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3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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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鄞县人全祖望（一七○四——一七五五年），乾隆时进士，曾任知县，辞官著述。继承浙东学派由经入史。因感明末文献流失，殉明志士之事迹，多淹没无闻，广泛搜集史料及故老遗闻，以碑志墓表传记等形式，撰述殉明抗清人士事迹，自张煌言、顾炎武等文士以至市人歌伎，分别予以表彰，并及清初的廉吏和文士。全祖望所撰志传遗稿，编入《鲒埼亭集》及外编（今共存一百八卷，内含诗集十卷），实际上是一部明清之际的史传汇编。
清人私家纂史，当首推蒋良骐《东华录》。乾隆中，蒋良骐任国史馆纂修官，摘抄清太祖至清世宗的五帝实录，增入听见档案资料，汇编成《东华录》三十二卷（史馆在皇城东华门内，故名）。清初几朝实录屡有修改，蒋氏私家修录，未经官方删改，保存了不少不见于官修实录的文献。清末王先谦曾予增补，又续修乾隆帝至同治帝《东华续录》，合为《十一朝东华录》六百二十五卷行世。乾隆中宗室弘旺著《皇朝通志纲要》五卷，以编年体叙述清太祖至乾隆前朝史事。乾隆十七年萧大姡Вㄏ魥＇龄？）撰《永宪录》并续编，记述康雍之际的政事和典制，取材于邸钞、朝报、诏谕、奏折等原始资料，可纠正官书的误失。
清三通与续三通 唐杜祐著《通典》，宋郑樵著《通志》，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创立了记述历代名物制度的史学体裁。乾隆中开三通馆，仿照“三通”体例，编写《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于乾隆五十一、二年间修成。《清通典》一百卷，依旧例分为九门，记述清代典章制度。《清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省去《通志》的纪传年谱，只取二十略，其中不免与《清通典》重复。《清文献通考》卷帙最繁，多至三百卷，依旧例增为二十六门，分记清代行政制度与经济制度，颇为详备。清三通纂辑后，当即由武英殿刊刻行世。
三通馆编修三通，原意是续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止于乾隆朝，但在编写过程中，对前代与清代制度的行文格式，难予处理，于是将清朝的与前代的分编。因而在皇朝三通即清三通之外，又有续三通的编纂。《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叙事衔接《通典》，自唐代中叶迄于明代；《续通志》六百四十卷，衔接《通志》，起唐代止明代；《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叙事衔接《文献通考》，起自南宋后期，止于明代。续三通记述前代制度，详于明代，明以前较为疏略。但三通体裁，却由此得以贯通今古，汇为完帙。
历史考据学 汉学治经学，致力于名物训诂，辨伪辑佚，一些学者因而由经入史，也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史学家把汉学治经的方法应用于研治史学，从而使历史考据学成为乾嘉时期风行的学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汉学原义是指经学，以汉学家求实的方法研治经史，又被称为“朴学”。
疏证——对儒家经典注释疏证是经学的传统方法，清代汉学家注经则基于对古制、古义的考订和遗文、佚注的搜补。史学家继承前代注史的传统，又参用此类方法疏证史籍，出现了不少名著。吴派创始人惠栋仿裴松之《三国志注》，著《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搜补三国至南朝诸家所著后汉史书，分卷辑注，以求详备。沈钦韩（一七七五———八三二年）著《后汉书疏证》三十卷，旨在考订名物，正误补遗。又著《汉书疏正》三十六卷，纠补唐颜师古旧注；《三国志补注》十六卷，训诂名物，考释地理。杭世骏（一六九五——一七七二年）亦著《三国志补注》，赵一清又有《三国志注补》，前者在于补遗，后者重在考证。钱大昭有《两汉书辨疑》，又有《三国志辨疑》，均为考订驳辩之作。厉鹗著《辽史拾遗》，实为诸书有关辽代记载的辑录。汪辉祖著《元史本证》，则以本书互证前后之歧误。历代“正史”以外，于古代史籍，如《逸周书》、《战国策》、《国语》、《山海经》等书，也多有疏证之作。大抵这一时期，依旧史成新作，名为注疏，实为补遗和考据。著述繁多，不需备举。
考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别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考订诸书记事之异同，以为编著《通鉴》之依据。乾嘉学者则依汉学家治经之例，考订旧史记事之同异，独立成篇，汇为巨著。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对《史记》至《元史》二十二部史籍（不包括《旧五代史》），依卷次记事，详加考订，涉及制度典章、年代、译语等广泛内容。曾从惠栋问学的江苏嘉定人王鸣盛（一七二二——一七九七年），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宋人所称十七史（《史记》至《五代史》），分别考校疏解。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年）著《廾二史札记》（《史记》至《明史》），于考订史籍之外，义及史事及典制之述评。三书并驾于一时，体例互有同异，但都被视为乾嘉历史考据学的著作典型，影响了一代学风。
校勘——汉学家治经，校勘经文，极为精密。广泛利用历代不同版本、诸书引文以至石刻经文，考订古音古义，核以史事典制，校勘方法日趋完善，校勘之学蔚为专门的学问。前述“正史”的疏证及钱、赵、王三家之书，包含着以校勘学的方法校订“正史”文字的讹误脱衍，做出有益的贡献。此外，如《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古代史籍，也都在乾嘉时期经过学者们的校订，使异文驳杂的古籍足资利用，成绩是显著的。
辑佚——辑佚的方法也由经学移用于史学。宋以后失传的古史《世本》、《竹书纪年》，有多家辑录考证。失传的几家《后汉书》、《晋书》、《晋阳秋》等，也自群书辑录佚文，得见一斑。编纂《四库全书》时，辑佚之法，更施用于《永乐大典》，自《大典》辑出宋元史籍、文献多种，为宋元史研究提供了前人未加利用的重要史料。
