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7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⒃蕖⒔系认嗉瘫诵滩刻嵫洞φ丁８乐菹毓偬拔鄱蛄揭陨险吣庹毒觯韵抡吣庹逗颉Ｏ群蟠λ栏骷豆僭痹剂耍硭氖耍⑼晾纭⒑诹却Τ湟郏龃笊獠坏迷硎汀Ｌ拔酃僭狈直鸺嘟叨嗳恕�
事后乾隆帝忆及甘肃捐监之事，最初是由已故大学士于敏中力言应开，说：“是于敏中拥有厚资，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种种弊混，难逃朕之洞鉴。”（《高宗实录》卷一二四八）命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以昭做戒”。
浙江贪污案——甘肃冒赈案被揭露后，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已调任浙江巡抚，乾隆帝命斩王亶望，查抄其家产，又发生了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为首的浙江官员贪污查抄钱物的奇案。
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阅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资财呈览物件时，怀疑其中有抽换不实之弊，命现任藩司兼织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产究系何人承办，及有无侵蚀抵换之弊，逐一确查密奏。”（《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一）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粮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银，那掩情弊。”（《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四）校检解缴内务府入官物品进呈册，与底册开载不符。王站住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两。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三两，系将金换银。又底册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乾隆帝派户部侍郎福长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带赴浙质审。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会同盛住查办，又命大学士阿桂从河南治河工次赶赴浙江按治。阿桂讯问王站住，王站住供称查抄王亶望资财，有金约四千数百余两，银约二三万两，玉器甚多。“我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乾隆帝命将陈辉祖革职拿问，由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陈辉祖供称：“以金易银一款，查抄时据调任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乾隆帝认为国栋（时任安徽布政使）与陈辉祖“商同舞弊，是此项金项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五）命将国栋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
阿桂还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王杲俱至热河。乾隆帝面询他们办理王亶望资财事，并命据实书面自陈，李封才覆奏：“陈辉祖接见司道时，言及查抄王亶望金两发与首县换银解缴，李封并曾向钱塘县换金五十两等语。”乾隆帝发现他们与陈辉祖“联为一气，突梯脂韦”，“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总督与司道商同作弊，实出情理之外。”（《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五）命将李、陈、王革职，又令在浙官员悉心查对。
在浙官员查对玉站住原抄底册与咨送内务府、崇文门暨外估各册，“尚有底册开载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并未造入者计一百宗，底册本无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称陈辉祖首先起意，以银易金，并抽换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经手之各委员等遂而通同舞弊，肆行抵换隐匿。请将经手检查、造册之知府王士翰、杨仁誉，同知杨先仪，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江南河道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讯问国栋后也奏称，国栋曾目击陈辉祖委员购买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当众人耳目挑选添入，以为抽换地步。”（《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六）乾隆帝命将这些奏折发交阿桂、福长安阅看，逐条严讯。
阿桂、福长安抵浙后，查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与“那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乾隆帝命阿桂查勘办理山东运河河工，福长安押解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审办。陈辉租将以银换金、隐匿玉器、抽换朝珠等情供出，大学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陈辉祖为前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命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国栋、王士翰、杨仁誉亦定斩监候，杨先仪、张翥发新疆充当苦差，李封、陈淮、王杲发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访查闽浙两省亏空，是陈辉祖因循贻误。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也劾奏，陈辉祖武备废弛。乾隆帝以陈辉祖在总督任内惟务营私牟利，于政务民事漠不关心，赐令自尽。浙江官员的这一贪污案，是在受命惩治贪犯、查抄犯官家产时，又从中贪货谋利，而且自督抚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见官场的贪污，早已习以为常，无所不至了。
山东库银案——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贪婪无厌”，“所属州县亏空累累。”（钱泳：《履园丛话》五，《书南园先生事》）又奏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于敏中弟）“贪纵营私，勒派所属州县，以致历城等处仓库多有亏空。”（《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帝览奏后，派军机大臣和勺蠖加妨踯肭愠鄹吧蕉榘臁Ｎ慈ブ埃瞳｜先遣仆人送信给国泰，被钱沣截获，“搜得私书，中多隐语。”（《清稗类钞》第三册，《国泰以交通和ā罚┖瞳｜授意钱沣为国泰弥缝，钱沣回答说：“且到山东再看。”待到山东历城盘库，和痔岢霾挥萌裕怀榕淌猓挥卸嚏┚涂梢粤恕：瞳｜回馆舍后，钱沣即命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库中并无五十两一铤的帮银，多是圆丝杂色银，是借诸商铺户银临时充数的。钱沣诘问库吏，得实。出告示命诸商来领，“库藏为之一空”。（《履园丛话》五，《书南园先生事》）经查出，历城县知县郭德乎一人，即亏空四万两。
