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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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业的几个中心北宋，“监本”书大半在杭州刻印。当时人评价：木板书以杭州为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版，取其易成而速售，但不能持久。东京印板，不比杭州差，但纸不佳。上海博物馆藏有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所用的铜板，证明当时民间也已掌握了雕制铜板的技术。
沈括《梦溪笔谈》记有仁宗庆历中，布衣（平民）毕异发明活字板的事迹，办法是：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烧硬。先设一块铁板，板上敷匀药品（松脂、蜡、纸灰等台制而成）。印刷时，把铁制的框子放在铁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胶泥活字，制成一板。再用火烤板，使药品熔化，用另一平板从上面压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冷却后，就可用墨印书。毕昇也用木头刻过字，但木材纤维有伸缩性，沾上水后会膨胀起来，排板时就高低不平，而且和药粘连一起，不容易弄掉，不如泥字方便。毕异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木，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三、兵器制造业的进步和火药的应用
北宋初年，由于作战的需要，对兵器制造极为重视。东京南、北作坊每年制造涂金脊铁甲等三万二千副，弓弩院每年制造角弝弓（弝音霸bà ）等一千六百五十多万张，各州作坊制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多万张，数量极大。又设广备攻城作，领有火药、猛火油等十一个作坊，制作之法，严禁外传。
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北宋发展到新的阶段。恩格斯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①北宋已经利用火药制造燃烧性的火器，随后逐步制造爆炸性的火器。曾公亮《武经总要》还记载了制造火药的三个详细配方。宋初，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灭南唐时，用过火炮、火筋。一○○○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火箭、火球、火蒺藜。一○○二年，冀州团练使石普说能制火球、火箭，曾由真宗面试。据《武经总要》记载，火箭是“施火药于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火鹞（铁嘴火鹞、竹火鹞）、烟球（烟球、毒药烟球）是点燃后用炮放。火炮用于攻城，蒺藜火球使敌骑受伤，毒药烟球使敌人中毒，口鼻出血。
四、矿冶、纺织、制瓷等业
矿冶业——北宋初，各地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统治阶级，首先是皇室贵族，要搜括大量金、银。仁宗皇祐时，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多两。英宗时，金减九千，银增九万。铸钱所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宋太宗时，凡出铜的地区，一律禁止民采，全归官铸。仁宗皇祐时，铜年收五西十万多斤。韶州岑水场，仁宗时开发铸钱，有工匠十多万人，规模很大。铸钱需用铅、锡混合铸造。仁宗时，铅年产九万多斤，锡三十三万斤。英宗时增开矿冶，铅增产二百万斤，铁、锡共增百余万斤。
铁主要用于铸造兵器、农具。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是北宋著名的冶铁地。仁宗皇祐时，全国每年得铁七西二十四万多斤。汉朝已应用石炭，北宋多数冶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以增高炉温，加快冶炼的进程。据苏拭说，徐州利国监用石炭“冶铁作兵，犀利胜常”。冶铁炉的鼓风设备有所革新，鼓风器由皮囊改为木风箱，风箱体积可以造得很大，不像过去用皮囊受到皮革大小的限制，同时装置牢固，可承受较大的压力。这种风箱的装置，见于《武经总要》。
北宋时，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开采情况不详。《梦溪笔谈》最早记录了石油这一名称。
纺织业——纺织业从来是技术比较发达，生产比较广泛的手工业部门。不仅有官营和私营的大批作坊从事纺织，广大农村的劳动妇女也无不纺织布帛。征收布帛，是宋朝赋税的一个重要项目。
北宋丝织业以两浙、川蜀地区最为发达。开封设绞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有“衣被天下”的称号。麻织业集中在成都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西路广泛种植芒麻（苎音柱 zhù），农民妇女都善于织布。麻布产量比唐代大有增加。
东京有宫营的染院，也有民营的染坊（如“余家染店”），还有推车染色的手工业者。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唐朝的印染技术，到北未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音协 xié）”（印花绸）。
制瓷业——北宋制瓷业普遍发展，有突出的成就。不仅供贵族使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瓷器，为民众广泛使用。开封官窑、汝州汝窑、禹州钧窑、定州定窑生产的瓷器最为著名。
造纸业——随着印刷术的发达，民间的造纸业发展很诀。造纸用的原料，种类很多。川蜀用麻，北方用桑皮，沿海用苔，浙江用麦秆、稻秆、嫩竹、油藤。造纸的技术也更加进步。徽州黟（音一yT）、歙（音舍shè）两县生产的纸张，五十尺为一幅，匀薄如一。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砑音亚yà），制造成精致的色笺，用来写字、作画。
制盐业——北宋制盐，主要有晒盐、煮盐两种。晒盐的主要产地是解州安邑、解县境内的两个盐池，因此也叫池盐。煮盐法各地不同。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西六路的沿海地带，煮海水为盐，俗称煮海。河东、陕西、河北路的一些地区刮取咸土煎煮为盐，称煮咸卤，盐叫土盐，主要产地在并州永利监。成都和梓、利、夔州，凿井取卤，煎煮，称煮井，盐叫井盐。此外，阶、凤等州土崖之间也产盐，称崖盐或石盐。
五、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
北宋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大多集中在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作坊。城乡有不少个体小手工业者，从事简单的劳动。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仍然像汪洋大海，分布在农村。
