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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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祖在按出虎水完颜部居地誓师建国，这一地区称为“内地”。金太宗在此建立都城，称会宁府。一一二五年，建造乾元殿。殿外四周栽柳，殿内砌火炕，君臣杂坐炕上议政。金朝皇帝和勃极烈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的统治。会宁府成为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
汉官制度——金太祖侵占辽东时，废除辽法，“一切依本朝制度”。一一二二年，南侵燕云汉人地区，开始改变旧制。十一月，向燕京进兵前，下诏给燕京官民说：“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十二月，辽中书令、知枢密院事左企弓等归降。金太祖命左企弓等仍任原职。天会元年（一一二三年）正月，辽辽兴军节度使兼汉军都统时立爱降金，向金太祖献策“招抚”所部军民。金太祖再次下诏说：“应在役大小官员，皆充旧职”。金兵自燕京掳掠而去后，在广宁府置中书省、枢密院，仍令左企弓统领。诏令“应此路事务，皆取决枢密院”。五月，张觉在平州起兵，杀左企弓等。金太祖改派辽降臣刘彦宗知枢密院事，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封侍中。
金太宗即位后，宗望领兵攻打平州。面对着汉族人民的反抗，难于统治，宗望奏请金太宗，在攻取汉地时，由刘彦宗参与谋议。汉人州县政事，全委刘彦宗管理。天会三年（一一二五年）十二月，再度攻下燕京后，枢密院也迁移到燕京。燕京一品以下的官员，都由刘彦宗承制授官。
面对着领域的拓展和汉族人民的反抗，勃极烈完颜杲、宗干等建议金太宗，在汉地改变女真旧制，采用汉官制度。一一二六年，金太宗正式宣布官制，在汉地建尚书省及尚书省所属诸司府寺。一一二八年，刘彦宗死。金太宗任用随从宗翰侵掠山西有功的西京留守韩企先，代替刘彦宗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一一二九年，升尚书左仆射兼侍中，成为汉地的宰相。韩氏是辽朝汉人大族韩知古的后裔，在辽朝统治下的汉人中，有着强大的社会势力。燕云州县都由韩企先为首的汉官去统治。
金太宗时期，逐渐形成类似辽朝南、北面的政治制度，但采用汉官制度还只局限于燕云地区，政治权力仍集中在金朝的朝廷。这显然还只是金朝深入南侵过程中，为了维持汉地的统治而采取的暂时性的措施。它还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长期的固定的制度。
金太宗初年，急需收罗大批汉族士大夫统治新征服的汉族州县，在一一二三年十月，一一二四年二月、八月，连续三次考试进士。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词赋考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考经义、策论各一道。录取进士不定额，考试也不定期。一一二七年，占领河北、河东后，官吏多缺，根据辽、宋旧制的不同，金太宗下诏对南、北士人各以所习之业取士，称“南、北选”。金太宗用这个办法，吸收了大批汉族士大夫担任州县地方官。
立齐国——金太宗灭亡了北宋，俘掳徽、钦二帝北还。在汴京立宋朝的降臣张邦昌作皇帝，号楚国。南宋建立后，张邦昌投附宋高宗。一一三○年三月，金军再次攻占汴京出兵前，金太宗下诏给宗望、宗翰说：“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宋济南知府刘豫在一一二八年降金。一一三○年九月，金朝立刘豫为齐国皇帝，降金的来太原知府张孝纯作宰相，建都大名府，仍号北京。不久，迁都东平，称东京。两年后，又迁到宋东京开封，称汴京。
金太宗立刘豫的诏书说：“今立豫为子皇帝（儿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金朝把北宋统治下的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儿皇帝刘豫去统治。刘豫的齐国只是金朝的一个属邦。在这个属邦内，基本上仍然实行着北宋时的政治制度。
这样，金太宗时期在金朝统治下的三个区域里，实行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成为女真官制和辽，宋官制同时并存的局面。