志表——自《史记》创制志、表体例，历代修史，或因或革，间有缺略。关于志、表体之意义，评论也有所不同。黄宗羲弟子万斯同力倡志、表，乾嘉学者致力于志、表者甚多。其成绩一为旧史志、表之考证，一为缺略志、表之纂补。两者又都以《疆域志》（《地理志》）和《艺文志》（《经籍志》）成绩最为显著，从而推动了历史地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钱大昕研治天文历法，曾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又为《元史》作《氏族表》，以考订蒙古族系，是独辟新境的创举。
史论与史学 在历史考据学风靡的时期，出现几部史论与史学的著作，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读通鉴伦》——历来纪传体正史，只在本纪及部分列传之末，附书论赞。司马光著《通鉴》，附出“臣光曰”以申论议，但全书也只寥寥数见。王夫之兼治经史，著《读通鉴论》三十卷，又续成《宋论》十五卷，于秦汉以来历代重大史事及人物行止，依时代先后，分别著论，评议得失功过，探究治乱之源。所论虽属一家之言，但以论史独立成书，却是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创。
《考信录》一直隶大名人进士崔述（一七四○——一八一六年），嘉庆初曾在福建任知县。后辞官著述，兼及经史，撰《考信录》三十二卷，历考上古三代至孔孟事迹。自称撰著此书是因为“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考信录·提要》）。汉学家的辨伪，重在考订古籍之真伪，《考信录》则在考辨记事之有无，在治学方法上是一个发展。《考信录》在考据史事的基础上，提出独立的判断，认为：“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今为《考信录》，不敢以战国秦汉之书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同上书）。清代汉学家笃写东汉魏晋诸家的旧注，崇信上古。崔述此书，明确提出战国秦汉之书不可信，唐尧以前远古传说莫须有，所论虽不无偏颇，但由崇古转为疑古，则是史学观念上的一个突破。崔述所论与时人多不合，因而在当时不甚受到重视，但他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却对后世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文史通义》——浙江会稽人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年），字实斋，乾隆四十四年进士。曾从浙东诸儒问学，因而被视为浙东学派的传人。后从毕沅，助修《续资治通鉴》，编纂《湖北通志》。《文史通义》是章氏关于经学、史学及文学的论稿。在这部著作中，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著名论点。认为“经”原来并非尊称，六经不过是“三代盛时典章法度”，是周公的政典。汉儒以六经为儒家基本经典，具有不可动摇的独尊地位。清代汉学家，特别是吴派诸家，不谈义理而着意于考订经书的名物制度，事实上也是把经书当作史籍来研考。如果说，宋代理学家是把经学哲学化，清代汉学家已是把经学史学化。但是，清代汉学家仍奉六经为最高经典，不敢触犯它的尊严。章学诚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也就是揭穿了汉儒的以史为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六经的思想统治地位，意义是重大的。
《文史通义》以讨论史学为主旨，因而时人曾比之于刘知几的《史通》。但章学诚本人却并不以为然。他说：“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氏称馆局纂修之史为“史纂”；以议论言史为“史评”；历史考据学“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可称为“史考”。史纂、史评、史考，都还不能称为“史学”。他讥讽考据家是“疲劳精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他以为“史学”应是“学有宗旨”、“成一家言”的著作之学。因而他又将历代历史学者分为“著述”与“比类”两家。“比类”即整理考订史料。“著述”是指不同于“纂辑之史”的“著作之史”，如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才可称为“一家著述”。章氏认为刘知几的“才、学、识”之说仍未完善，他提出一家著述的史学应具备义、事、文三个要素。事是基础，“非学无以练其事”。他认为，与史考、史评相比，“叙事最难”。比类考证是叙事的依据，但在体例上又有所不同，如“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著作在于“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借重于所引之言。”“文”指文辞体例。著述之文不同于文人之文，选词要“纯而不杂”，力求简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他又提出“临文主敬”之说，叙史应当严肃冷静，谨防精深气冒，一往不收。体例不应拘泥，体例文词应做到“圆而神”。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义”。他说“史所最贵者，义也”。因为“史学所以经世”，一部著作应有自己的宗旨和独立的见解。但著作不同于“史评”，史义不是凭议论来表达，而是通过叙事的“决断去取，成一家言”。他说：“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抄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他拈出“独断”一词，又称为“孤行其意”，以强调著述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虽使同济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章氏评判前代著作，赞许通史体和纪事本末体，极力推崇郑樵的《通志》，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引文俱见《文史通义》）章氏《文史通义》中的这些创见，在乾嘉文坛，独树一帜，与当时考据盛行的学风，显然全不相合。因而本书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