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8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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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的诗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尤其在一些叙事功能较强的篇什中，对湖北或武汉风俗人情的描叙相当多，楚文化的俊逸洒脱在诗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例如他写到很多出自湖北或在湖北生活过的诗人：李白、孟浩然、杜牧、苏东坡、公安派三袁等；还写到长江汉水、东湖磨山、三峡、黄鹤楼等湖北名胜；还有极具特色、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文化，过往的客商等等，均有过动情的述说。无论是历史的追忆，还是现实的书写，刘安的诗都成了一个记载楚地文化的重要文本，它将独特的楚风人情以诗的形式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诗歌在成为文化的载体之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内蕴也得到大大的提升。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刘安对诗歌形式的领悟与掌握是颇具功力的。在这部诗集和他的上一部诗集《平衡集》中，既有短小精悍的哲理诗，如《春》、《夏》、《秋》、《冬》四部曲；也有分量较重的长篇叙事诗和抒情诗，如《家长里短》和《永远的代表》；既有诗意奔放的自由体诗，也有沿用旧词牌填写的古雅别致的新词，如《水调歌头》等；既有适合于谱曲歌唱的歌词体，如《为人四字歌》；也有新鲜活泼的民歌体，如《陕北汉子走汉口》，同时还有诗剧体诗《江海情》等。种种体式的运用，显示了刘安在诗歌创作上的自觉性和表达能力的多样性。
总之，作为一个诗人，刘安的审美意识是自觉的，对诗歌创作是特别执著的。他执著于永远热爱读者，永远不离生活的笔，书写着永远贴近现实的诗，实在难能可贵。从这个角度看，《放鹰集》可以说是一部对生活的真实存在进行深入思考的诗集，也是刘安在探索人生的前进途中放飞的理想之鹰。凭着他的这种执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鹰会越飞越高，前面是辽阔的万里蓝天！
书房夜未眠
■ 徐 鲁
发现的愉悦
据说，张爱玲晚年的生活是“隐居”式的，非常低调。但尽管如此，在她寓所楼下，每天仍有不少记者在游荡。有一个说法是：她家每天送到楼下的垃圾袋，都会有人去翻几遍，试图从中寻找和发现一点什么。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实在是有些恐怖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关张爱玲的佚文散简、甚至学生时代幼稚的课堂作文与练笔习作的挖掘与发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好像从未间断过，有不少人一直是乐此不疲的。他们真的是做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连一寸小小的纸头也不会放过的。最近又有消息说，张爱玲的一部原件本来已经丢失的稿子《同学少年都不贱》，也即将问世，有人找到了这部稿子的复印件。
对于挖掘者和发现者们的努力，有人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在为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发掘资源、积累资料，是一种基础工作，而且这类工作有渐成“显学”之势；但也有一些人对此并不以为然，尤其认为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猎奇搜秘的、乾嘉学派式的繁琐考证，实在是挖掘者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多大意义。特别是在作家本人，更是未必领情。张爱玲现在当然是“一瞑之后，言行两亡”，无法对这些做法提出什么抗议，而只有听人摆布了。但我记得，她在生前对此是有过抗议的声音的，只是那声音十分微弱，而且鞭长莫及，她已经无力去阻止什么了。钱钟书先生生前在给黄裳的书信里，也表达过对一些人拟搜集他的“少作”和佚文的态度，他说：“……弟老而无成，壮已多悔，放贾宝玉所谓小时候的营生，讳莫如深。兄不为锦被之遮，而偏效罗帏之启，薄情忍心，窃有怨焉。”在另一封信上他又写道，“……搜集拙作，弟坚拒不许。盖并世诸公，自识之无时，即已吐言为珠玑，掷地比金石，故数十年来片纸只字皆珍惜如头目，而自信可以寿世。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屣视之……他年弟身后有为此（指搜集少作与佚文）者，弟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唯含恨泉下。一息尚存，则掩耳摇手而已。……”（见黄裳《书之归去来·故人书简——钱钟书》）黄裳先生对此也深表理解，认为那些被好事者发掘出自己的“少作”或“集外文”的作家，有如被人抖落出了某些隐私一样，其尴尬的处境，“着实值得同情”。
然则世界上的事情，又总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有佚失的遗憾，就会有发现的愉悦；有删汰和割裁，就会有勾沉和辑补；有掩藏，就会有发掘；有丢失，就会有寻找。而后者，往往是能做到楔而不舍、终有所获的，所谓“只要寻找，就能寻见”，所谓“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在我的印象里，像上海的陈子善先生，北京的姜德明、李辉先生，四川的龚明德先生等，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心细如丝而目光如炬的“发现者”和“好猎手”。他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几十年来锲而不舍的发掘、发现和研究，而成就了各自的事业，奠定了各自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地位，取得了令海内外学人所艳羡的成果。