军事制度 金太宗时，在几种政治制度并存的同时，军事制度也随着战争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变动。
金朝建国前后，从女真部落氏族的猛安、谋克制形成的军事制度，在金太祖、太宗时期，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起初，金太祖征服女真和周邻各族的部落，即把各族军兵编入女真猛安、谋克部统领。女真兵因而从不满千人迅速发展到数方人。金太祖征服辽东京道时，开始设立咸州军帅司和南路都统司，统领军兵。把被征服的渤海军编为八猛安部。征服奚族时，又设奚路都统司，后改名六部路（奚分六部）都统司。又把契丹遥辇九营编为九猛安部，归六部路都统司统辖。侵占辽上京道和泰州一带后，也各设都统司，每司统领五、六万人。金太祖建国后，征服辽朝时期的基本状况是，对待契丹、渤海、奚等族的大批降兵，已不再象初期那样编入女真族的猛安、谋克部，而只是依照金朝猛安、谋克制的名义，各自编组成军，由都统司的女真贵族统领。
金太祖攻掠燕云，对待辽朝投降的汉军，又采取了新的措施。《金史·百官志》说：“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和政治制度上采取汉官制相似，在军事上也采用了汉军的旧制，即仍然维持汉军原来的编制，由汉人降将统领。金太宗再次攻掠燕京，以刘彦宗知枢密院事兼领汉军都统。刘彦宗统领汉军随从宗望去侵掠宋朝。原属辽朝的汉军成为金朝军队中一种特殊建置的军队。
金太宗时，宗望、宗翰、宗辅等攻掠中原和陕西时，对待北宋的降将，基本上采取“仍官旧职”的政策。汉军投降，仍依汉人军官制度授官。如宗辅军至泾州，宋将张中孚投降，金朝任命他为镇洮军节度使、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刘豫的齐国建立后，中原和陕西的降军即归刘豫统领。齐国的军队基本上仍依北宋的建置。
金太宗时，随着南下灭宋，军队迅速扩大。军制的状况，大体上类似官制状况，即因不同地区而有所不同。但是，金朝奴隶主牢固地掌握着军权。各地的军队都要由金朝朝廷指挥调遣。适应着加强军事集权的需要，金朝中央对军事统帅也模仿辽、宋的制度。金太宗出兵灭辽时，以谙班勃极烈为内外诸军都统。一一二五年，金太宗侵宋，另设元帅府，由都元帅，左、右副元帅指挥军队作战，各军还设有左、右监军，左、右都监。金太宗改革勃极烈制度后，由右勃极烈宗翰兼都元帅。左、右副元帅也由勃极烈或女真奴隶主贵族的主要将领充当。各路金军设都统，在元帅府指挥下，统领本路军作战。
经济制度 金太宗时，在经济制度方面，也采取了若干新措施，在金朝内地，主要是受田、赋税、区别平民和奴隶。燕云和中原地区仍保存了原有的封建制。
受田和赋税——受田是女真奴隶制关于土地占有的基本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奴隶主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制度规定，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二十五，即受田四顷零四亩。所谓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部落、氏族的平民。奴隶主占有奴隶和牲畜越多，就越可合法地多占土地。对外作战中，奴隶主掳掠奴隶和牲畜，也就成为扩大土地占有的必要条件。但土地占有的扩大，也是有限度的，即占田不能超过四十具。依此限度，一个大奴隶主，有牛一百二十头，民口一千，就可占有土地一百六十多顷。
和封建地主不同，金朝女真奴隶主不是依靠占有土地的多少去剥削农民和奴隶，相反，而是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来确立对土地的占有权利。随着掠夺奴隶的增加，女真原居地的土地必然要不足耕种。金太祖即陆续把女真人迁徙到新占领的地区。一一二一年，金太祖从各路猛安部中，抽取民户一方多，迁到泰州屯种，命令原来居住在按出虎水的谋克婆卢火去作都统，赐他耕牛五十头。这就是授给他牛具十六、七，即六十多顷的土地。婆卢火以下的一批女真贵族，也迁到泰州，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主。
