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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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年羹尧军封锁青海通往西藏和天山的道路，大举进攻。十二月，被胁迫的诸台吉和部众十余万人，先后降清。次年正月，岳钟琪在郭隆寺（西宁东北）重创和硕特蒙古军，二月，又率精兵五千人，远袭柴达木敌营，罗布藏丹津率领二百人化装逃走，投依准噶尔。一七二五年，雍正帝将青海和硕特蒙古分编为二十旗，置佐领，设扎萨克统治。
二、北疆的划界与边防的加强
恰克四条约 康熙时，准噶尔部噶尔丹拥乓反清，曾多次与俄国联络，企求援助。噶尔丹败死后，喀尔喀蒙古诸部返回故地。清朝即向俄国提出，划定北段即喀尔喀蒙古地区的边界，以确定北部边疆。雍正帝即位，曾向俄国重申此议。一七二五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第一即位，派遣萨瓦为全权大使，来北京庆贺雍正帝登基，并商谈缔结商约、划定边界、引渡逃犯和在中国传教诸事。一七二六年十月，萨瓦到达北京，与清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成、兵部侍郎图理深会谈。经过三十多次会议，到次年三月初十日基本上达成协议。五月十六日，隆科多（六月被雍正帝撤回北京）、郡王策凌、年大臣四格、兵部侍郎图理深与俄国代表萨瓦、科留赤夫、郎克、格拉儒诺夫，在布尔河岸举行会议，勘察、划定两国边界。七月十三日（公历九月一日），两国代表签订边界条约，即《布连斯奇条约》。双方又根据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原则，以及会勘的边境界图，于九月初七日（公历十一月一日）签订《恰克图条约》。条约共十一条，其主要之点是：（一）划定中俄北段边界。由沙毕纳依岭至额尔古纳河之间，依据山川形势和设立鄂博的原则，确立自楚库河以西，沿布尔古特依山，至沙毕纳依岭，为两国边界（即今蒙苏边界）。乌第何等处，暂置为两边公中地方，均不得侵占居住。（二）商定贸易管理事项。俄国商人限在二百人以内，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两国交界地带的日常零星贸易，指定尼布楚和恰克图两地，准免税建造房屋，但沿途需经正道。如有绕道或赴他处贸易者，将贸易货物入官。（三）规定俄罗斯馆留居人员。准许北京俄罗斯人居住俄罗斯馆，并在馆内建造东正教教堂。俄国学生由国子监满汉助教各一人，住馆教习满汉语文。
恰克图条约划定的边界，大体上依据当时的实际控制状况，贝加尔湖地带，原为蒙古土谢图汗领属的布里亚特蒙古故地，从此归于俄国。清王朝则确立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领域，加强了对蒙古的统治。
修筑城驿 康熙时，曾在漠北地区建成五路驿站，以加强京师与蒙古诸部的联络。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在漠北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处，筑城驻兵，护卫喀尔喀。自杀虎口至科布多、乌兰古木地方，均设驿站。雍正时，又在漠北和西北相继建成科布多城（周围十二里）、巴尔库尔城（周围八里）、察罕瘦尔城和乌里雅苏台城，驻兵屯粮。一七三二年，设定边左副将军，驻扎乌里雅苏台，统率喀尔喀四部的蒙古军队，兼理扎萨克图和赛音诺颜两部事务。清军并在西北地区实行屯田。同时还规定：“嗣后将应发黑龙江等处人犯，遣往北路军营附近可耕之地，令其开垦效力。”（《世宗实录》卷一二○）次年，巴尔库尔、哈密等处屯田，收获青稞、大小麦等多达六万一千三百石。修筑城驿和实行屯田，加强了北方和西北的边防。
呼伦贝尔驻防 呼伦贝尔草原，处于漠北与东北之间，并与俄国交界，原为蒙古牧地。一七三二年，采黑龙江将军库尔海的建策，在呼伦贝尔筑城驻防。拣选索伦、达斡儿、巴尔虎、鄂伦春之兵三千名，迁移其地，编为八旗，左翼自修城处至俄国交界处游牧，右翼在喀尔喀河游牧，共编为五十佐领。各给牛羊，以立产业。在呼伦贝尔城设总管（后改统领），归黑龙江将军统辖。
三、对南方诸民族的统治
