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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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检校”的。尽管官府铜禁甚严，民间仍私铸出许多铜器，尤其是腰带和镜子。
煤的开采和使用这一时期更加普遍。元好问《续夷坚志》说，河南府渑池县产石炭，炭穴显露，兵士和百姓“随取而足用”。取出的石炭积累成堆，下面用柴火烧着，随即产生烈焰，冬天用来烤火取暖。河北磁州邯郸县路旁的酒铺，也以石炭“备暖”。南京城里许多“小民”家里都藏有石炭，用作燃料。当时烧瓷、炼铁等手工业也大量使用石炭作燃料。
女真族在建国前已经炼铁。金朝建立后，著名的产铁地区有云内州、真定府、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等。云内州盛产一种叫做青镔铁的铁器。近年，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曾出土金朝的七百多件铁器。辽宁省绥中县城后村金朝农村遗址也曾出土大批铁制农具。黑龙江省五道岭地区曾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金朝的铁矿和冶铁遗址。这些矿坑有十多个，最深达四十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在铁矿东、南、西三面的山坡上散布着五十多处冶铁遗址，遗留下很多炼铁炉、炼渣、铁块和铁矿石。这些实物证明，这里是一处以五道岭为中心的从开采、选矿到冶炼的一连串生产过程完整的冶铁基地。在上京故城也曾发现过炼铁炉的遗址。
制瓷——制瓷业是金朝比较发展的手工行业之一。女真族在建国前，生活用具“惟以木刻为盂，楪髹以漆（髹音作xiū），以贮食物”。金朝建立后，辽、宋阳境内的瓷窑陆续恢复生产，女真族内地也开始建窑烧瓷。徐州萧县白土镇，北宋时邹姓窑户曾担任“白器窑户总首”，拥有三十多窑，工匠数百人。金熙宗时，这里的瓷窑继续生产。近年在白土镇发现一件瓷瓶，瓶上刻划着“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等铭记，表明在一一四一年前后，这里的民间制瓷业已相当发展。世宗以来，各地原有的瓷窑得到逐步恢复。著名的瓷器产地有钧州、耀州、真定府等。钧州的瓷窑烧造一种叫做“钧红”的器皿，象玫瑰一样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色彩复杂。钧瓷一般为民间所用，至今传世较多。耀州瓷窑以生产青釉器为主，纹饰大多印制。定窑的所在地真定府，是《金史·地理志》唯一载明生产瓷器的地点。这里所产资器可能主要供宫廷和贵族享用。抚顺大官屯窑烧制黑釉器，产量很大，其产品在东北各地遗址中都有发现。瓷窑的规模也很大，奉圣州永兴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以容纳五百人。烧瓷的技术也不比宋朝落后。耀州窑的一处遗址，面积达五百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窑炉作马蹄形，用耐火砖砌成，并在表面涂有耐火泥。烧窑的燃料已经广泛使用煤。金朝准许民间经营瓷窑，官府在各瓷窑所在地委派“抽分官”抽税。
造纸和印刷——河东南路所受战争创伤较轻，造纸、印刷业较为发达。稷山竹纸、平阳白麻纸曾经闻名一时。中都、南京、平阳、宁晋是金朝的刻书中心。《金史·地理志》记载，平阳府物产有书籍。官府在这里设置专门的出版机关，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平阳一带的官僚、地主“家置书楼，人蓄文库”。绛州平水县著名书坊称“晦明轩”，曾刻宋人文同《丹渊集》四十卷及《通鉴节要》等书。中都的国子监刻印经史等大量书籍，发给各地学校，称为“监本”。官营或民营的刻书作坊也都刻印大批书籍。著名的赵城《大藏经》，共七千一百多卷，由民间集资雕造，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印成。
金朝刻印的书籍，很少流传到宋朝。宋朝人称金朝的书籍为“北方板本”，有时按术板的材料称呼，叫做“北地枣本”。
火器制造——金朝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生产技术，可以说与南宋并驾齐驱，在北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世宗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郑村中社的李姓猎户，将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将药线点燃，“药火发，猛作大声”，因而捕杀了狐群（元好问：《续夷坚志》）。这种火罐不仅具有燃烧的性能，而且带有爆炸性。以后，在对宋、蒙的战争中，金朝的工匠自己生产出大批铁火炮。这些炮外形象匏（音袍páo）口小，用生铁铸成，厚二寸，作战时发射后，声如霹雳，震动城壁，威力很大（宋赵与：《辛已泣蕲录》）。铁火炮后来又改进为“震天雷”，用铁罐装丄火药，用火点着，据说，“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音弱ruò）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还有“飞火枪”，用纸十六层做筒，简中装上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用绳缚在枪头上，临阵时点着，火焰喷出枪前十多步。蒙古军在与金军作战时，最惧怕这两种火器（《金史·赤盏合喜传》）。金朝工匠在火药应用和火器制造方面的努力，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造船——金朝船舶制造，比南宋较为落后。但由于内河航运、海上交通和战争的需要，造船技术仍然在北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官吏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张中彦设计的“小样”（模型），不过几寸长，不用胶漆，而头尾用“鼓子卯”自相钧带。按照这件“小样”造出巨舰以后，本来要调发附近州县的百姓来拖曳入水。张中彦召集了几十名役夫，把巨舰附近的地势修治倾斜，然后取新的秫秸，密布于地，再以大木限其两旁，于凌晨霜降地猾，率领役夫将巨舰滑曳到河中（《金史·张中彦传》）。金朝的工匠还设计了一种适宜于北方严寒季节在河道中行驶的船只。蔡珪《撞冰行》诗：“舡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中州集》）这种专用撞冰的船舶，是近代破冰船的雏形。由于造出了这种撞冰船，过去船夫在寒冬“扬锤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的艰苦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都水监吏人著有《河防通议》一书，书中“造船物料”节，详细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在“装船斤重”节，还详细地记载了不同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载量。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的造船技术较前有所提高。
