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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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说，精神如同躯体一样也会衰老。这种想法对于一个官吏而言是正确的，而并不适用于一个元老议会。　　　　
　　在雅典，除了最高裁判所之外，还有风俗和法律卫士　＇11＇　。在拉栖弟梦，所有的老者都是监督员。在罗马，监察工作是由两个特设的官吏担任的。如同元老院监督人民一样，监察员则必须既监督人民又监督元老院。监察员的职责在于重建共和国中所有已被腐化的东西，警示闲散者，谴责渎职行为，纠正谬误。至于犯罪则依法惩处。　　　　
　　罗马的法律规定，对通奸罪的控告应该是公开的，为的是保持风俗的纯洁，其用意至善至美。这使妇女们恐惧，也使她们对实施监督的人恐惧。　　　　
　　保持风俗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年轻人绝对服从老者。这会使双方都受到约束：年轻人为了尊重老者，而老人们也以此尊重了他们自己。　　　　
　　法律最具力量之所在，莫过于公民绝对服从官吏，色诺芬说：“莱喀古士使拉栖弟梦与其他城市不尽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特别要求拉栖弟梦的公民服从法律；官吏们一声号令，人们便向前奔去。但是在雅典，一个富人如果被人看做是依附于某个官吏的话，此人便会感到苦恼。”　　　　
　　夫权对于保存风俗也仍然起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已经说过，在共和国里没有像在其他政体下的那种强制力。因此，法律在此寻求其补偿，这种补偿的方式便是夫权。　　　　
　　在罗马，父亲对子女有生杀大权　＇12＇　。在拉栖弟梦，每一个父亲都可以训导别人的儿女。　　　　
　　罗马共和国灭亡后，父亲的权力也随之消灭。在君主国里，并不需要多么纯洁的风俗，只要求每个人都生活在官吏的权威之下。　　　　
　　罗马的法律惯于使青年人养成依赖的习惯，规定了很长的未成年期。也许我们沿用这个法规是错误的。在君主国里，人们并不需要如此多的约束。　　　　
　　在共和国里，这种隶属关系要求父亲一生都要具有管理子女财产的全权；在罗马就是这样规定的。但是这并非君主专制的精神。　　　　
　　第八节　　　　
　　在贵族政治之下　；法律如何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　　　　
　　在贵族政治下，如果人民具有道德水准，就将享受与贫民政治相差无几的幸福，国家也会强盛。然而，在贵族政治之下，人们的财产极少会是平均的，因此也无太多的品德可言；所以，法律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去鼓励宽容的精神，并尽力重建国家体制所可能丧失的平等。　　　　
　　宽容的精神在贵族政治下被称之为品德；他的地位就像平民政治中的平等精神一样。　　　　
　　如果说，围绕着君王们的显赫与豪华是他们权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贵族们表面上的谦逊和朴实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　＇13＇　。当他们不矫揉造作地显示高贵时，当他们混迹于民众之中时，当他们与平民同穿素衣时，当他们与民共享所有快乐时，平民便会忘记自己的贫弱。　　　　
　　每一种政体都有各自的性质和原则。因此，贵族国家就不应该将君主国家的性质和原则据为已有。如果贵族们拥有的个人权利高于贵族团体的权利的话，那便成为君主政体了。元老院应该拥有特权，然而，元老们也仅仅是受到尊重而已。　　　　
　　贵族政治的国家中有两个主要的致乱之源，一个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及其严重的不平等，另一个是统治集团成员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不平等。这两种不平等将导致怨恨和嫉妒。它们都应该在法律的预防和制止之列。　　　　
