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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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人丁免赋 据《清圣祖实录》所载历年人口田亩和钱粮赋税的记录，自康熙二十一年到五十年的三十年间，有了显著的增长。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人丁一千七百二十三万五千余，田地（包括山荡畦地）五百三十一万五千余顷，征银二千二百一十八万余两，粮（米、豆、麦）六百二十七万一千余石。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余，田地（包括山荡畦地）六百九十三万余顷，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万四千余两，粮（米、豆、麦）六百九十一万二千余石。由于田地开辟和人口增殖，虽然清王朝多次减免赋税，国家的钱粮征收仍有很大的增长。征银增加七百多万两，粮增加六十多万石。但多年来居民大批流移，各地人民为逃避赋税，人丁与田亩的实际数字均有很多隐瞒。康熙帝说他亲自巡幸的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国家赋税增加后，国用已无不足。康熙帝称“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在普免钱粮一年之后，康熙帝又在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二月诏谕大学士等：“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圣祖实录》卷二四九）康熙帝的这一讯谕，是对人丁税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即将人丁税额固定在康熙五十一年的额数，以后新增人丁，只报实数，不纳钱粮，被称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民丁税负担多少有所减轻，也使隐瞒的现象大为减少。据《圣祖实录》所载，一七一三年各地另行奏报的滋生人丁有六万四百五十五人。实际滋生人丁当不只此数。这可能是由于新制初行，尚未取信于民，因而仍不免隐瞒。次年奏报的滋生人丁数即增至十一万九千余，一七一五年增至十七万三千余，一七一六年增至十九万九千余，此后历年滋生丁数均有增长。一七二一年增至四十六万七千余。所谓“滋生人丁”，依清制当是指年满十六岁的男丁，并不包括妇孺在内。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时，滋生人丁超过九十万，他们出生时正是康熙帝实行不加赋之后的年代。“滋主人丁，永不加赋”制的实行，逐渐减除了人口的隐瞒现象，相对地接近于实数。客观上则促使人口迅速增长。但此制实行既久，原来定额的人丁死亡或年满六十岁而被除名，定额数交由本户或亲戚的人丁抵补，这又不免产生种种流弊。
整饬吏治 康熙帝所制定的垦荒减赋等措施，都必须通过地方官吏来实行。因而，整饬吏治又成为恢复生产和巩固统治的必要措施。一六六七年，康熙帝初亲政时，熊赐履即上疏指出，“蠲赋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圣祖实录》卷二十二）一六七九年，京师地震。康熙帝告谕群臣，官吏的六项“弊政”是“召灾之由”。一是民生困苦已极，地方官吏谄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钱粮分数及给发银米赈济，地方官吏苟且侵渔，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大小问刑官员枉坐人罪，恐吓索诈；六是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康熙帝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康熙帝不时出巡各地，察访官员优劣，对清廉执法的官员予以褒奖，对贪酷官员严予惩办。直隶巡抚于成龙，原任知县，以廉明著闻，擢升至巡抚。康熙帝称赞他“凡亲戚交游相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遗，一介不取”。“历官廉洁，家计凉薄”（《圣祖实录》卷九十四）。其后又擢任江南总督。于成龙前后居官二十余年，死后家无积蓄，据说室中只存绨袍一袭。被称为“天下第一廉吏”。直隶巡抚满人格尔古德执法严明，反对大学士明珠圈占民地，被称为“铁面”，也受到康熙帝的褒奖。满族贵族山西巡抚穆尔赛，在任内科派百姓，每两税银加征“火耗”至三、四钱，多方勒索贪污。康熙帝交九卿议罪。满汉大臣因穆尔赛势大，欲从平易归结。康熙帝大怒说，穆尔赛身为大吏，贪酷已极。九卿会议，并未详明议罪。真有弥天手段。又说：“朕不行立断，谁肯执法？”将穆尔赛判绞刑处死。云南布政使张霖、浙江布政使黄明等，也都因贪污罪处死。康熙帝对满汉官员，奖励廉能，惩治贪污，无所回护，对整饬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顺治初年，曾有官员“三载考绩”的制度，但在连年战争中，并未能严格实行。三藩战后，康熙帝锐意整饬，自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对军政官员多方考核。据《圣祖实录》记载，此后三十多年间，因廉能受到表彰的官员凡七百多人，因老病而“致休”者两千六百余人，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被降调者有一千五百余人。因“不谨”和“软罢（疲）”而革职者一千五百余人。此外，受到惩处的贪官共五百余人。康熙帝整饬吏治，当然并不能如他所说“尽除积弊”，但对官吏的腐败和贪刻，多少有所限止，作用还是积极的。
