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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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主要是孝宗到理宗统治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斗争。
抗租斗争
南宋建国以来，一些地区的佃农即不断举行抗租斗争。孝宗以后，佃农还经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吕祖谦记述，湖州一带勇敢的农民，常常数十人相联合，共同约定，拒绝向地主交租。耕种官田的佃农也英勇地展开斗争。如江西抚州的官田，租税甚重，佃农倾其所有，还不够交官。佃农们联合起来，春夏耕种收割，秋冬交租时逃走，不再交租。次年春夏，佃农再来结集，官府来问，便团结在一起，坚决抗拒。
地主用大斗收租，加重剥削。佃农针锋相对地进行反抗。理宗时，秀州德清县佃农明确提出，反对大斗收租，要求“降斗”，发展为武装起义。“降斗”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佃农的利益。起义发动后，当地农民纷纷前夹参加，发展到数万人。宋朝官军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几年后，平江府吴县的佃农，痛恨庄干（管庄人）的虐待刻剥，结集起来反抗。绍兴府通判黄震说：“顷岁德清县降斗之事，尝烦官兵，今非昔比，尤当预戒”。黄震的话表明，德清县的“降斗”起义，确曾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谈虎色变，胆战心惊！
佃客中受压迫最重的佃仆们，也纷纷展开顽强的斗争。孝宗时，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剥佃仆起家，一天到佃仆所居之处，被佃仆父子四人捉住，扔进杵臼（杵音楚chǔ）内打死。佃仆被捕，后来遇大赦出狱，又到卢家嘲笑说：“助教怎么不下庄来收谷？”江东路饶州乐平县地主向生，仗势欺压佃仆，对佃仆所种作物品种”稍不如意，就将庄稼全部破坏掉。等待收割的佃仆愤怒地拿出利斧，要杀死向生。向生狼狈逃走。
佃客的抗租斗争，经常发展为打击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的武装起义。高宗时，衢州有佃客俞八不堪地主徐三的压榨，集合同保的农民，拿起棍棒当武器，捉住徐三，分了徐三仓库的谷米。随后又擂鼓聚集群众一千多人，前往严州地界杀地主，分财产，多次跟宫军作战。俞八等七人被宋军逮捕处斩，英勇牺牲。高宗以后，这种形式的斗争更多。湖州吴兴县“有纠合‘凶人’，尽戕主家而火其庐”的佃客起义。南宋末年，江西建昌军因为“富家征取大苛而民不能堪”，理宗时，南丰县“诸佃”在张半天、何白眉带领下，攻打县城，焚毁谭姓大地主的屋舍；度宗时，佃客罗动天、詹花五领导农民夺取地主谌氏的家财，乘势人县举行起义。
南宋官府公然为地主催租讨债，苛虐佃客，因此佃客的斗争锋芒往往直接指向地方官府，形成佃客对官军的战斗。黄震《黄氏日抄》记载说：理宗时，平江府吴县的巡尉司，经常下乡搜捕欠租的佃客。巡尉司弓兵的暴行，激起了吴县佃客的激烈反抗，各村佃客“群起拒捕”。官府追捕越急，佃客抵抗越激烈，不是佃客杀伤官兵，就是官兵杀伤佃客。因此不单是“田主”、“租户”“交相敌仇”，而且官府、佃客也“交相敌仇”。平江府是南宋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佃客直接和官兵搏斗，却是各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海上斗争
宋朝南迁后，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无以为生的沿海农民和渔民，就在海上聚集，攻打官僚、地主和富商的船舶。孝宗的沼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所谓“海贼”，都是“诸路州县饥贫小民”，“在海啸聚，只因缺食”。有些逃亡的士兵和沿海地区遭受迫害的“犯罪小民”，也往往投入海上斗争的队伍。一一六三年三月，官员们向朝廷报告说，明州象山、秀州华亭等处，多有“海贼”。建议由当地“土豪大姓”，秘密侦察。各州县往来巡逻，互相追捕。十一月，又有官员报告说，两广和泉州、福州“多有侮贼啸聚”。他们和沿岸居民密切联系，上岸后，多在居民家“停藏”。