商业 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金朝商业日益繁盛。金朝建国初年，各地的商业发展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当女真族原住地涞流河流域还是“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的时候，燕京三市已经“陆海百货，萃于其中”，贸易相当发达。以后，由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促使各地商品交换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城市和行、市——中都大兴府在海陵王正隆间成为国都后，水陆交通发达，人口猛增。中都皇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外城三十多里。《金史·地理志》记载，大兴府共有二十二万九千多户。以每户五口计算，约有一百万口。中都在金初商业就已较为发展，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城内“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世宗时，商业更为发展。
南京开封府本是北宋都城，海陵王曾在南京营建宫室。世宗时，相国寺仍旧每月逢三、八日开寺，商贩集中在此贸易，宣德楼门下“浮屋”中买卖者甚众。一一五二年，共有二十二万五千多户。以后到章宗泰和时，又增加到七十四万多户。
其他城市，如成平府、东京辽阳府是“商旅所集”之处。河北相州“人烟尤盛”，城内秦楼街十分繁华，食店、酒楼甚多。河东上谷是进入山西的交通要道，这里“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家，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音柱zhù）”。“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成为商品集散地之一。据世宗时出使金朝的宋人记载，从黄河汤阴县以北，州县开始有城壁，市井繁盛，胜过河南。
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市令司，委任市令一员，正八品，市丞一员，正九品，职责是调整市场物价，监督商人使用的度量权衡和百货的估价。除中都设市令司以外，东京、南京、太原等地也设此官职。金朝城镇商业中的行，见于记载的有油面行、布行、银行等。参加同业商行的商人称为“行人”，同业商行的首领称为行头和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垄断本行的商业和控制小商人。
一般行人除受行老和引领的压榨外，还要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在商行中“强市”。金朝接待宋朝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的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见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
院务和商税——金朝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正、副使和都监各一人，负责征收商税、巡察逃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和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因此，在一一六二年，世宗下令罢诸关征税。一一八○年，规定商税法，凡金银百分征一，其他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税率逐步提高。一二○七年规定，小商贩贸易的货物征钱百分之四，金银征百分之三。中都的商税额，世宗时为十六万四千多贯，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一万四千多贯。
货币——世宗时，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促使铜钱、交钞逐步增加发行量，同时，银铤的使用也日趋加多。
一一七八年，金朝在代州设监（后名“阜通监”），铸“大定通宝”铜钱，年产一万六千多贯。一一八七年，又在中山府曲阳县设利通监。以上两监，每年共铸钱十四万多贯。
因为官府掌握的和流通领域中的铜钱较多，世宗时交钞的发行量不大。一一八九年，有的官吏认为，交钞的使用有利于商旅远行，但每期交钞只能行使七年，不利于周转，因此建议朝廷废除“七年厘革之法”，使民间能够长期使用，如果交钞上的文字磨灭，允许到各地官库纳旧换新。
世宗时，国库积存大批金银，约可折钱一亿贯。这时，白银作为货币来使用还并不很多。但官府已经将白银铸成银铤，每铤重五十两，值铜钱一百贯。民间往往将银铤截凿成小块，流通支付。
榷场——金朝和宋朝、西夏以及北方少数族的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榷场这一渠道。设置在宋、金分界线上的榷场，有泗、寿、颖、蔡、唐、邓、凤翔、秦、巩、洮、息等州府，还有专为宋人海上贸易准备的密州胶西县。设置在北边的榷场，最初有燕子城、北羊城，后来有庆州朔平、净州天山、丰州、东胜州、辖里尼要等。设置在金、夏边界的，有绥德州、保安州、兰州三处。各处榷场，根据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废置不常。金朝在各处榷场派出场官，“严厉禁，广屋字，以通二国之货”，每年所收税息，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的收入。金朝从宋朝购买的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就要费银三十多万两。金朝官府从西夏、北方少数族输入的货品主要是马匹。大定时，金朝泗州场，每年收税五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万多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时每年收税三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二万多贯。
（三）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起义
当金朝处在奴隶制度统治下，奴隶主要扩大财富的占有，就必然要发动战争去掳掠奴隶，不断扩大奴隶的来源。而在封建的租佃制发展后，扩大土地占有，以剥削农民，便成为女真贵族主要的剥削手段。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金朝封建主不断地展开了土地的掠夺，并且不断地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剥削。
一、土地掠夺
占夺民田 转化为封建主的女真贵族，通过多种途径，大规模地掠夺土地。常见的现象，是所谓“豪夺民田”，即依仗权势，非法强占女真和汉族人民的田地，据为己有。租佃制的发展，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中，出现了“富强丁多者”和“贫难者”的分化。女真贫困户不能自存，便只有出卖田地给“豪民”。女真贵族地主通过买田，不断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贵族地主也还依仗权势，在官府授田时，占据上等的良田、腴田（肥田），而把贫瘠的田地拨给女真的贫民。
多占官田 女真贵族地主还使用各种手段，多占官田。女真旧制，牛一具、民口二十五，授田四顷四亩，但官员贵族却可恃势多占。世宗对左丞完颜襄说：“卿家原来只七具，现在定为四十具，你们还不愿意。”可见完颜襄占田早已超过四十具，即一百六十多顷。定制以外，朝廷还有对贵族的“赐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