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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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太子康熙帝诛索额图后，依然疑虑重重，常常举措失度。五年之后，一七○八年五月间，率领太子胤礽与长子胤禔、十三子、十四子、十五子、十六子、十七子、十八子等，巡视塞外。八月，至鄂尔多斯。十八子胤祄重病。九月初，行至蒙古布尔哈苏台地方。初四日，康熙帝命太子胤礽跪见。诸王大臣齐集行宫之前，斥责胤礽对胤祄患病“毫无友爱之意。因朕加责让，伊反忿然发怒。”决意废太子。宣谕说：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并说：“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令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宣布将胤礽废斥拘禁。康熙帝废太子，显然是出于对索额图党的疑虑。同时又宣布，将索额图两子及胤礽的亲随四人正法。是日，胤祄病死。
康熙废胤礽后，仍然疑虑重重，惴惴不安。九月十一口，对满族大臣说，“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实不胜愤懑。至今六日，未尝安寝”。两天后，又宣谕内大臣等：“近观胤礽行事，与人大有不同。……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回京后，将胤礽幽禁在上驷院旁的毡帐之内，特命皇长子胤禔和皇四子胤禛（雍正帝）看守。康熙又对诸皇子及领侍卫内大臣、满族大学士、尚书等宣布：“今胤礽事已完结。诸阿哥（皇子）中，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朕断不能姑容也”。但是，胤礽废后，太子虚位，围绕太子废立的党争，更加不可遏止。
（二）理学的提倡与西学的传入
一、理学的提倡
康熙帝面对着清朝内部的重重矛盾，在他的晚年越来越着意研究程朱理学（道学），从中寻求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
康熙帝自幼即学习汉文化，研读经史。亲政后任用儒臣，实行汉制，目的仍在于争取汉人地主阶级的支持，以巩固清朝的统治，并未把汉儒的理学作为执政的指导思想。“三藩”反清战争时，儒臣魏象枢谏阻用兵，力主招抚，康熙帝弃而不用。台湾郑氏降服后，理学名臣李光地建策弃地不守，康熙帝仍采施琅策统治台湾。噶尔丹之乱，李光地谏奏，依《易》经卜卦，出兵不利。康熙帝平乱后，说：“汝辈汉人说予向征噶尔旦（丹）时，不必如此穷黩。”“噶尔旦边衅一动，兵疲于奔命，民穷于转饷，欲休养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惮亲征，去此大害。今而后庶可言休养生息四字”（《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八）。噶尔丹败亡后，各地战事大体平定，康熙帝转而整饬内政，日益倡用程朱理学。
一六九七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向法皇路易十四报告说：“康熙皇帝是儒教的教主，这个资格加强了这位皇帝的权威。”（《康熙皇帝》）一七一一年时，康熙帝曾自称：“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康熙帝在一七○一年以后的二十年间，更加致力于理学的研讨。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命熊赐履、李光地等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撰序言，说“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生（指朱熹）之道不可为。反之身心，求之经史，手不释卷。数十年来，方得宋儒之实据。”又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李光地曾说：“朱子之意与皇上同，皇上近来大信朱子之言。”（《榕村语录续集》卷七）一七一七年，康熙帝并为新编《性理精义》一书撰序。康熙帝非常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作为治天下的统治思想，依用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儒臣，极力提倡理学，以稳定清王朝的统治秩序。
标榜“仁政”康熙帝亲政后的三、四十年间，不断严惩贪污，奖励廉吏清官，以维护其统治。康熙帝曾说：“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又说：“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圣祖实录》卷一八三）康熙帝亲政初期，确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清官，但以后的官场逐渐腐败，贪墨风行。康熙帝力言“澄清吏治”，也正证明吏治之不清。平噶尔丹后，康熙帝标榜仁心仁政，变惩贪为宽政，以图稳定政局。张鹏翮以清廉著称，对下甚严。康熙帝对他说：“从来大儒持身接物当如光风霁月。尔平日亦讲理学，乃一味苛刻严厉，岂所谓光风霁月乎？况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需为国为民，事事皆有实济。若徒饮食菲薄，自表廉洁，于国事何济耶？”康熙帝甚至公然允许官吏贪取。一七○九年九月，对河南巡抚鹿佑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其实系贪黩无忌者，自当参处。若一概从苛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圣祖实录》卷二三九）康熙帝晚年标榜仁政，放纵官吏贪剥，其实是对不胜参的官吏们的妥协。提倡宽政的结果，吏治更加败坏了。
控驭臣下程朱理学把封建的政治学说哲学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仅论述统治的理，并且还论述被统治的理，告诫人们自觉地去接受统治。自称“得宋儒之实据”的康熙帝，确已理解到这个奥秘，并着意加以利用。他曾对进讲的儒臣说：“向来进讲，但切君身。
此后当兼寓训勉臣下之意，庶使诸臣皆有所警省。”（《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又说：“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圣祖实录》卷一六三）他告诫那些自称信奉理学的汉大臣说：“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而忘私乃为正理，且理学诸书中，亦不过辨别公私二字。事君者果能以公胜私，于治天下何难？若挟其私心，则天下必不能治。”（《圣祖实录》卷二五六）汉人大臣力图以程朱理学影响康熙帝，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康熙帝则以理学为武器，要求汉人臣僚对皇帝无私地忠诚。
