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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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传谕说：“朕弟兄中如允禔、允禩、允禟、允、允禵等，在皇考时结党妄行，以致皇考圣心忧愤，日夜不宁”。允禔早被拘禁。雍正帝历举允禵、允、允禟等事君不敬事例，说“嗣后大小臣工，若有估恶不悛，暗附其党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伊等党援解散，无附会济恶之人”（同上）。随将允禩党首鄂伦岱（佟国纲子）发往奉天。
雍正帝派遣都统楚宗捧旨去西宁查处允禟被劾事，允禟拒不奉旨。山西巡抚伊都立又参劾允禟指使护卫殴打生员。一七二五年七月，雍正帝革去允禟贝子封爵，撤除其属下佐领，在西宁幽禁。十一月，因议裁内务府佐领披甲，内务府属下聚众喧闹。雍正帝指允禩为此事的祸首，命领侍卫内大臣与宗人府会审具奏。宗人府议奏：“允稷心怀好恶，其悻逆结党之罪，屡蒙皇上宽免”，“激令内务府人等嚷闹，明系市恩惑众，毫无畏惧，好恶已极”。请革退亲王，撤出属下佐领。雍正帝谕“俱从宽免”（《世宗实录》卷三十八）。不久，又查出允禩曾私毁康熙帝御批事。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正月，雍正帝将当年康熙帝责斥允禩谋害允扔谕旨公开发出，内称“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雍正帝据此处治允禩，说“今其作为至此，断不可留于宗室之内，以为我朝之玷。”（《世宗实录》卷四十）遂将允禩革去黄带子，即削去皇室宗籍，禁锢高墙。允禟及允禩党苏努、吴尔占等宗室也被削籍离宗。允禩被削去宗籍后，不能再用皇族旧名，三月，改名为阿其那（满语，詈词）。五月，允禟自西宁押至保定监禁，改名塞思黑（满语，詈词）。允、允禵也被监禁。八、九月间，允禩与允禟相继死于狱中。依附允禩的鄂伦岱及内大臣阿尔阿松（遏必隆子）在戍所处死。雍正帝一举消除允禩等诸弟党，击溃了政敌。
康熙帝第三子允祉，在雍正帝即位后，受命守护景陵（康熙帝陵）。康熙时拥戴允祉的汉族文士陈梦雷被逮，发遣关外。一七二八年，降封允祉为郡王。一七三○年二月，复为亲王。五月又被夺爵，禁锢于景山永安亭。子弘晟禁宗人府。允祉一系势力也被消除了。
二、削弱八旗贵族
康熙以来，诸皇子争立，满洲八旗王公贵族分别依附诸皇子，自成势力，形成朋党。雍正帝剪除诸弟，又从制度上削弱八旗贵族，以杜绝祸源。
停止诸王兼理旗务�；�；康熙时，曾由皇予诸王数人分管八旗事务，一七二八年十月诏谕说，“向因宗室诸王等闲居无职掌之事，……是以谕令数人管理旗下之事。今观诸王之办旗下事者，与该旗大臣不甚相安。似此，则于诸王无益，而于公事亦未免耽误矣。”雍正帝还在诏谕中指责诸王所办之事有饵错，若照例处分，于心不忍，不若仍令闲居。诏谕规定：“除宗人府外，其余兼掌之处，俱著停止。”（《世宗实录》卷七十四）王公护军归隶营伍�；�；清初定制，上三旗守卫禁廷，下五旗护军各守王公府第。王公所辖旗下每佐领有护军（大巴牙喇）十七名。雍正帝即位后，重申康熙时旧制：“凡上三旗大臣侍卫官员人等，俱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世宗实录》卷三）一七三○年，将八旗护军均隶禁卫，一律改为禁卫军，王公只留满洲、蒙古佐领下二名亲军（《八旗通志初集》卷六十七）。
改革主仆关系�；�；满洲八旗王公对属下人等，仍沿袭奴隶制遗留的主仆关系，存在许多特权。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八年七月，即将八旗都统（固山额真，旗主人）改称为固山昂邦（旗长官），改铸印文。这实际上即是取消了八旗王公都统的主人地位。八旗旗主原可对属下审刑治罪。雍正帝定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又定制：八旗补用王府官职，任使旗下人员，或需用多人供差役事，都必须列名请旨，极大地限制了八旗王公的权力。八旗各派满洲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切事务。
出旗为民�；�；满洲王公贵族拥有大批的奴仆和壮丁，视如奴隶。一七二四年，雍正诏谕刑部说：“向来八旗官军人等，侍家人过严，微小之失，甚至殴责毙命。奴仆虽贱，彼亦人子”。定议：“其官员违法责打奴仆致 死，及持刃杀死者，分三等，定以罚俸、降革、鞭责。平入犯者，分三等鞭责枷号。至官员平人有致死族中家仆者，各从重拟。八旗官员画一道行。”（《世宗实录》卷二十一）但旗人奴仆违犯教令，家主依法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仍照旧例不论罪。可见，这还只是对主奴关系给予更多的限制。