金太宗时，继续实行这种受田制度，并进而确立了赋税制。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太宗下诏说：“今年大丰收，没有贮蓄，怎么备饥荒？命令每牛一具，纳粟一石。每个谋克部置一仓库贮存。”一一二七年九月，又下诏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金朝的受田制既然是依据牛具的多少，赋税的征收也不是依据田亩或人口，而是以牛具为单位，所以又叫牛头税。这种赋税制，显然主要是奴隶主的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的粮税。从事耕作的奴隶一无所有，他们还不是征税的对象。
民户的迁徙——随着金朝内地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的土地耕作，也更需要民户当劳力。金太祖、太宗，在把女真人迁往新占领地区的同时，也还继续地把契丹、汉人迁到金朝的内地。金朝奴隶主在灭辽的作战中，曾经掳回大批的契丹、汉人作奴隶。金太祖下诏，禁止对已经投降的百姓掳掠。对降附区的人民，采用强迫迁徙的办法迁到内地。如山西州县的居民，被大批迁到上京以至浑河路。上京地区的居民又被迁到宁江州。平州人民的反抗被镇压后，润、隰、来、迁四州的人民被迁徙到沈州。这些被迫迁去的居民，“艰苦不能自存”，被迫卖身给女真奴隶主作奴隶。金太宗曾下诏，禁止权势之家买贫民为奴，又规定卖身为奴者，可以用劳力相等的人赎身。但实际上，这种赎身的可能性是很少的。被迫迁徙的汉族居民，不能不大批地沦为奴隶。
燕云和齐国旧制的保存——金朝奴隶制的扩展，不能不遭到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被迫迁往上京的山西居民，就曾起而反抗，相继逃亡。金兵攻掠燕云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反掳掠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给女真奴隶主以沉重的打击。金太宗在燕云地区，依靠汉人地主阶级，实行封建的汉官制度的同时，一再下诏禁止在降附区俘掠奴隶。汉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封建制经济关系，实际上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金朝没有也不可能把内地的受田制推广到燕云州县。
原属北宋的中原和陕西地区，在刘豫的齐国统治下，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采取什么改动的措施。
金朝统治领域的社会经济制度，呈现出奴隶制和封建制同时并存的局面。在金朝内地，基本上是推行奴隶制度。燕云州县继承了辽朝的封建关系。齐国统治领域，北宋时更为发展的封建经济关系基本上延续了下来。金朝的政治、军事制度在不同地区呈现的不同状况，实际上正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上层建筑中的必然的反映。不同的制度当然不可能在金朝统一的国家内互相平行的发展，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尖锐的斗争。这个斗争在金熙宗统治时期，便激烈地展开了。
（五）熙宗时期统治制度的改革和统治集团内的派别斗争
金太宗逐步改革官制和军制的时期，左勃极烈宗干、右勃极烈兼都元帅宗翰和宗辅、希尹等，都是趋向于采用汉制的改革派。汉人宰相韩企先受到宗翰、宗干的敬重。韩企先“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任”，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汉人官僚集团。宗翰信任辽云中留守高庆裔等降臣以及一批汉人官员、文士。宋朝使臣洪皓被金朝扣留，坚持不屈。希尹要他的两个儿子向洪皓学习汉文化。掌握军政实权的宗翰成为趋向汉制的改革派的首要人物。
一一三○年，谙班勃极烈完颜杲死后，宗翰入朝，与宗干、希尹合议，立金太祖孙、十三岁的合刺为谙班勃极烈，作为皇位的继承人。《金史·宗翰传》称：“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金太宗时，尚无立太子的制度，皇位的承袭，仍然保留着贵族拥立的遗迹。所谓“义不可夺”，也还因为宗翰、宗干等军政大权在握，足以左右着政局。合刺自幼随从汉人文士韩昉，学习汉文化，能书写汉字，作诗赋。《大金国志》说他“尽失女真故态”，“开国旧臣”们看他是“宛然一汉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