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8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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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湘云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爱说话。“虽系闺阁弱女，却素喜谈论”，明明口齿不清楚，连“爱”、“二”都分不清，却总是高谈阔论，以至于连迎春这样的“呆木头”、“活死人”也发出怨言：“我就嫌他爱说话。也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咭咭呱呱，笑一阵，说一阵，也不知那里来的那些话。”一贯温柔和气、不言他人是非的宝钗，将她称为“话口袋子”，当香菱向湘云讨教做诗事宜时，湘云“越发高了兴，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这让宝钗不胜其烦，打趣她们是“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红楼梦》中，作者在对诸女子极尽赞美之能事，亦不忘写美人陋处。黛玉尖酸刻薄，宝钗心计深厚，妙玉、惜春孤僻异常，迎春懦弱迂腐，探春对生身母亲刻薄寡恩，惟有湘云的缺憾不在性格上或思想上，而仅仅在口齿不清，这种非本质的缺憾不仅不能削弱其魅力，反而增加了她的可爱程度。正如脂砚斋等在《红楼梦评》中所言：“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以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学）轻悄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之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儿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窑可也。”
爱笑、话多，是其性格外向、热爱生活的重要体现。史湘云虽然生于“绮罗丛”中，自幼失去父母，又无亲兄弟姐妹，在叔叔婶婶的家中不能做主，其光景比黛玉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在与袭人讲宝钗好处的时候说：“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妹，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如此卑微的愿望尚且不能实现，可见其处境之艰难。但她谈及身世也仅是眼圈红了一会，很快恢复常态，不像黛玉那样愁眉不展、泪珠长流。尽管环境恶劣，但是她不去想象甚至夸大自己的不幸， 以博取世人的同情，而是在逆境中充分地展示出自我个性，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了解其身世背景之后，越发让人觉得爱说笑是其可贵的品质。
史湘云性情直率，心直口快，无不能对人言，待人一片赤诚，并不因为对方地位卑贱而稍有怠慢，既热切地与香菱切磋诗艺，又与小丫鬟大谈阴阳变换的道理。在世故人看来，她不免显得幼稚，但对于那些厌倦了人间互相揣摩、相互倾轧的人来说，她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她爱憎分明，而且并不隐藏自己的好恶。她不满意黛玉的小性子，多次对她当面回击。她赞赏宝钗的宽厚体贴，也不仔细考虑黛玉、宝玉听了是否舒服，直接说出来。第67回，宝钗诸人撇下了姐妹，回家过中秋，她又在黛玉面前说出了对宝钗的不满。第49回，她对宝琴一见如故，不仅不嫉妒贾母对她的特别宠爱，而且对她给予真心诚意的赞美，考虑到宝琴对贾府内情一无所知，一见面就对她进行指点：“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顽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如此直白的言语令宝钗、宝琴、香菱、莺儿等人都笑了。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对宝琴的这种告诫不是出自宝琴堂姐宝钗之口，而是出自史湘云这个初识，的确令人惊奇，而这也可见湘云的心热嘴直。直爽，在宝钗等人看来固然是一个缺点，但这也正是史湘云单纯可爱之处。史湘云本是绝顶聪明的人，又自幼生于侯门，她岂能不了解豪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对贾府上下的各色人物她内心自有评判，她无法像宝钗那样一味做好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嘴直也让她吃过苦头，在听戏一节中，她脱口而出女伶官像林黛玉，惹出一场风波。而在众人盛赞宝琴的时候，她想到黛玉可能会再次生气，但汲取前次教训保持沉默，可见她并非全无心机，只是有时心机不够，这也不是她不能如此，而是她不屑如此。正因为她没有那么曲折细密的心思，她才能在险恶环境中发出爽朗的笑声。
湘云之娇憨还体现在其独特的情态之美上。
作者没有直接描写史湘云的相貌，而是着力刻画其音容笑貌，区别于对其他几个女性进行的静态描写，充分展示出其情态之美。《红楼梦》对人物的外貌多有描写，如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但是，作者对史湘云除了一句费人揣摩的“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之外，再不肯多言一句。曹雪芹在回避史湘云的外貌特征进行直接描绘的同时，多次向读者展现了湘云的性格特征情态之美。外貌之美是直接的、外在的，会让人初次见面时有惊艳之感，但外貌美具有稳定性，如果没有多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的配合，时间一长，不免让人熟视无睹了。曹雪芹可以对黛玉、宝钗、探春等举止娴静的女子进行静态描写，但对于史湘云这样喜好运动的人物，静则无法充分描绘其神韵，惟有通过具体而生动的情境，才能将其变化多端的情态之美展现出来。