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潨落（潨音丛cóng）、广州大溪山、高州、碙洲（碙音冈gāng）都是“停藏”的地点。官兵还没有到来，村民就事先向他们报告。官员们哀叹：“出没不常，无从擒捕。”南宋官兵依靠地主土豪作眼线，海上斗争的队伍却有广大村民作后援，抗击官军。一一八五年，知平江府丘密对村民横加迫害。居民王郎（音亚yà）等二十七家，被指为“停藏海贼”，住房被全部拆毁，妻子家属全被赶出界外，不准在沿海各县居住。王郎等被迫起义，遭到镇压。同年，福建路安抚使赵汝愚派兵深入大洋，与梅上饥民作战。起义领袖蔡八等四十二人被俘。一一八八年，陈青军等海上斗争队伍在广州沿海往来活动，遭到知广州朱安国官军的镇压。陈青军等十六人被捕。但直到一二○四年，南宋朝廷还指令官员们“务要‘盗贼’息绝，海道肃清”，否则“将宪帅统兵官具名弹奏，取旨责罚”。这些残存的文献说明，海上饥民的斗争和陆上的农民起义相配合，始终是威胁着南宋王朝的一支战斗力量。
李金起义
一一六五年春季，湖南路发生严重旱灾，百姓无法生活。郴州宜章县弓手（“射士”）李金组织群众，发动起义。起义爆发的导火线是官府向当地居民摊派购买官府积存的乳香，限期急速，逼迫交钱，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李金起义后，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广大农民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万人的大军。农民军组织部伍，装备武器，一举攻占县城，进而攻下了郴州，又攻破桂阳军。农民军乘胜分兵南下，进入广东路英、韶、连、广等九州之境，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没收他们的田宅财产。黑暗统治下的农民群众，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同年五月，湘阴县刘花三、李无对领导当地农民起义响应，湖南一路，更加震动。南宋官府赶忙从荆襄前线调兵到湖南，并派鄂州水军统制杨钦率军前往镇压。杨钦是叛变钟相、杨太起义军降宋的叛徒，这时又指挥官军，与起义农民为敌。八月，起义军与杨钦军窿战于宜章龙冈，受挫，退守莽山，孪金因叛徒出卖被俘。杨钦乘机“穷追深入”，屠杀起义军的骨干。史称杨钦“复故田宅，盖以千数”，又为大批被打倒的地主、官僚重新夺回田宅。
赖文政起义
一一七五年，湖北路茶农、茶贩，在 赖文政领导下举行起义。在此以前，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茶贩，经常结成几百人到一千人的队伍，武装起来，贩运茶叶，以抵抗宫府对贩茶的垄断。据说，茶贩的队伍常常是一个人担茶叶，两个人保卫，“横刀揭斧，叫呼踊跃”。茶贩在江西、江东、湖南和湖北等路形成了一支独特的武装力量，被宋朝官府诬指为“茶盗”或“茶寇”，不断地和官军作斗争。一一七二到一一七三年，江西路茶军曾多次进攻江州和兴国军。一一七四年，湖北路茶军几千人进入湖南路潭州，遭到官军的镇压。但是，茶贩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次年四月，在赖文政领导下的茶贩和茶农的起义，终于爆发了。
赖文政领导的茶军自湖北起义，进而转入湖南、江西，多次打败官军。六月间，茶军进入吉州永新县禾山。宋朝派出官兵，又下诏号令地主武装出来镇压，“如能捕杀‘贼’首（指茶军首领）之人，每人捕获或杀‘贼’首一名，特补进武校尉，二人承信郎，三人承节郎，四人保义郎，五人成忠郎，各添差一次，五人以上取旨优异推恩”。南宋玉朝企图用赏官的办法，号召地主镇压起义军。起义军到处打击官军、地主，节节获胜。宋朝又连续调派江州、鄂州的官军，会合赣州、吉州的兵将，聚集各地土军、弓手，共约万人。永新县山中的茶军，据说不过四百人。依靠山险，在丛林中往来作战。庞大的官军始终不能战胜起义军。江南西路兵马副总管贾和仲因此被罢官，除名编管。起义军又自江西进入广东。
起义军出没山谷间，和当地人民有着广泛的联系。周必大向朝廷奏报说：当地居民把官军的动静都告给起义者，“故彼设伏而我不知，我设伏则彼引避”。官吏赵善括也说，百姓与起义军相通，“互相交结”。官军虽然曾经调集重兵进行镇压，但屡战屡败，将尉被杀几十人。官军到处强征粮草，迫使农民搬运，还偷鸡宰狗，甚至在“疑似”之间，残杀百姓，使百姓“惊惶相瞩”。官军对起义军的活动“诡秘莫测”，而官军的动静，起义军“毫发必知”。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起义者。力量弱小的起义军因而能够战胜貌似强大、失道寡助的官军。
