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3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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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已经广泛存在于苏州踹布业中的这种关系，表现得十分错综复杂。踹布是棉织的最后一道工序。它的任务是把已织成染就的布匹，加以踩压，使之光滑美观。这一道工序，在苏州手工棉织业中，主要由专门的踹坊担任。踹坊老板叫做包头，他“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一方面“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一方面“向客店（即布商）领布发碾”。踹布工价，按匹计算，由布商支付，为踹匠所得，然后包头再向踹匠按月收钱若干，以偿房租、家伙之费。
在这种制度之下，包头是踹匠的雇佣者，但却不是主要生产资料——布匹的所有者。他雇佣踹匠，但不支付工资。他也垫支“资本”，但又从踹匠那里收取生产工具的货价。他的身份，对踹匠来说，像是“老板”；对布商来说，又像是牙行一类的中间人。他的收入，与其说是利润，不如说是租金。踹匠使用包头的菱石、木滚等等，和佃农使用地主的耕地、农具，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包头的工具，具有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三、货币投资和实物投资的同时存在。在广东和台湾的糖坊中，普遍存在以牛入股的办法。牛的多少，直接代表股份大小。在以蔗农中的富农为主体的牛犇廍中，入股的人，有一人数犇，有数人共一犇；有的是以当年牛价折合其所入股份付以现金，有的则径直“牵牛作股”。在云南铜矿中，有的小矿出资人只是供给矿丁开矿所需之油、米，开采所得，便按出米多少分配矿砂，叫做“石分”。有些筹集油、米的人，本身就是矿丁，名为投资，实际上是劳动组合。在比较大的“堂矿”中，矿丁和投资人的关系，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矿丁按月领取工资，称为“月活”；一是矿丁只按规定的比例分取矿砂，不另领取工资，叫做“亲身”。这就是说，在后一种情况下，工资也是以实物支付的。这种投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四、自由雇佣劳动和农奴式劳动的同时存在。在请代的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相当自由的雇佣劳动。不仅在封建行会势力所不及的地区和行业如此，就是在行会组织内部，也已开始有这种迹象，或至少有这样的要求。例如，在苏州行会控制下的丝织、染纸等行业，就不止一次出现工匠“另投别户”的事实。而丝织业的老板——机户，也曾对机匠采取停雇的行动。原来“匠有常主”的行规，在事实上已经遭到破坏。这说明，即使在行会组织之内，也已经开始有了自由雇佣的事实和要求。至于在行会以外，自由雇佣就更为普遍。雇主和雇工之间，不书立文契，无主仆名份，亦未议定年限，工资按月或按日支付，雇工来去自由。这种情况，在各行手工业中，都大量存在。
与此同时，在很多手工业中，又存在不自由的农奴式的雇佣劳动。它不仅存在于行会手工业内部，而且也存在于行会势力所不及的广大地区和行业中。陕西南部山区的木材采伐加工工场，是在“地方辽阔，居民稀少”，为行会势力所不及的地方。但是在这些工场中，有“水陆领夫”之包头，有管理工匠的保甲制度。“商人厚资本”，“包头伙弟兄”，“一厂群工备”，“约束似行营”。四川井盐也是在“人烟稀疏”的地方，不闻有行会组织的存在。但是这里的情况是：盐井“常以利诱失业游民，至则重扃之，分昼夜轮次挽水，虽病不得息。否则辄施鞭箠，有死者”。散处深山荒野的采矿业，也被认为是行会势力所不及的地方。但在北京西山的煤窑中，对待工人的办法是：在工人住地周围，“筑起高墙，遍插棘茨”。工人“出窑后，即关闭棘墙之内，防其逃走”。“遇有患病之人，辄行抬出丢弃”，甚至“殴打垂毙抬弃”，“被大兽残食”，在河南密县的煤矿中，对待工人的办法是“设立人圈，严加防范，不许出入，情同囚禁”。工人“苦累难堪，轻则剁指自贱，重则轻生自尽”。山东济南煤矿，“凡佣工必书身卷，戕其身，矢勿问”。云南铜矿的矿丁，“皆听治于锅头”。锅头对矿丁可以“笞以荆”，“缚以籐”，“其法严，其体肃”。在许多矿场、盐井中，业主还用各种办法，使工人背负沉重的债务，以致终生禁锢，无法脱身。京西煤矿“在锅伙内开摆小菜、烟、酒店等项货摊，任意昂其价值，每遇工人买用，即将应付工价克扣，新陈拖累，严寒盛暑，不得脱身”。山东煤矿，在窑内“开设赌场，哄诱工人赌博，输钱扣抵工资。工价不足，此窑工完，赶赴彼窑工作，以抵前项赌债，使做工人等，无工满之期。”四川盐井管事，初则给工人“草履小菜，藉扣佣值”，继则在扣除佣值之外，使其“犹有支欠”，“偿又无力”，陷于“一欠即不得辞”的困境。由此可见，这些工人不仅是雇佣奴隶，而且是债务奴隶，在他们身上，受到严重的封建束缚。
清代的工商业，自清初至嘉庆时期有所发展，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处在发生或成长的过程之中。但发展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封建经济仍然居于支配的地位。
第四节 对外贸易
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势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所谓“开放贸易”为其原始积累的手段，清王朝则以限制乃至停止贸易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国商人的非法活动方面，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进出口方面，作了许多的限制措施。这时，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还很牢固，西方产业也不够发达，中外贸易虽然有一定的增长，但只能维持比较小的速度和规模。
中国对友邻国家，特别是对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平贸易，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清王朝为防范西方的侵略，对这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也加以限制。尽管如此，它在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发展。从事这些贸易的华侨，在缺乏本国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对中外关系的增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清王朝的禁海闭关政策
从形式上看，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禁海闭关的时间并不很长。比较严格的禁海闭关，只有从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四）这三十年的时间。其他都是部分的、临时的禁闭。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对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图中俄贸易曾三次停闭。除此之外，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尽管如此，禁海闭关的宗旨和这个政策作为加强国防、防止外国入侵的手段，却贯彻始终。
一、禁海闭关政策的内容
