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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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学统治的确立
理宗初即位，朝政听由史弥远把持。一二三三年，史弥远执政二十六年后病死。理宗开始亲政，郑清之作丞相。郑清之原来依附史弥远，任相后，斥逐史弥远党羽，收召一时知名之士，掌握朝政，号称“更化”。这年，蒙古军包围了金朝的都城南京（开封）。金朝的末代皇帝完颜守绪（哀宗）逃往归德，又逃到蔡州。蒙古派使臣来宋，约宋朝出兵夹攻，金亡后以河南地归宋。七月，宋京西兵马铃辖孟珙（盂宗政子）部出襄阳，在马蹬山大败金兵。八月，进围蔡州，与蒙古兵会合。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正月，金哀宗在蔡州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一百二十年后宣告灭亡了。
金朝亡后，陈、蔡西北地归蒙古，以南地归来。两军辙退。赵范、赵葵等请乘胜收复开封、洛阳。蒙古军陷开封后，掳掠而去。金降臣崔立等在城中驻守。六月，宋军全子才部到开封，汴京都尉李伯渊等杀崔立降宋。赵葵率部来开封，派别部人洛阳。洛阳被掳掠后，已是空城。七月间，宋军进驻，无军食可供。蒙古兵至洛阳城下，宋蒙交战，胜负相当。赵葵、全子才因宋军粮饷不继，不得已自汴、洛班师，回朝请罪。赵、全等被降秩贬官。
南宋联蒙灭金时，朝臣中即不断有人以北宋联金灭辽而自取灭亡的历史经验，向理宗提出警告。金朝亡后，蒙古军已经开始进攻四川和襄、樊。南宋亡国之祸，就在眼前。理宗君臣却陶醉于灭金的“胜利”，不再作抗敌自救的部署，反而讲起“正心诚意”的道学来。
史弥远执政，曾加谥朱熹为朱文公。理宗即位前，从郑清之学习程朱道学。即位后，请道学家讲授《尚书》，习读朱熹注释的四书。一二二七年，召见朱熹子朱在，说朱熹的四书注解，“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下诏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说朱熹“凡六籍悉为之论述，于四书尤致于精详”；又说“朕自亲学问，的见渊源。常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朱熹注解的四书，由于理宗的高度推尊，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必读课本。
一二三○年，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从伏牺、尧、舜，到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共十二人，说是一脉相承的道统，备加赞颂。一二三七年，又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鉴纲目》。一二四一年，理宗到太学大成殿，听讲《大学篇》，并把《道统十三赞》宣示给国子监的学生。下诏学宫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子。诏书又说，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进一步提高四书的地位，确立了朱熹道学的思想统治。
理宗提倡道学，对王安石极力贬斥。宁宗时，有人上书请罢去王安石在孔庙中的祭祀，因枢密院官员的反对，没有实现。理宗在下诏祭祀程朱等的同时，又把王安石的牌位搬出，不再祭祀。说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万世罪人”，“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少。”王安石向神宗直接申明“三不足”的论辩，到这时已经一百七十年了。王安石死去也已一百五十多年。理宗下诏指责王安石是“万世罪人”，“三不足”是“邪说”，再一次从反面说明：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说，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深远的影响。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学前后经过了三次较为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战国时期，第二次是在西汉时期，第三次是在宋朝。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里，每当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动，为着适应当时的需要，儒家就有它的代表人物出来，变革儒学的形态，以求得儒学的继续发展。第一次的代表人物是孟轲。孔学发展为孟派儒学。第二次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孔盂儒学发展为神化了的今文经学。第三次的代表人物就是程颐、朱熹。儒学由此发展为号称继承孔孟道统的道学或理学。从西汉到南宋，孔孟儒学本来还并没有能够全面控制政治、学术。理宗树立起程朱道学的思想统治，从此，便在政治思想领域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控制了教育、科举，并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宋朝以后，孔孟儒学的影响，主要就是程朱理学的影响。
第八节 南宋经济的发展，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农民起义
南宋统治确立后，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一直在不断发展。
依据一一五九年（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南宋统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但经过高宗、孝宗两朝，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人口的统计数到达两千八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于北宋神宗时全国人口的统计（北宋最高人口纪录是一一一○年即徽宗大观四年，四千六百七十二万）。由于逃避赋役和其他原因，无论北宋或南宋的人口纪录数字，都大大低于实际的人数，但纪录数字的增减，也显示出一个大概的趋势。南来统治时期，人口在急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方汉人大量南迁的缘故。北宋时，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在南方。大批劳动人民的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以赵宋皇室为首的贵族、官僚、地主来到南方，疯狂地掠夺土地，霸占庄田。土地兼并的加剧，成为南宋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严重问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广大自耕农的破产和广大佃农更加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遭受苛刻的压榨。南宋王朝在不断地扩大官田的占有，并且在不断加强赋税、徭役的敲剥。
广大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在反抗金朝南侵的同时，纷纷起来，对南宋地主阶级的压榨，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斗争采取了多种形式，一直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贯串着南宋统治时期的历史。
（一）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的农田，交流了耕作经验。某些农作物品种的传播，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农田的开垦——南宋时圩田更加发达。如江东路宫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太平州宫、私圩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县有官圩十七万亩，私圩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圩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
圩田的修筑是广大佃客辛勤劳动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处官圩，以二十二庄为单位，“以户颁屋，以丁颁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户，一千多丁。佃客不断改进圩田的修建技术，使生产得以提高，但在地主苛重的地租剥削之下，“饱腹无粟菽，强扶南亩犁”，过着“无米无柴”、“面有菜色”的痛苦生活。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陆游曾在长江蕲州江面上见到架田，是在木筏（音伐fá）上铺土作蔬圃。范成大诗说：“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远引溪谷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两浙路农民在沿海涂泛地区，叠土石作堤，以防潮水。涂泥干后，种植作物，当地称为“涂田”。宁宗时，台州宁海县有涂田六百多亩，黄岩县一万一千多亩，临海县二万四千多亩。浙西、淮东、江西新垦的沙田也极多，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十六万二千多亩。
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不见记载，但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
水利的兴修——宋朝南迁，劳动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货志》说，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部变为沃壤。抗金将领吴磷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音呈chéng）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坑谷。壑音荷hé）。宋朝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某几处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稻、麦的培育——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籼音仙xiān）
宋《耕获图》粳稻（粳音经jīng）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成书于高宗绍兴年间的陈敷《农书》，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陈敷指出，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音蛮丽mán lí）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陈敷还注意到各地施肥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陈敷驳斥了“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地力减退”论，指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音许xǔ） 《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音曾zēng）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
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耖音绍chào）。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即搁田或烤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人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
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己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值。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棉花的种植——北宋时，棉花种植区还局限于气候较热的两广和福建。南宋时，有关植棉的记载逐渐增多。如一一九二年，有的地方官在漳州的《劝农文》中，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