七月间，南宋王朝任用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专力镇压茶贩起义军。赖文政部进入广东后，前锋出战不利，被迫转回江西。辛弃疾残酷地镇压起义者，并采取毒辣的手段，把赖文政引诱到江州后杀害了。一说，被杀者是另一人，赖文政得以逃脱。这个传说，当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赖文政的怀念。辛弃疾是力主抗金的诗人和勇士，但他残酷镇压起义，又充当了宋王朝的刽子手。
陈峒起义
淳熙六年（一一七九年）正月，郴州宜章县农民在陈峒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者号召反对官府用“和籴”的名义无偿勒索农民的粮食。起义军攻克道州、桂阳军和连州所属四个县城，有众数千人。袁燮《冯湛行状》说：陈峒“剽悍善战，颇有策划”，以崇山深谷为根据地，使用偏驾弩、礌石（礌音雷léi）、手炮和小盾等武器多种。起义军发挥了农民群众的智慧，造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作战的武器。起义军所到之处，官军屡战屡败，湖南震动。南宋王朝下令当地土豪镇压起义，捕获起义军首领者受赏，又调发荆鄂重兵会合围剿。五月间，起义军四面被围，陈峒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李接起义
在陈峒起义失败前三四天，容州陆川县又爆发了弓手李接（一作楫）领导的农民起义。李接领导的起义军，在各处张贴榜文，宣布十年不收赋税，并打开官府和地主的仓库赈济贫苦农民，深受群众的拥护。蔡戡《定斋集》说李接“奋臂而起，啸聚数千人”。朱熹《语类》说：“从叛者如云”，贫苦农民纷纷参加起义。起义群众尊称李接为“李王”，骂官军是贼。起义军势力发展很快，初战就杀死南宋九州巡检使，随后陆续攻下广西路郁林、化、容、雷、高、贵六州八县，接连击败南宋派来镇压的军队。起义军英勇战斗了约半年之久，遭到官军的镇压。李接在静江府英勇牺牲。
姜大老起义
一一八四年，姜大老领导的起义军在汀州一带起义，遭到福建路安抚提刑司赵汝愚的镇压。赵汝愚因此得到朝廷的奖赏，“特转一官”。姜大老起义，没有留下多少纪录，但直到一一九七年，官员们还向朝廷陈述：“向来陈峒、李金、赖文政、姜大老之徒”，“竟成大‘盗’，所过残灭”。想见姜大老起义，也和陈峒、李金、赖文政等起义一样，曾经发展成不小的规模，给予南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张福等起义
一二一九年，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红中队在利州路兴元府起义。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士兵遭受着官僚和将领们的压榨，粮饷常常被将宫克扣，还必须为将官做苦役，士兵“怨怒郁积，无所申诉”，和将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士兵的斗争层出不穷。一二一九年闰三月，兴元府士兵反抗四川总领财赋官杨九鼎刻剥，在军士张福和莫简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士兵有几千名，以红巾裹在头上作标志，称“红巾队”。四月，攻入利州路的利州，活捉了杨九鼎。接着，红中队攻克阆州、果州、遂宁府和普州，先锋军曾到达梓、汉二州，直逼成都，四川震动。官府慌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六月，官军把红巾队包围在普州茗山，红中队因水源、粮道断绝，奋战几昼夜，损失严重。七月，红巾队战败，莫简自杀。张福被害。
蒋宗等起义
一二二三年，湖南路武冈军士兵起义。武冈军的士兵乎日深受官吏的压迫，挨打受骂，又被克扣军粮，在蒋宗、杨德率领下起来造反。一千多名士兵冲出兵营，夺取富室的财物，杀死保丁，自称“将领”，发出“文引”，还“鸣梆”调集禁军。据真德秀记载，因为蒋宗等人的斗争，官吏稍有收敛，不敢恣意压榨士兵，因而蒋宗等人得到普遍的同情。各营士兵认为自已衣粮得以免除减克，都出自他们的努力。附近各州的士兵也争相仿效，跃跃欲试，其中邵州的形势最为急迫。南宋官府，用高官厚禄收买了士兵中的一些叛徒，指使他们去暗害或绑架蒋宗等首领，同时，又出榜申明，对参加起义的士兵“各与免罪”，并照例发给衣粮，用以实行分化。这次起义坚持了几十天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