李辉主编的《人踪书影文丛》，不用说，也正是这样一套充满了“发现的愉悦”的读本。文丛共有六种：陈子善的《发现的愉悦》，李辉的《走进别人的花园》，袁鹰的《抚简怀人》，邵燕祥的《惟知音者倾听》，郁风的《巴黎都暗淡了》，赵丽宏的《壶碎了，诗还在》。六位作者都是当今的文化名人，有的本身就具有被挖掘和被发现的资源价值，何况他（她）们的周围与背后又有那么多值得去探究的文化朋友。有的则是以“寻找”和“发现”为事业，早晨一醒来即“走进别人的花园”，也许到深夜才能回到自己的书房。他们从一些被遮蔽了、被掩埋了和被丢弃了的旧纸碎片中，寻绎着和发现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毫光，也勾画出人与书的踪影和命运的路线图。他们所从事的是打捞沉船、发掘字纸、寻访远去的人踪和书影的工作。李辉有言：“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和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这些寻访“人踪书影”的作者们果然都是从最细微的踪迹入手，从一个纸条、一纸书简、一则日记、一张照片、一页手稿、一本旧书……入手，渐渐进入作家的生活与内心，进入某段历史现场，甚至进入一些书与人的痛苦的命运的漩涡里。这时候，仅仅用“发现的愉悦”和“走进别人的花园”来描绘他们的工作情景，显然是不够准确的了，倒是画家郁风笔下的“超载负重的心”、“巴黎都暗淡了”，诗人邵燕祥先生笔下的“血泪文章”、”惟知音者倾听”，还有散文家赵丽宏笔下的“黑暗中的访客”、“黑暗中的花”、“壶碎了，诗还在”……这样一些字词和语句，也许更能显示他们的工作的深入和他们所呈现的文字的分量。李辉说，“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的确如此。这不仅因为有他们扎实和质朴的文字，更有每本书里所呈现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图片、手迹、书影等等为证。每个人的文字和图片都在凸显着一种真实的亲历性，凸显着一种足以对读者、对后来人、对文学史和思想史负责的纪实性的史料风格。
阅读这些“发现之书”，看到他们这些最新的、细微的和独特的发现成果，也分享着和体会着他们这些真切的和持续不断的“发现的愉悦”，我同时也生出一些另外的想法，那就是开头所说到那种“恐怖”——我会忍不住替那些可怜的、已经故去的尤其是即将故去的老作家担忧：假如你们还有什么不想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或永远不想让世人看到的文字和秘密，那么你们最好趁自己一息尚存而赶快动手，彻底地、不留任何踪迹与线索地毁灭它们吧，无论是依靠水火还是碎纸机之类，而且一定要亲眼看到它们化为乌有才可放心释念。否则，如果像卡夫卡那样，把自己想要焚毁的手稿即使交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帮助处理，也是不可靠的，难免会被朋友偷偷截留下来，终至于流传于世。假如你们“不幸”而有此类文字流散于世，而且又“不幸”遇到了心细如丝、勤劳如蚁的陈子善、李辉（当然还有在这套丛书之外的姜德明、龚明德）们，那你们就算“死定”了！你们从此将无处可逃，即便是逃亡到了天涯海角，即便是潜藏到了牛津、哈佛的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里，或者是即便躲藏进了遥远的敦煌石窟里，他们也照样有本事如“宜将剩勇追穷寇”一样穷追不舍，直到最终把你“挖掘”出来“示众”为止。这也是许多作家和书籍、字纸所无法逃脱的一种命运。不只是现代作家有此等遭遇，其实古代的作家里面已有先例了。据说唐代诗人韦庄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愿望，曾费尽心机想从文学史上抹掉自己早期的一首诗作《秦妇吟》，然而一千多年后，这首诗还是被人从敦煌石窟里给发掘出来了。也就是说，就算你躲藏到了荒无人烟的千年古洞里，也会有人挖地三尺把你给挖掘出来！今天挖不出来不要紧，一千年、一万年后照样有人能把你给挖出来！你是小小的孙猴子，怎逃得出如来的手掌心？
梭罗是另类的
散文家梭罗是一个朴素的智者，一个勇于坚守自己的理想，并且敢于付诸行动的人。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理解力所栽培的东西，季节会让它成熟、结果。”他追求最简单的生活，以贫穷为富有。他说，“东西不会变，我们在变。如果我整天像蜘蛛一样呆在顶楼的角落，只要我有思想，世界仍然天高地阔，一如既往。”梭罗的精神导师爱默生曾多次和梭罗一起在森林和湖畔散步，他觉得梭罗像一尊“树神”，而梭罗说：“每当我思忖，日落之后，星星是怎样从山峦和树林的后面成群结队地慢慢升起的，我坦白承认，我想象不出更加奇妙、更富灵感的夜晚。”
梭罗付出毕生的心血去探索大自然的真义，去探寻那个“自然的我”。他相信事实总有一天会升华为真理。为此他宁愿像荒园和湖畔中的野草一样去生活，像蜥蜴一样在有阳光的墙边沉思，在巨石旁边倾听蟋蟀和螽斯的歌声，以自己亲手种植和收获的庄稼为食物。“自然母亲！”他说，“我觉得这个词最确切地表达了大自然的这个特性。”
梭罗的生平其实十分简单，就像他所提倡的简单生活一样。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在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城。他后来把康科德视为“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他的父亲是个小业主，梭罗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过制造石墨芯铅笔、刷油漆、木工和园丁等手艺技能。梭罗20岁时毕业于哈佛大学，然后回到家乡当了两年教师。他在学生时代认识了大作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爱默生，1841年便住到爱默生家里，又当门徒兼做助手，在爱默生的影响下开始尝试写作。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如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的著作，潜心钻研了来自东方的如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以爱默生所倡导的“自助”精神来思考人生、介入世界，渐渐形成了一套信仰自然、回归简朴的自然的生活准则与见解。
思考一旦成熟了，他就付诸行动。从1845年春天开始，他拿起一把斧头，独自跑进了远离波士顿的、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筚路蓝缕，住进了一栋他自己搭盖起来的、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小木屋里，开始了他的一段简易生活的实验。他后来这样记录道，“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展了。”他在那里种豆、捕鱼、狩猎、劈柴，也在那里观察、感受、体验、沉思，并把他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写成笔记。他独自在湖边生活了两年多。1847年才又回到康科德城，继续住在他的精神导师爱默生家里。
梭罗的书都是根据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写成的。早在1839年春天，他和他的哥哥两人就自己动手造了一条木船。这年8月，哥俩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划船漂流，获得许多航行的感受。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