官营手工业作坊——北宋朝廷和皇室消费的大批器物，以及军需武器，都由朝廷专设的手工业作坊制造，设有专门机构如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管理。军器监的东、西作坊共分五十一作，有工匠七千九百多人，专门制造各种军事物资。少府监专管皇室用品的生产。将作监管理土木建筑。各地官府也都设有官营的作坊。
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中，有从军队调来的有手乏的人，称为“军匠”，仍隶名军籍；有从民间招募来的工匠，由官府支给雇值（工钱）和食钱；还有从民间征调来轮流服役的工匠。作坊的监宫和作头，经常“减刻”工匠的雇值、食钱，工匠的生活极为艰苦。制作的器物，要勒记工匠的姓名，由官员检查优劣以定赏罚，工匠因此又要遭到各种压迫。工匠负担沉重的劳动，又遭受残酷的压榨，往往被迫逃亡，或奋起杀作头监官，进行反抗。
私营手工业作坊——规模较大的是采盐和冶铁。盐业除官营外，又有官督私营，或私营而由宫府专卖。地主豪商则私开盐井，生产私盐。文同《丹渊集》记载，陵州开私盐井的豪民，一家有七、八井至一、二十井，雇佣工匠二、三十人至四、五十人。每井工匠约四、五人。工匠都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交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赁力”，“与主人营作”。工匠不堪主人的压迫，往往群起反抗，“算索工值”，或投别处为业。这个记载说明，私盐井的工匠对主人，不存在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但遭受着残酷的压榨。工匠多是逃亡的农民或“罪犯”，用改变姓名的办法逃避户籍和刑法。这些私井，也随时都有遭到封建王朝依法处置的危险。
私营的冶铁业，由朝廷专设的“监”、“冶”管理、控制。著名的徐州利国监，有三十六冶（冶铁炉），每冶各百余人。据说当地农民多会锻铁，但利国监的工匠仍多是“饥寒亡命”，即逃亡的农民。占有铁炉的冶户是 拥有巨万财富的富豪大家。登州铁冶户姜鲁等十八家，都拥有大批田产。冶户对工匠的剥削相当残酷，工匠对冶户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随着制瓷业的发达，各地出现大批烧造瓷器的小型民窑。如徐州萧县白土镇有民窑三十多窑，陶匠数百人。大抵只是十多名工匠生产的小窑。窑户多邹姓，有“总首”即总头目管理，可能是与“行头”相似。徽州有的造纸作坊，也雇佣了数十名工匠，有荡料、抄纸、焙纸等分工。
城乡个体手工业——城市和集镇的个体手工业工匠，大部分来自农村，一部分是从各个阶层中分离出来的贫民。东京有所谓“百姓绣户”。朝廷裁造院绣造不及的物色，交给绣户绣造，支给工钱。一○一二年，真宗下沼：裁造院对西姓绣户“不得抑勒差配”和减刻工钱。说明官府常用强制的办法压榨绣户。吴曾《能改斋漫录》已载：临川入伍十八，自制纱帽，在东京街上售卖。东京街巷又有木竹匠人，叫作“杂货工匠”，和各种杂作人夫，候人呼唤“修整屋字，泥补墙壁”。这些工匠主要还是临时性的服役，或者从事修理加工，并不生产手工业产品。
北宋农村中还有一些有专门手艺的个体手工业者，在当地制造产品，或短暂地外出到他乡，为人纺纱、打银、修甑（蒸锅。音赠zèng），工毕后仍回本材。他们是牢固地粘附在土地上的个体手工业者，自有生产工 具和一小块耕种的土地。
家庭手工业——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中，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北宋王朝强迫农民交纳布帛作赋税。农妇纺织的布帛，绝大部分作为赋税被剥夺。向地主借高利贷，也用布帛抵债。至于丝织的绸绢，全部被贵族地主们剥削。张俞《蚕妇》诗：“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中，讫身罗的者，非是养蚕人。”养蚕人是穿不到罗绮的。作为农民副业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主要是用来偿付租税和高利贷，少量剩余供自己需用，基本上还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只有少数有余力的自耕农，偶尔以少量的粗布，或扎一些箕帚，造一些小农具等，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交换。
北宋时，一些地区出现了以从事纺织为主的民户，叫做机户。仁宗时，样州已经有几千家机户。一○三三年，宋朝规定：机户每年纺织的绞，只能自卖三分中的一分，其余二分要由宫府收买。由于宫府压价买绞，机户消折本钱，不能生活，因此请求官府减少买绞数的一半。封建宫府的种种压迫和剥削，使机户难以获得发展。
（三）商业的繁荣
宋朝的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的阻隔，为商业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提供了条件。以首都东京为中心，北方和南方都形成了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农业中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化，增加了商品交换的需要。
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贸易也渐繁盛。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要地位的宋代社会，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一、城市和集镇
城市——东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太宗时，开封府十六县，主、客户近十八万户。这个数字显然低于实际状况。住在东京城内的，还有皇室、贵族，往来的官僚、商人，到京都货卖的个体手工业者，沿街叫卖的小贩，以至贵族的奴仆等大量不在户籍的人口，驻守京师的禁兵也不在户籍。太宗说，东京（开封）养甲兵几十万，居民有西万。又有人说，东京比汉唐的京都，民户增加十倍。这些都是估计的大概数字，但也说明东京人口十分稠密。真宗时，都门之外，居民甚多，又在新城外八厢置厢吏统辖，实际上是扩大了城区。
唐朝长安，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只限于东西两市。五代至宋，东京逐渐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九六五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前的夜市不禁。商业贸易活动也放宽了时间的限制。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如潘楼街南，多是真珠匹帛香药铺席。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据说“每一交易，动即千万”。潘楼酒店下，买卖衣物书画珍玩。东去十字街有竹竿市。马行街北，多医官药铺。东西两巷，是大小货行，手工业作坊。十字大街，每五更点灯，天明即散，叫做“鬼市”。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诸班直军营相对。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大相国寺有瓦市，每月开放五次（一说八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