再去查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多有亏空。又查出“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官盈千累万”，其中一案即“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并查出国泰勒派婪索银两，皆济南知府吕尔昌与冯埏经手。而布政使于易简逢迎阿附国泰，“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
乾隆帝命将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等革职拿问，任命直隶布政使明兴为山东巡抚，太常寺少卿孙士毅为布政使。明兴、孙士毅等通查诸州县仓库后，奏称“查办山东各属亏空，竟至二百万两之多，实堪骇异。”乾隆帝命于狱中讯问国泰、于易简，国泰等诡称因办理王伦“逆案”，“各州县因公挪移，致有亏空。”乾隆帝说：“王伦滋事之案，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至有二百万两之多？”（《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命国泰、于易简狱中自裁。此贪污库银案，以巡抚为首，下与州县通同舞弊，上有和踊ぶС郑且桓龊艿湫偷陌咐�
江苏包庇贪吏案——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江苏高邮州巡检陈倚道揭报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并查获私描印篆、假给串票，具禀高邮州和扬州府。知府刘炳和知州吴“俱未批发”。次年正月，陈倚道又向巡抚和藩司衙门举告，巡抚闵鹗元和布政使康基田明知陈倚道所告属实，但也“置之不问”，“沈阁不办”，并将陈倚道派往他处采办硝斤，以图消弭此案。（《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二）陈倚道不服，派家人张贵赴北京控告，将揭报文册投至户部侍郎韩私宅，转呈乾隆帝。乾隆帝派兵部尚书庆桂和刑部侍郎王昶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审办，并传谕两江总督书麟协同江苏巡抚闵鹗元查明复奏。书麟复奏知州吴“袒庇书役，沈阁不办”，奏请革职。闵鹗元在复奏中则“始终袒庇吴，曲为开脱”，对高邮州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案，“意欲弥缝”，“饰词回护”。（《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乾隆帝命将吴革职，闵鹗元解任，一并交钦差大臣庆桂归案质审。调任安徽巡抚福嵩为江苏巡抚。
两江总督书麟见事态扩大，又奏称：“扬州府知府刘炳于陈倚道具禀之后，即行提审，将林之佩假印伪票各情究出，尚无扶同徇庇情事”，企图为闵鹗元等开脱。乾隆帝览奏，说刘炳“藉称犯证未齐，不即通详办理，其为扶同徇隐，情弊尤属显然”，书麟“希图掩饰，并不将闵鹗元及该府刘炳严参，一味瞻徇，实属有负委任。”并说，“由此推之，外省官官相护恶习，牢不可破。督抚等皆如此连为一气，罔上行私，又何事不可为耶！”（《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命将书麟交部严加议处，“革去翎顶，暂留总督之任，以观后效。”又以江宁布政使康基田“于本任应办之事，经巡抚批令严查，转移交臬司办理，推诿迟延竟至三月之久”，“瞻徇推诿，非袒护属员，即系迎合闵鹗元之意。”（《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命革去顶戴，暂留藩司之任。又命庆桂、王昶将闵鹗元、刘炳、吴革职拿问，连同案内犯证、卷宗押解热河行在审办。康基田亦革职，解赴热河。又令军机大臣会同行在法司严审后，将案犯、质证等发往北京，命大学士九卿等定拟。并以江苏按察使王士棻见抚藩通同循隐而不据实参奏，“乃亦置若罔闻，延阁不办，非迎合上司即系袒护属员”（《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五），命将其革职，交书麟、福嵩严审。
在审讯过程中，福嵩又参奏闵鹗元巡抚任内，句容县粮书江嵩年等将花户完纳钱粮折封侵挪案发，闵鹗元不亲提严审，仅批饬江宁府提犯审讯，难保无瞻顾轻纵。乾隆帝命将句容县知县王光陞革职，交福嵩审讯。福嵩又查出句容书吏侵用钱粮三千七百两，漕米八百余石。乾隆帝以书麟驻扎江宁，距句容不过数十里，“亦竟漫无觉察”（《高宗实录》卷一三五六），又将书麟革职治罪。
大学士等审讯后，闵鹗元斩监候（后释回），康基田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书吏林之佩、夏琯等处斩，王士棻、刘炳等革职，书麟以头等侍卫职衔遣戍伊犁。
江苏巡抚包庇贪吏案，乾隆帝从严究治，对总督、巡抚以下官员重加惩处，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官场，官官相护，上下串通营私，办事因循拖延，彼此推诿，日趋腐败。乾隆帝也日益感到了吏治败坏的威胁。在处理此案过程中，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巡视直隶、山东等地，目睹官府的腐败，慨叹说：“身为督抚者，惟知养尊处优，不以民事为重，且遇刑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展转迟延，阳藉详慎之名，阴遂诿玩之计。”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盗犯马十行劫一案，事悬两载，尚延宕未结；山东金乡县借努修城，时过数年，尚未办理开工。乾隆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又说：“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乾隆帝曾命大学士九卿科道等会议，酌定各级官员承办各类事件的期限，但懈宕废弛的颓风，依然不可遏止。乾隆帝重惩两江督抚，意在使官员知所做戒，但官场腐败的积习，并不能因此而有所变改。
浙抚贪污案——查处苏抚闵鹗元案的新任江苏巡抚福嵩，于结案后调任浙江巡抚。不久，也因贪污被揭露，成为江南的又一大案。
满洲正黄旗乌雅氏福嵩，原曾接任陈辉祖为浙抚，因办理弥补前任亏空事不力，被召还京。后署理山西巡抚。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自安徽调任江苏，改任浙江。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两淮盐政全德参奏盐运使柴桢“将商人王履泰等应纳钱粮在外截留，作为己收，私自移用共二十二万两。”又讯柴桢家人柏顺，柏顺供称柴桢前在浙江盐道任内“交代未清，恐浙省参奏，是以私那十七万两前往补填，其余五万系自己侵用。”（《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八）柴桢被革职拿问。乾隆帝因福嵩身为巡抚，兼管盐政，于柴桢亏空库项至十七万之多，竟毫无闻见，怀疑他也染指分肥，通同作弊。命将福嵩革职拿问，另派兵部尚书庆桂往浙江与新任浙江巡抚长麟审办此案。庆桂、长麟审讯柴桢，柴桢供出他在浙江盐道任内，“福嵩曾向婪索金银及派办物件，不发价银，通共用去银十一万五千余两。”（《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又供出侵用掣规、值月、差费等项共银六万六千余两。后又查出福嵩奉母游玩西湖，每次派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