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境年居住着彝、傣、苗、瑶、壮（僮）等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实行与汉族不同的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保留着氏族部落制的残存。明朝统治时期，各民族的统治者和各级首领，接受明朝授子的宣慰使司、宣抚使司、招讨使司等司官以及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官职称号。但各民族仍各依照自己的传统制度进行首领的承袭与更替，报请明朝认可，因而被称为“土司”、“土官”。明朝末年，大西农民军和南明军据西南地区抗清，当地一些土司曾率领本族武装参加抗清战争。吴三桂据云贵时，清准土司世袭，又有一些土司参与吴三桂发动的反清战争。雍正时期，改变南方诸省的土司制度，由朝廷直接任命满汉官员统治，任免迁调，权归朝廷，号为“流官”。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各族统治者的反抗。雍正帝镇压了这些反抗，在南方各民族区改革了统治制度，号为“改土归流”。
云南 一七二六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说：“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他认为：土司之所以难治，是由于地分数省，事权不一，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余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雍正帝采鄂尔泰议，把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改隶云南，铸发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印，统一事权，委派鄂尔泰全权办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鄂尔泰到任后，先从改隶云南的东川入手。东川于康熙三十一年已经改流，但仍为土目占据。鄂尔泰革除了东川土目。乌蒙土知府禄万钟、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均年少，兵权操在两人的叔父禄鼎坤和陇联星手中。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屯乒东川，招抚禄鼎坤。禄万钟在汉人刘建隆等的挟持下，约镇雄土兵三千，袭击屯住鲁甸的禄鼎坤。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参战，击败禄万钟。又邀集与乌蒙相仇的阿底士兵共捣乌豪，连破关隘，禄万钟逃往镇雄。十二月，陇联星被鄂尔泰招降。陇庆候与禄万钟抵抗失败，逃往四川，不久也降。清朝设立乌蒙府，镇雄州，派总兵刘起元坐镇，控制乌蒙、镇雄、东川三属。时东川法戛土目禄天祐、乌蒙米贴土目禄永孝仍割据一方。鄂尔泰派兵收服，擒禄天祐。禄永孝败逃四川，复纠凉山等地士兵回袭清军。清军大败禄永孝，并趁势击败雷波、阿卢等未附土司。乌蒙事平后，清朝改设流官，任禄鼎坤为守备，升调河南参将。禄鼎坤不满，派其子禄万福回鲁甸联络旧部反清。一七三○年禄万福乘刘起元不备，攻陷乌蒙、东川、镇雄，联络凉山的旧土官、土目、头人等数万人相继起兵反。鄂尔泰调遣官兵万人（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土兵），分三路进攻。哈元生直扑乌蒙，连夺大关、伐乌关、豆沙关，逼近鲁甸。禄万福等逃往东川巧家营，被清军俘获。反抗失败。
云南境内，西起永昌东至元江一线以南，全属各民族土司统治区域。以北为府州县区，但每府也都有土职。鄂尔泰先后把镇沅知府刁瀚、霑益知州安于藩以及赭乐长官司、威远府、广南府等土目革职，委派同知刘洪度权知镇沉府。刘洪度派人清丈土地，刁氏族舍土目不肯交还民田，联络威远彝人反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正月杀刘洪度。鄂尔泰出兵镇压，把已革土司、土目迁移到外省安置。次年，鄂尔泰又出兵进攻孟养、茶山未附的土司，深入数千里。澜沧江内土司全部改为流官，设立普洱府，调元江绿旗兵驻守，并派兵到思茅、橄榄坝扼守通往蒙（今泰国西部）、缅、老挝的门户。江外车里等处仍保留土司制度。
贵州 明朗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管辖境内八府、四州和七十五个长官司。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水西宣慰使安坤反清；次年，郎岱土目陇安藩亦反，被吴三桂镇压，设立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州。雍正时，贵州还有以古州为中心的三千里苗疆，计有一千三 百多处苗寨，十万余人。这里土地肥饶，出产桐油、白腊、棉、桅木、毛竹等，但长期与外界隔绝，时有清朝罪犯来此逃避。
