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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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纷纷上书，陈述收复失地的建策。抗战派与妥协派又展开了论争。
龚茂良执政时，曾推荐朱熹到朝廷作官，未能实现。一一七八年，史浩一度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作为他传播道学和收集门徒的活动据点。一一八○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说“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才能得立。又指责朝中官员，说“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财又安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字何自而复？”孝宗大怒，要右相赵雄分析批驳。赵雄说：朱熹是个好名的儒生，皇帝越骂他，反而越抬高他。不如让他去作官，看他有什么本领。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谴责道学。一一八○年六月，秘书郎赵彦中上书，指斥洛学“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士风日蔽，人才日偷”。请求孝宗下诏，使人明了朝廷的好恶，以变士风。一一八二年，朱熹出官浙东后，吏部尚书郑丙上书，明确提出反对朱熹，说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吏陈贾面奏孝宗：“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假其名以济其伪”。请孝宗“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采纳陈贾的建策。朱熹由此罢官，继续在社会上讲学。
社会上坚持抗战和反对道学的代表，是思想家陈亮。永康人陈亮，早年读兵书，研究军事。一一六九年，陈亮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分析当时形势，建议朝廷迁都建康，以重兵驻荆襄。一一七八年，又到朝廷上书，说孝宗“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指责那些学“孔子之道”的学者阻止抗战，提倡“苟安”。他说：“南渡以来都还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赵鼎等人不懂变通的道理。秦桧破坏抗战，忍耻事仇，死有余辜。”他再次建议迁都建康，守备荆襄，经过三几年，作战的形势可以建成。最后说，他这些年来“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人性、天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励志复仇，…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孝宗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要把它张贴在朝堂，激励群臣，并打算破格任用。一些大臣因陈亮直言无讳，纷纷反对。陈亮待命十天，又接连两次上书，说“本朝以儒立国”，“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陈亮上书后，渡江而回。被揭露的儒生们却在伺机报复。陈亮在家，酒后论国事。一个儒生以“醉中戏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陈亮遭受严刑毒打，体无完肤。大理寺要按“谋为不轨（造反）”治罪，送孝宗取旨。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把奏牍撕毁，扔到地上。陈亮被释放回家。
陈亮并没有被压服。此后几年间，陈亮继续在家著书讲学，传播自己的主张，和朱熹派道学论战。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书院的条规，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应用来反对讲求“功利”、理财备战。陈亮针锋相对地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说：“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指责道学家“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故作高深，是借以掩盖他们无知和无能。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宣传“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陈亮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朱熹对他的门生说：“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浙江一带，甚至东莱吕祖谦的学派，也有一些门徒，接受了陈亮的影响。朱熹惊呼：“今来伯恭（吕祖谦字）门人，亦有为同甫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仲）商（鞅）见识，令人骇叹！”陈亮和朱熹的论争，被称为“王霸义利之辩”，陈亮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一一八四年三月，陈亮又被捕入狱。这一次是诬指他请乡人宴会，胡椒中可能有毒。但在狱两月余，狱吏百端搜寻，找不到丝毫罪状，只好又把他放出。陈亮刚一出狱，朱熹就给他写信，说：“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这次入狱的原因，我虽然不了解，大概平日所为也得罪了不少人吧！”朱熹接着劝陈亮说：“老兄高明刚决，不是不愿意改过的人。以我的想法，还是放弃义利王霸的学说，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完全以‘纯儒之道’来约束自 己。”陈亮回信声明说：亮“口说得，手做得，本非闭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又反驳“近世诸儒”所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的言论，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日玉，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也不恶。”在这封信里，陈亮还明确指责朱熹道学是“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又申明陈学是在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朱陈之间，学说根本不同，没有调和的余地。
