知识青年，在城里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惯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年轻人，到了〃知青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