皇庄和王庄中，庄头役使壮丁，也与奴仆相似。一七二四年规定：“嗣后如肆行凌虐者，许壮丁即行控告，所告果实，止一二人，则另拨与别处屯庄；至四、五人，即将庄头革退治罪。”（《世宗实录》卷二十）次年规定：八旗家奴，如果主人情愿令其赎身为民，档案可查，以后不得借端控告。一七二七年又规定：八旗继养“民人之子及仆人之于，俱著为民。”（《世宗实录》卷六十四）雍正帝连年颁发的一系列诏谕，使八旗贵族役使的奴仆、庄丁，得以经由各种途径有条件地出为民户。雍正帝旨在限制满洲贵族势力，残余的满洲奴隶制因而更为削弱了。
三、镇压满汉大臣与文士
雍正帝在位期间也加强了对满汉大臣与文士的控制和镇压。
诛年羹尧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迁内阁学士。一七○九年，出任四川巡抚，一七一八年擢任四川总督，一七二一年升任川陕总督，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雍正帝即位后，召允禵还京师，今年羹尧总理大将军事务。一七二三年；特授抚远大将军，驻师西宁，进兵青海，击败和硕特蒙古（见下节）。次年晋爵一等公。
年羹尧主持西北军务多年，战功日著，权势日盛。在西北行营时，任用官员，不经奏请，但咨吏部，谓之“年选”，与当年吴三桂之“西选”并称。一七二四年十月还京陛见，公卿跪接广安门外。但雍正帝因查知他曾与允禟有书信来往，已加疑忌，曾说：“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擅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致不能保全。”（《东华录》卷二十六）次年正月，被年羹尧参劾的四川巡抚蔡珽来京，被召见。蔡珽奏被诬陷，并奏年羹尧贪残诸事。三月，雍正帝借故责斥年羹尧，指责他的奏疏，“字画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阳朝乾”，诏谕问罪说：“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悮之处，断非无心”，将本发还，“令其明白回奏”（《世宗实录》卷三十）。年羹尧曾举荐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又在西安劾罢驿道金南瑛。胡期恒擢任甘肃巡抚奉召来京。雍正帝说他奏对荒谬，革职。四月间传谕，年羹尧妄举妄劾，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年羹尧疏报：“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江南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雍正帝益怒。七月，命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速赴杭州效力。年羹尧疏称：“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 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内阁九卿科道合词劾奏年羹尧“贪婪成性，骄横居心，颠倒官常，草菅民命。”请正典刑。雍正帝因年羹尧在西北立有战功，恐处死后人心不服，命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各秉忠心，各抒己见”（《世宗实录》卷三十四）。各省督抚提镇连续劾年羹尧之罪。十月，雍正帝令将年羹尧逮送京师。十二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奏年羹尧与道人“谋为不轨”等罪九十二款。雍正帝诏谕年羹尧在狱中自裁，子年富与宾客邹鲁等处斩。父年遐龄（曾任湖广巡抚，致休，授尚书衔）、兄年希尧（广东巡抚）夺职免死。
囚隆科多隆科多是佟国维之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后之弟，雍正帝称舅舅。康熙帝病死，隆科多传遗诏雍正帝继位，为雍正帝所倚重，曾任为总理事务大臣，兼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一七二五年，王大臣议年羹尧之罪“罢任留爵”，雍正帝大为恼怒，疑隆科多有意徇庇，削太保衔，以示警告。并诏谕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膂”，“伊竟有二心，朕予以宠荣，伊幸为邀结，招权纳贿，擅作威福”。“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之故习，则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陷，各宜警惧，无得自干诛灭。”（《东华录》卷二十六）隆科多被撤销总理事务大臣。一七二六年，又因家仆牛伦挟势贪脏，刑部议斩隆科多。雍正帝命斩牛伦，罢隆科多尚书之职，发往阿尔泰料理边务。一七二七年六月，因私藏玉牒，被召回京师。王大臣等议隆科多罪四十一款，当斩。雍正帝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极，“永远禁锢”。次年，死于禁所。