　　第一种不平等的主要症结在于：显要人物其特权的荣耀恰恰正是平民的耻辱之所在。罗马禁止贵族和平民通婚的法律　＇14＇　就是如此。这项法律的功效就是使贵族更为骄傲，也更为人们所厌恶。人们应该看看，民权卫士们是怎样在其演说里据此获取有利佐证的。　　　　
　　这种不平等的另一种情形是；公民纳税的条件与贵族大相径庭。有以下四种情形：（一）贵族有不纳税的特权；（二）贵族用欺诈的手段逃避纳税　＇15＇　；（三）贵族以担任公职所得报酬或薪俸的名义为借口而侵吞公款；（四）贵族把平民变为自己的附庸，从而分享他们从平民那里所征收的贡税。这最后一种情形并不常见；如果出现这种情形，这种贵族政府将是所有政府中最为残忍的。　　　　
　　当罗马倾向于贵族政体的时候，它却很好地避免了以上诸多的弊端。官吏们从不领受与官职有关的薪俸。共和国的显贵人物和别人一样纳税；他们甚至比别人缴纳更多的税；而且有时候只有他们才纳税。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他们不但不分享国库的收入，反而将他们能够从国库中分得的所有钱财，把幸运赐予他们的一切财富，全都分给平民，借以使人们宽恕他们享有的荣华富贵。　　　　
　　将钱财分发给人民，这在民主政治中是有害的，但是在贵族政治中却是有益的。这是一条基本准则。前者使人民丧失公民精神，后者使人们恢复公民精神。　　　　
　　如果不把国库的收入分发给人民的话，就应该让他们了解这些收入得到良好的管理。即便是以某种方式向他们展示这些收入，也会使他们从中得到快慰。在威尼斯陈列的那条金链子，历次凯旋中人们带回罗马展示的宝物，在农神殿里存放的珍品，实际上都是属于人民的财富。　　　　
　　在贵族政治下，尤为显著的一点，便是贵族不征赋税。罗马的第一等级贵族从不涉足税务。征税事务交由第二等级的贵族办理，即便如此，随之也会产生诸多不便。在贵族国家里，如果由贵族征税的话，所有的个人都要受到税收官员的支配，并没有高级的法庭对其行为加以纠正。负责肃清舞弊行为的人员反而乐意享受舞弊中的好处。贵族们会像专制国家里的亲王们一样，随意将别人的财产据为已有。　　　　
　　不久这种巧取豪夺便被视为世袭的家产，贪婪将随时扩大其意想财产的数额。征税将随之降低，国库的收入也随之减少，直至丧失殆尽。有些国家并没有遭受任何明显的失败，却由于这一缘故而衰败下去，不但使邻国惊骇不已，甚至使本国的公民也莫名其妙。　　　　
　　法律还应该禁止贵族经商。因为这种集最大利益于一身的商人，将垄断所有领域的贸易。贸易是一种平等人们之间的职业。然而，在专政国家中，最大的不幸则在于亲王们自己经商。　　　　
　　威尼斯的法律　＇16＇　禁止贵族经商，因为即使贵族们诚实经营，他们也可能获得超乎寻常的财富。　　　　
　　法律应该运用最有效的手段，使贵族公正地对待人民。如果法律尚未建立一个护民官职的话，法律本身就应该充当这一角色。　　　　
　　所有对犯罪行为的庇护使法律无法执行，也会使贵族政治趋于覆灭，而接近暴政的边缘。　　　　
　　法律应该随时抑制权势的骄横，应该设立一个临时或永久性的官职，借以威慑贵族们，如同拉栖弟梦的民选长官和威尼斯的国家监察官。这种官吏不受程序上的约束。这种政治需要非常激烈的“原动力”。在威尼斯，人们设置了一个石嘴兽，它张着嘴接受所有人的密告　＇17＇　。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一张暴政的嘴。　　　　
　　贵族政治的这些专制的官职与民主政治的监察官有某种相似之处。就性质而言，民主政治中的监察官也有其独立性。在其任期内，不应追究他们的行为，应给予他们信任，绝不能挫伤他们的勇气。罗马人是值得钦佩的；所有官吏　＇18＇　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监察官例外　＇19＇　。　　　　
　　贵族政治中有两种情形是极其有害的，即贵族太穷或太富。要预防其贫穷，最重要的是要他们及时地偿还债务。至于要节制他们的财富，则需要制定明智的、温和的规定。但不要没收其财产，制定分田的法律，取消其债务，那样会产生无穷的祸害。　　　　
　　法律应该废除贵族的长子继承权　＇20＇　，目的是为了不断地分配贵族的遗产，使他们的财富总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应该完全废除“替代继承权”、“遗产赎回权”，以及“收养义子”等陋规。君主国家中，一切使家族长久显赫的方法，贵族国家是绝对不可采用的　＇21＇　。　　　　