她怪异的穿着充分展示了她的情态之美。人要衣装，佛要金装，适当的衣着打扮可以增加人的魅力，亦可以充分显示出人的性格特征。湘云是一个有独特审美情趣的人，她的穿着打扮一向另类，不同流俗。她可以将贾母名贵的大衣套在身上，用带子一扎，和丫鬟们一起玩打雪仗，这种乱穿衣的做派显示出其憨玩无度、不讲淑女风范的活泼个性。她更“爱做小子打扮”，“素习憨戏异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銮带，穿折袖”。她穿上宝玉的袍子、靴子，勒上额子，可以与他以假乱真，形同孪生。她也会将各种服饰进行搭配，制造出新奇的效果。芦雪庵作诗赏梅的时候，她“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本来已经很奇特了，她还要得意地向人展示里面的搭配：“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五色绣龙窄褙，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被黛玉说成是“孙行者”、“小骚鞑子”，可见其既有些异族气息又妩媚动人，既叫人觉得古怪又不由得赞叹，“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贾母亦说：“倒扮上男人好看了”。她这种别出心裁的穿着并非因有“性倒错”倾向，而是突破对女性服饰上的定规，追求别出心裁之美。所谓的男性或女性的穿着，原本就是一定历史时间内的固定认识，真正的对人合适的穿著，并不应该刻意强调性别，只要能充分将人的外形美显示出来即可。按照周汝昌的说法，当时的一些所谓女性服装都比较宽大，女性穿上后，毫无曲线美可言，而史湘云的这种打扮突出了她的女性曲线美，实际上更接近于现代女性服装的理念，比那些按照常规来进行穿着的人更能显示出女性的魅力。史湘云勇于摆脱流俗观念，以自己奇特的打扮向人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女性之美。在她之后，芳官、葵官也相继被打扮成俏丽小子的模样，李纨、探春等人虽不敢身体力行，但也将自己的丫鬟进行了男装化打扮。史湘云可以说引领了大观园世界一种新的服装潮流。而她所以敢于穿这么引人注目的衣服，展示自己个性的另一侧面，就在于她从不把陈规陋习放在心上，率性而为。
个性化穿着是人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而睡态则不是人主观意识能够控制得了的，这种无意识的行为更能显示人的天性。史湘云的娇憨之态，透过她的睡觉的姿态体现得淋漓尽致。史湘云一贯活泼好动，她睡觉也是不老实，透过宝玉的眼睛可以看到：“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豪睡可人”的史湘云与裹得严严实实的黛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脂砚斋评黛玉睡态为“可怜”，湘云睡态为“可爱”。第62回宝玉生日宴上，她多喝了几杯，醉卧青石板上，用手帕包芍药花瓣作枕头，“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醉中仍旧做着酒令：“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睡态已经不同寻常，她还在梦中做酒令，众人见了，“又是爱，又是笑”，爱其醉态淋漓、妩媚动人，笑其不拘小节、任性自然，这是《红楼梦》中最具有绘画效果的场面，这也成为红楼读者心中的经典片段。“看湘云醉卧青石，满身花影，宛若百十名姝抱云笙月鼓而簇拥太真者”。的确，她的这种风流妩媚之态只有贵妃醉酒可以比拟。此情此景，众姐妹尚为之倾倒，宝玉岂能不怦然心动？
可以说，史湘云的娇憨之态使她成为《红楼梦》中最具有女性魅力的人物。最为可贵的是，她的这种性格都是自然天成的，她既不因为环境恶劣而泯灭个性，也不为了适应公众舆论而刻意自我改造，她就像一棵白海棠一样，“也宜墙角也宜盆”，不管外在环境如何，顺应自然天性，活出真我的风采来。
追寻诗性的存在
■ 涂怀章
记不清是谁说过，画家不能像画一样漂亮，诗人却可以像诗一样美丽。我读《放鹰集》，感受到作者刘安同志的精神风貌，就想起了这句话。
他以诗的形式艺术地记录不寻常的心路历程，一方面显示了他对诗歌形式情有独钟，同时说明，诗歌已成为他生命的爱侣。他读读，写诗，用诗来思考，以诗来承载生活的意义。“诗”伴随他品尝人生百味，也引导他追寻诗性的一切可能。他以诗歌作为自我存在的方式，所以我在他的诗集里看到一个高大潇洒的身影。
刘安的诗多从现实中取材，采撷生活的花朵，挤出其芳香与色彩，处处透出浓重的生活气息。例如描述与朋友的鸿雁交往，春秋四季的遐思冥想，家长里短的闲情琐事，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真切感受。这些作品一再证明，诗人只有真正将社会生活纳入视野，其作品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长期坚持对生活的诚挚书写，使他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无内容的空洞抒情。我们明显地感到生活的诗性化，即生活的日常性在诗人的讲述中转变为一个个艺术化个体，诗歌创作与生活本身在他的手下得到了美妙的结合。当然，生活本身是平凡而琐碎的，如果仅仅将原生状态移植进诗歌，诗的超越性必受限制。作者还应该在有所感悟的基础上，按照特殊情思和审美需要进行开掘。刘安的诗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出色，他将诗歌的超越性、诗与日常生活的不可隔离性恰当地融汇起来，尽量提炼具有思考点的“典型”，从而把读者的思路带入更高层次，形成一种新的存在。比如写时事性很强的《这个春夏，没有硝烟》，歌颂的是非典时期战斗在第一线的白衣天使，“中国的四季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良知在岗/人道在岗……”，这就不是简单地描述个人见闻。再如在《愚人节》中，他写道：“如果水长骨头，山折腰/如果维纳斯双臂完好/如果蒙娜丽莎微笑退了潮/如果 如果狼真的来了/如果 那不是玩笑……”这就由一个普通的节日上升到人生的哲学高度；愚人节可以有很多假设，而生活本身却有它自己的逻辑。正是有了假设与现实的对照，生活的意义才得以突现出来——于是，在探索人生意义的层面上获得了更丰富的内涵。
刘安的诗歌多是人生经验与阅历的真实记录。他从不用华丽的词语包装情感，而是通过心灵的颤动自然抒发出来，以由衷之言震撼读者的心弦，朴素则成了深刻的另一种展示。多数表现作者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却很重视情感上所能具有的普泛化意义。既是对个人生命屐痕的拓印，又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情感负荷——所思所感，所爱所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