之士三狱雍正帝处治年羹尧、隆科多案，涉及曾经依附于他们的一些汉人文士。雍正帝罗织他们文字之罪，指为讥谤朝政，严加惩治。其中汪景琪、钱名世、查嗣庭三案，成为文士中震动一时的大狱。
浙江钱塘文士汪景琪，曾为年羹尧记室。一七二五年搜查年羹尧家文书，内有汪景琪所写《西征随笔》。雍正帝指责其中记事文字是讥讪康熙，低诽雍正年号，所撰“功臣不可为论”尤为大逆不道，将汪景琪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发黑龙江为奴。
江苏武进人翰林院侍讲钱名世，曾作诗颂扬年羹尧，雍正帝指为“以文词馅媚奸恶”，“行止不端，立身卑污”，革职发回原籍。雍正帝并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匾额，令地方官悬挂钱氏宅门。又谕令在京现任官员，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撰诗文，纪钱名世的劣迹迸呈。雍正帝阅后，支付钱名世刊印（《世宗实录》卷四十二）。翰林院侍读吴孝登、陈邦彦等，作“刺恶”诗不合雍正帝意。吴孝登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陈邦彦落职（《永宪录》卷四）。
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曾由隆科多荐引。一七二六年出任江西考官，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命题考试（见《槐厅载笔》）。一说出题“维民听止”，被指为“雍正”二字去首（见《掌故拾零》卷二）。雍。正帝指责他心怀怨望，有意谤讪君上，又在其寓所搜出日记二本，被指为有讥谤用人行政之语。雍正帝将查嗣庭革职囚禁，瘦死狱中。其于坐死，家属流放。查嗣庭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曾在康熙时入值南书房，是一代名士，也因嗣庭罪被逮，放回原籍。弟查嗣，也为翰林院编修，因嗣庭罪被逮，谪遣关西。一七三四年死于戍所。
康熙时期，曾经极力争取江南名士，以稳定清王朝的统治。雍正帝严惩江、钱、查等之狱，说是为了“做戒士人”，特别是江南士人。雍正帝对大臣们说：“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淇、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世宗实录》卷四十九）汪、查都是浙江文士，狱后并停止浙江乡、会试，以压制江南士人。
谢济世与曾静案 三狱之后不久，雍正帝又处冶了广西谢济世狱和湖南曾静狱。
广西全州人谢济世，康熙五十一年进士，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劾奏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贪虐等十罪。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曾受到雍正帝的嘉许。雍正帝说谢济世劾状“显与朕之明旨相悖”，夺官审讯。广西巡抚李级赴任直隶总督，晋京陛见，亦劾奏田文镜贪虐。雍正帝说“济世言与绂奏一一吻合”，“是其受人指使，情弊显见”，革谢济世官，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谢济世在军中撰《古本大学注》，被劾“毁谤程朱”。雍正帝见其中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等语，指谢济世“意不止毁谤程朱”，而是“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世宗实录》卷八十二），下九卿议罪。
广西举人陆生楠选授江南吴县知县，晋京陛见。雍正帝说他态度傲慢，必是谢济世一党，命夺官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效力。一七二九年，陆生楠撰《通鉴论》十七篇，内中论及建储和隋炀帝事，被劾为“非议时政”，并下九卿议罪。谢济世与陆生楠均议军前正法。雍正帝斩陆生楠，赦谢济世，在军中服役赎罪。
湖南靖州人曾静案，是雍正朝震动朝野的大案。清初，浙江文士吕留良（号晚村）隐居山林，著书宣扬夷夏之防，传播反满思想。康熙时吕留良病死，弟子严鸿逢继续传播吕留良学说。曾静应试落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