陈亮在艰苦论争的日子里，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辛弃疾一一四○年出生在金朝统治下的济南。完颜亮南侵时，地主家庭出身的辛弃疾投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充当掌书记。耿京派辛弃疾来南宋联络抗金。农民军中的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弃疾返回后，奋勇擒捕张安国，一一六二年率部渡淮投附南宋。次年，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宋、金宿州之战前后，辛弃疾两次上书，向孝宗、虞允文提出抗金的建策。一一七五年，辛弃疾任江西提刑，镇压赖文政领导的农民起义（见下节），充当了宋王朝的帮凶。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中，辛弃疾始终坚持抗战反金，遭到妥协派的打击。一一七八年，辛弃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此后，历任湖南、江西安抚使，两浙西路提刑，被妥协派官员监察御史王蔺（音吝lìn）弹劾，一一八二年罢宫，退居信州上饶。辛弃疾在临安时，与陈亮相识。陈亮曾说：当今最有名望的人物，文的是朱熹，武的是辛弃疾，但“两人戛戛（音夹jiá）然若不相入”。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稼，孔子骂他是小人。辛弃疾退居上饶，把新建的房舍取名“稼轩”，并用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以表示对儒学轻耕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元刊本书影稼的异议。又作《赋稼轩》词说明此意，自比“小人请学樊须稼”，辛辣地讽刺孔丘“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友人奉和的词也说：“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正月，陈亮到上饶访辛弃疾，留住十日，谈论时事。最后又同游鹅湖（山名。山麓有鹅湖寺），约朱熹在铅山县紫溪相会。朱熹到期不来。陈、辛却谈得极相合。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寄去，慨叹“剩水残山无态度”，把陈亮比作诸葛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的期望。陈亮得遇知己，也极兴奋，和同对宋、金分裂，无限感慨：“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并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陈亮、辛弃疾都坚持抗战反金，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是完全一致了。罢官家居的辛弃疾兴奋非常，“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音争zhēng）阵马檐间铁”。他仿佛已经率领兵马，走上战场，杀到塞外，又作壮词一首寄给陈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音蔗zhè），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陈亮、辛弃疾这样高涨的抗战情绪，并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而是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但是，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妥协、保守势力，却正在积极活动，向抗战派展开攻击。一一八七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周、留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一一八八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次年病死。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这年六月，朱熹到临安人奏。有人对他说：“你的正心诚意之论，皇帝最讨厌听，不要再讲了。”朱熹说：“我一辈子的学问，就是这四个字。不讲这个怎么行！”孝宗见朱熹，说：“十多年没见你，你也老了。应当给你个清要的官做，不要再去管州县。”孝宗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几天之后，兵部侍郎林栗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只是偷窃程颐、张载的绪余，谓之道学，私自推尊。带领学生数十人，学作春秋战国时（儒者）的姿态，孔孟到处游荡的风气。现在只听他虚名，就叫他人奏。任命之后，几天不来，是心怀不满。朱熹既被任为兵部郎官，我就可以管他。请将朱熹停罢。”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说朱熹未到任，是因为这几天有脚病。太常博士叶适上书激烈地攻击林栗，说：“考栗劾熹之辞，……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又说：往日王淮就是用这个办法“阴废正人”，林粟又袭用郑丙、陈贾之说，“以道学为大罪”，“良善受祸，何所不有！”侍御史胡晋臣也弹劾林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林栗被罢宫，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这年十一月，孝宗再召朱熹入见。朱熹辞不赴朝，写了长达万余言的奏书，再次申述“正心诚意”之论，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陛下之心不正，所以“所用者皆庸缪巧之人”。朱熹向孝宗提出六项“急务”。一是“辅翼太子”，设置师傅宾客之官，把“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向太子传告。二是“选任大臣”。他指责孝宗出于私心，不用“刚明公正之人”，朝廷大臣“至庸极陋”。三、四是“振萧纪纲”、“变化风俗”。朱熹提出：十多年来，以此二字（道学）“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如同北宋时排诋“元祐学术”一样，这岂是“治世之事”！又说：外面传言，以伏节死义之士为无用。纲纪日坏，一旦有事，所用之人就会交臂降叛。五、六两项是“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指责虞允文为相时取户部羡余作为备战的军费，说这些钱并没有能换来金人的首级，反而使经费更加缺乏。朱熹还说，孝宗任用的宰相都是徇私情，将帅都是走私人的门路，其实是“庸夫走卒”，要靠他们修明军政，岂不误事！
朱熹进而在奏书中说：现在士大夫之论和我不同的，都是似是而非。奋厉有为的人说“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掳，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臣以为这都不对。现在区区东南还有不少事可虑，哪里还有什么“恢复”可图？真有志于恢复，不在于“抚剑抵掌”，而在于陛下“正心克己”。朱熹又说：陛下把“儒者之道”斥为“常谈死法”，而采取“管（仲）、商（鞅）功利之说”，希望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这个学说已经行了几年，近效也并未见到。他最后说：圣贤所传的道理，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陛下考察四种学说（佛、老、管商、孔孟）的异同而加以辨明，就会了解我所说的都是古先圣贤之说，天经地义自然之理。
朱熹在这个奏书中，已明确提出反对出兵恢复。在他的私下谈话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也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说恢复底，都是乱说”。又说：“端人正士”以复仇为非，和议为是。“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仇”。指责虞允文等“其实无能”，甚至认为“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朱熹这些言论，作为他的奏书的注脚，清楚地说明他一面主张忠君死节，反对投降，一面又主张不战不和，倡言主守，对主战者多加攻讦。
和朱熹相反，陈亮在一一八八年春，亲自到建康，察看地理形势，再次给朝廷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