统治社会程朱理学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封建纲常为主要内容。君臣、父子、夫妇称为三纲。不仅把政权家族化，也还把每个家族政权化，在血缘关系上建立起统治与被统治的准则，从而维护整个的社会秩序。康熙帝遵从理学的准则，一再下诏褒扬各地的孝子节妇，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七一三年，康熙帝诏谕大学士宣扬孝弟，说“倘天下皆知孝弟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礼乐道德之根。”（《圣祖实录》卷二五四）一七一八年，又对臣下说：“朕临御天下垂六十年，仰惟祖宗付托之重，知天子以又安海内为孝。”“夫人皆知孝行之为先，则臣节必砥，此即经学之本也。”（《圣祖实录》卷二七八）皇帝行孝即要统治海内。臣民行孝，即要服从皇帝的统治，在家孝父，在朝忠君。这就是所谓的“以孝治天下”。一七○六年颁布的圣谕十六条（见前）是康熙帝实行理学政治的纲领，也是“教化”臣民的条规。十六条通行晓谕满洲八旗并直隶各省督抚，转行府州县乡村广大居民。每月朔望日，各地村庄都要向村民讲解十六条，以推行“教化”。清朝此后的历代皇帝，奉康熙圣谕十六条为祖宗之法，影响极大。
宋代理学至朱熹而渐完备，宋理宗时始被尊为官方学说，但南宋不久即告灭亡。元仁宗、文宗曾先后提倡理学，举行科举考试，表彰孝子节妇。但元朝的统治随即衰落，理学并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明初再度倡行理学，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的兴起，理学在社会上已不再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康熙帝倡行理学用以指导政治，并在社会上大力宣扬，深入到各地农村。理学的伦常说教，经康熙帝提倡而普及于全国，影响是深远的。
二、西学的传入与传教士的禁逐
康熙帝自即位以来，不仅随汉人儒臣学习儒家经书，也还从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这在历代皇帝中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不能不和理学的倡用形成严重的矛盾。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著述和工艺品。利玛窦留居北京，曾得到明神宗的赏识。据统计，明万历至清顺治时，翻译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书籍，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晚明士大夫研习西学，一时成为风气。明礼部侍郎徐光启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依西法改订历法，编成《祟祯历书》，未及颁行而明朝复亡。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汤若望上书多尔衮，请用新历，称天主教“以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次年清朝正式废明大统历，改用汤若望等编制的时宪历。汤若望得到清廷的信用，一六五三年为通政使，加号“通玄教师”。江南徽州官生杨光先自称“素以理学自信”、著《辟邪论》，又上“正国体疏”，指责天主教是“无父无君”、“五伦俱废”的邪教，西洋之学是“左道之学”，并控告汤若望“暗窃正朔，惑众谋反。”顺治帝不予审理。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杨光先再次上疏，指控汤若望“邀结天下人心，叛形已成”。辅政大臣逮汤若望入狱，废时宪历，复用明大统历。次年，命杨光先为钦天监正，杨的好友吴明烜为监副。杨光先又著书，题为《不得已》，攻击西学，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汤若望出狱后病死。
康熙帝亲政后，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十二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疏，指责吴明烜所制康熙八年历种种差误。康熙帝传谕：“历法关系重大”，“应以合天象为主。”命大臣图海、李霨、索额图、明珠等二十八人同住观象台测验。一六六九年二月，在观象台观测星象测量日影以校定历法。杨光先托放不行，由吴明烜 与南怀仁应对。观测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恒所言逐款皆错。”（《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帝决定复用时宪历，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一六七三年升为监正）。杨光先从宽免死。
历法的考辨促使年轻的康熙帝发愤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他后来自称：“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康熙帝在经筵学习儒学的同时，延聘南怀仁和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闵完我等轮番进讲自然科学。每天约二、三小时，先后持续十余年之久。据说，他曾先后学习天文、数学、地理、医药、音乐、绘画以及欧洲哲学、拉丁语文等知识，都能粗通大意。南怀仁在一六七四年制成大型天文仪器，置于观象台，被授任太常寺卿。
康熙帝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日益信用，南怀仁请求罗马教廷增派传教士来华。一六八七年，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五人来到北京。一六九○年，清朝派出使团去尼布楚与俄国举行谈判。张诚、徐日升等曾被任为使团译员，在谈判中奔走于双方之间。西方传教士进而参予了清朝的外交活动。一六九三年，白晋受命为清朝皇帝的钦差，去欧洲延聘人才。一六九八年白晋返回北京，随同前来者有巴多明等十余人。
西方传教士得到清朝皇帝的信用，天主教也随之在清朝各地日益广泛的传播。一六六九年任用南怀仁时，原曾晓谕直隶各省禁止立堂入教。但事实上各地天主教势力在不断发展。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抚张鹏翮曾重申康熙八年上谕，禁止浙江各地传习天主教。传教士通过信教的大臣佟国纲等向康熙帝请求弛禁。一六九二年，康熙帝传谕“各处天主堂仍照旧存国。凡进香供奉之人，不必禁止。”（《奉教正褒》）康熙帝取消禁令，天主教迅速发展，遍及十五省。据一七一○年统计，全国教徒多达三十余万人。
天主教的教义和理学的伦常说教尖锐对立。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援引天主教义傅会理学的伦常，允许教徒祭天、祭祖和祭孔。利玛窦身着中国儒士冠服，被称为“西儒”。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传教也都遵从利玛窦的方式，称为“利玛窦规矩”。一六九二年弛禁后，天主教势力日益强大。以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的多明我会，联合圣方济会，坚持宣传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唯一主宰，攻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是对教义的背弃。双方都上书罗马教皇，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