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鄂尔泰派兵进攻广顺州之长寨。副将刘业浚焚毁布依族土寨，遭到反击，被迫撒退。鄂尔泰又令总兵石礼哈继续进攻，连破三十六寨，收降二十一寨，招抚苗人、布依人三千余口。清朝在长寨设参将营，派兵扼守险要，迫令当地各族人民剃发易服，设保甲，编户籍。广顺、定番、镇宁等处的六百八十个苗寨，永宁、永丰、安顺的一千三百九十八个苗寨，先后降清。清军进而向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水江、都江流域推进。一七二八年夏，清军建立八寨城，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分兵进攻大小丹江，焚毁鸡讲五寨。一七三一年，清军沿九股河而下，进抵清水江，潜居九股苗族中的汉人曾文登向苗人献策说：改流升科，赋税倍增。此地江深崖险，清兵不能攻入。清军开到，以农忙为借口乞降，再伺机袭击清军。张广泗侦知后，一面佯为受降，一面布署军队，发动突然进攻。苗人战败，缚曾文登献清军。清水江、丹江一带俱为清军控制。清军从湖南买来盐布粮货交易，当地苗民大喜。但古州及其所属的来牛、定旦、溶峒等地的苗人仍然据险抗拒。张广泗攻其不备，一举占领古州及其属地。清廷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建立起古州（榕江）、台拱（台江）、清江（剑河）、都江、丹江（雷山）、八寨（丹寨）六城，设营驻兵镇守。
广西 广西是壮族聚居区，瑶族壮族多于汉人十倍。除桂林、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外，全省各处都有土官，共计一百五十余人。雍正初年，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势力最强，派兵四千在红水江北立营。一七二七年夏，鄂尔泰部署清兵进攻泗城，岑映宸被迫缴出敕印。鄂尔泰迁岑映宸于浙江，派流官管理泗城府，并把红水江北地方划归贵州，设永丰州。思明知府土官黄观珠，因为各寨头人不服管束，主动请求将洞郎等五十村寨改为流官管辖。柳州、思恩、庆远等地的土目，鱼肉壮民，积案如山。壮民听到“改土归流”的消息，争相备粮请兵。一七二八年，清军进攻思陵州八达寨，壮民斩土目颜光色以献。八月，清军攻克思明府邓横寨，远近土目缴出军器二万余件降清。清廷废除当地的土司制，降清的土官大都被任为流官。
湖南 湖南土司紧邻内地，多役使汉人垦田纳粮。土司剥削苗汉农民，并在城市之内置有房产，经营生理。雍正时，桑植、保靖土司内有近十万土民，声称土司凌虐难堪，愿入籍为民。清朝乘势迫令永顺、桑植、保靖、容美四大士司“缴印纳土”，设立永顺府，永顺、龙山、桑植、保靖等县和鹤峰州。其他土司也因无力弹压上民的反抗，不得不先后请求归流，缴印纳土。清廷授予降服的土司官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职衔，以流官补用。愿迁移置产者，准予迁移。
自雍正四年至九年间，伴随着清军的镇压，南方诸民族区大部分实现了“改土归流”。继续保留土司制度的一些地区，领地和土兵都很少，并要受清朝的种种限制，不得扩张。清王朝在改设流官的地区，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和民族压迫，但各民族内部更为落后的统治制度则由此多少受到限制。
四、西藏战乱的平定
康熙末年，击败准噶尔部对西藏的侵扰后，七世达赖格桑嘉错自青海入藏。清廷命拉藏汗旧臣康济鼐辅达赖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鼎管理后藏事务。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六月，西藏噶伦阿尔布巴等谋杀了康济鼎，企图夺取政权，并向后藏进兵。颇罗鼐率领后藏及阿里兵几千人击败阿尔布巴军，奏报清廷请求发兵进藏平乱。次年五月，颇罗鼐领兵至拉萨，围困布达拉宫。阿尔布巴被擒。清廷驻藏钦差马喇、曾格等在战乱中保护了七世达赖的安全。颇罗鼐在清军到来之前，即出兵削平了阿尔布巴之乱，得到清廷的嘉奖。办理西藏事务吏部尚书查郎阿依据颇罗鼐的保选，奏请以色朱特色布腾及策凌旺扎尔二人补授噶伦。由颇罗鼐兼管前后藏事务。雍正帝准其议，巩固了对西藏的统治。
五、对准噶尔部的战争
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在康熙末年派兵侵扰西危31藏失败，一七二七年病死。子噶尔丹策零继位，继续与清朝为敌。一七三一年六月，噶尔丹策零派大小策零敦多布二人，率兵三万，越过阿尔泰山向东进攻。清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领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