清王朝禁海闭关政策的内容，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对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三是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一、关于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有长期的历史传统。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不久，就开始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从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颁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后凡五次之多。为了严格执行这一禁令，清王朝在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内迁沿海居民。还禁止私人“擅造两桅以上大船”，从各方面杜绝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实行这样严格的禁海政策，还只是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和台湾郑成功政权发生联系，目的主要在于镇压台湾的反清斗争。但是在清王朝统治台湾以后，这个政策仍然不时加以运用，作为防止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颁布出海禁令时，距台湾统一已经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贸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话说，是由于南洋的吕宋、噶喇巴两地，是“西洋国（西班牙）和红毛国（荷兰）泊船之所，藏匿盗贼甚多”。康熙帝已经察觉到西班牙和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需要预加防范。这个禁令，实际上只维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它仍为清王朝对付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一个防卫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于荷兰殖民主义者在爪哇屠杀华侨，中国福建当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贸易。
二、关于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有海、陆两个方面：陆路贸易，主要是对沙俄；海上贸易，则是对沙俄以外的西方国家。
在清王朝统治初期，当中国实行禁海时，英国、荷兰就不断入侵广州和福建沿海，公开或秘密进行贸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开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在澳门、漳州（厦门）、宁波、云台山先后设置海关，开放对外贸易。其中宁波是传统的对日贸易港口，厦门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中心，云台山则是中国沿海贸易的港口，并非对外，只有澳门一口，是专为对西方国家的贸易而设。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把澳门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排斥其他国家船只的进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海上贸易，才由澳门转移于广州。广州也因而成为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的一个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扩大和丝、茶产区邻近的厦门和宁波的贸易，甚至企图深入丝、茶产区，建立贸易据点。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发生洪任辉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后，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关闭广州以外各口，只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贸易。从此以后，除了厦门还允许偶尔由吕宋开来的西班牙船只进口以外，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基本上维持到鸦片战争爆发，没有改变。
中俄陆路贸易的规定，见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尼布楚条约中，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据这个原则，进一步规定：俄国商人每四年得来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却一再违反这个规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间，俄国商队一共来了十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队。有些私商并没有合格证书，他们或者在西伯利亚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张通行证，或者伪造证书，偷来北京进行贸易。加上边界上经常发生私逃活动，在制止无效之时，清廷终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贸易。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恢复了中断五年的中俄贸易。在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图和尼布楚地方（后定在粗鲁海图）两处边界贸易，其中恰克图的贸易日益增长，很快就成为中俄贸易的一个中心。十年以后，中国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贸易，都移到恰克图进行。但是，沙俄不仅置中国意见于不顾，继续派商队前来北京，而且违背条约，在恰克图边界私征税收，戕害卡官，越界游牧盗窃，私释窃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后三次停止恰克图贸易，进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则停达八年之久。
三、关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对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军器是绝对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军器的原料，如硫磺、铜、铁，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铁不许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铁锅也不许出口。显然，从军火到铁锅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同样，粮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这里当然有经济上的考虑，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着首位，即防止所谓“接济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对付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入侵活动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大黄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黄一向是对俄国的一项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对大黄的贸易，特别重视。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无从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图第三次停市以后，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黄输出，连广州也不许出口，以免辗转输入俄国。这样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