　　当法律使家族平等化之后，它的使命便是保持家族间的团结。贵族间的纠纷应该迅速加以解决，否则个人间的纠纷将会酿成家族间的矛盾。公断能够化解诉讼，或是防止争讼的产生。　　　　
　　最后要提到的是，某些家族出于虚荣心，以家族的尊贵或年代的久远显示自我，这种做法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应该被视为某些个人的弱点。　　　　
　　我们只需审视一番拉栖弟梦的做法就够了。我们将看到，民选长官们是怎样善于抑制君主、贵族和平民的弱点。　　　　
　　第九节　　　　
　　在君主政体之下，法律应如何与原则相适应适应　　　　
　　荣誉既然是君主政体的原则，那么法律就应该与这一原则相适应。　　　　
　　法律应该尽力扶持贵族。荣誉既可被称为贵族的产儿，也可被称为它的生父。　　　　
　　法律应该使贵族具有世袭性质，但不应成为君主权利与人民软弱性之间的界标，而应成为两者之间的纽带。　　　　
　　替代继承权将保护宗族的产业，这对于君主政体颇有使用价值，尽管它对于其他政体并不适宜。　　　　
　　遗产赎回权将使失去理智的亲长的过度滥用而丧失的土地得以恢复。　　　　
　　贵族的土地应该与贵族本人一样享有特权。君主的尊严与他的王国的尊严不可分离；同样，贵族的尊严与他的封地也不可分离。　　　　
　　这所有的特权应该是贵族所独有的，丝毫也不能给予人民，除非我们有意违背政体的原则，并且削弱贵族和人民的力量。　　　　
　　替代继承权会阻碍贸易；遗产赎回权会产生无休止的争讼；王国所有的土地会被出卖，至少在一年之中，以某种方式失去其土地所有者。伴随封地而产生的种种特权会滋生某种权力，这种权力会使容忍其特权的政府不堪重负。这些便是贵族招致的特殊麻烦。然而，这些麻烦与贵族的普遍作用相比便无足轻重了。但是如果将这些特权给予人民的话，政体的原则将毫无意义地受到冲击。　　　　
　　君主国允许人们将自己财产中的绝大部分留给子女中的某一个人。这种许可只有在君主国里是适用的。　　　　
　　法律应该维护与君主政体的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所有贸易活动，人民才能满足君王以及他的朝廷贪得无厌的奢求，而不至于毁灭自己。　　　　
　　法律在征收租税的方式上应该建立某种秩序，以免其手续比租税本身更为复杂。　　　　
　　繁重的征税首先使人民艰苦劳作；劳作使身心过度疲惫；疲惫使人产生怠惰。　　　　
　　第十节　　　　
　　君主政体中便捷的施政方式　　　　
　　君主政体比共和政体有着一个显著的优点。事物由单独一个人统领，实施起来迅速而便捷。然而这种便捷也可能流于轻率，所以法律应该使其放缓速度。法律不仅仅要维护各种政治体制的本质，同时还要矫正从其政治体制的本质中派生出的种种弊端。　　　　
　　红衣主教黎希留劝告君王国要避免准许人们集会结社而引起的种种麻烦；集会结社将会在所有的方面形成困难。黎希留本人不是心存专制主义倾向，就是满脑子专制主义思想。　　　　
　　在朝廷对国家的法律既缺乏熟知，其枢密院又仓促行事的情况下，君主的事物将丝毫得不到审慎的处置。此时司法团体对君主事务的稳健而缜密的处理是再好不过的了　＇22＇　。　　　　
　　如果官吏们以其拖延、申诉、恳求等手段，都无法遏止朝廷的道德规范，甚至君主的仓促决断，而当这些只凭借自己的骁勇的君主，以无限度的勇气和忠诚行使其权威时，更愿意给予无限度的回报。这样的国家怎能变成世界上最完美的君主国呢？　　　　
　　第十一节　　　　
　　君主政体的优越性　　　　
　　君主政体比专制政体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依据其政体的性质，在君主之下有与政体密不可分的许多阶层，这就注定了国家更为稳固，政体更为坚实，统治者更为安全。　　　　
　　西塞罗　＇23＇　认为罗马设立的护民官制保全了共和国。他说：“诚然，没有首领的民众在冲动时是异常可怕的。首领知道事情总会波及到他，于是便悉心思考。但是人民在感情冲动之时，已全然不知他们是在把自己投进危险。”这种看法可以适用于没有护民官制的专制国家，也可适用于君主国，君主国的人民拥有某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