康熙时，对民间征税的办法也有所改革，以防止地方官吏的贪污侵渔。顺治时曾编修《赋役全书》颁发各地照依执行。另有黄册（户口册）与鱼鳞册（地亩册）作为征税的依据。纳税的户发给“易知由单”，写明应纳的银米数目。征税时用二联的“截票（串票）”，一存地方官府，一发民户收执。在实行中，官吏从中作弊，将截票强留不给，或另立名目，任意科敛，将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一六八七年曾命重编赋役全书，并未颁行。但将易知由单停刊。一六八九年另制三联单，一存州县，一付差役追比，一付花户（纳税户）报照。但在实行中仍不免作弊。一七○○年，又改制滚单。每里之中，以五户或十户共为一单，各户下注明田地银米数目。滚单发给里甲的甲首，依次滚催。赋税的征收依靠地方保甲，以限制官吏差役从中侵渔。据说实行后，民以为便。
康熙帝在他的统治时期，特别是三藩战争之后，全面接受了汉族的封建统治制度和统治方法。在所谓“与民休息”的方针下，经过垦荒减赋，整饬吏冶，成功地巩固了清朝对汉族地区的统治。社会生产从而逐渐得到恢复。清朝国用浙足，正是生产发展的一个标志。虽然社会经济的发展尚未达到明朝盛时的水平（详见另章），但在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汉族地区的社会秩序相对地稳定，人民得以重建家园，从事正常的生产。这即足以被人们称颂为“太平盛世”了。广大农民所承受的国家与地主的封建剥削无疑仍是沉重的。但清王朝一再减免赋税，使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不致激化，即使在水旱荒年，农民群众也还得有生路可走，康熙帝也因而被称颂为盛世的“仁君”。旧史学家所称“康熙之治”的实际含义，是满族的奴隶制与汉族的封建制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之后，虽然在局部范围仍然保留着满族的奴隶制，但整个说来，汉族地区已经建立起了清朝的封建制的统治。
二、开海与开矿
顺治时，南明将领据东南沿海开展抗清斗争。清朝下令不准官民出海贸易。郑成功父子据有台湾，清朝在一六六○年（顺治十七年）下令“迁海”，迫使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明代与南洋、日本诸国的海上贸易，曾经是国内商业发展的重要环节，清初基本上中止。只有台湾郑氏继续开展海外经营。三藩战后，康熙帝下令开海，准允沿海居民迁回旧居，开放原来的海禁，以发展海外贸易。又在云南等地开矿，以发展手工业生产。
开 海
清朝禁海期间，沿海官民仍在进行走私贸易。康熙帝曾说：“向虽严海禁，其走私贸易，何尝断绝”。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间，赴日商船每年平均有三十艘左右。三藩战后，一六八一年春，福建巡抚吴兴祚，即奏请“应定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便收税”。当时派往广东处理三藩善后事宜的刑部侍郎宜昌阿，奏请留用原来为尚之信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沈尚达、周文远等一百三十人。但在廷议时，满洲大学士明珠与内阁学士李光地等均持异议，以为“海舡不宜入大海”，“皇上富有四海，宁少此项银两，何用奸人重为地方之累”。康熙帝因“海寇未靖”，台湾郑氏尚未降附，暂停此议。一六八三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对奉差福建广东回京后的内阁学士席柱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所何待？”又说：“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圣祖实录》卷一一六）九月，康熙帝在给大学士等的诏谕中，曾对开海的目的有所说明。他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民生有益，各省俱有神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一六八四年，清朝对海上贸易先后作了若干具体规定：一、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听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在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二、在江 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外国贡船所带货物不再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听所差部臣照例收税。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
当时海外贸易发展到日本、东南亚，远至欧洲。东洋即日本，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居于首位。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记载，清朝沿海城镇，包括上海、宁波、南京，福州、泉州、厦门、漳州、潮州、高州、广州等地，先后都有商船前往贸易。日本在长崎设“唐人馆”，专供中国商人居住。到长崎贸易的华人商船，康熙二十三年为二十四艘，次年增为八十五艘，康熙二十七年多达一百九十二艘，商人船夫共一万余人。日本政府为了限制白银外流，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颁布“亨贞令”，对中国商船的数量与商品额进行限制，因而此后略有减少。每艘商船到长崎后都要写一份简要报告，后来被辑为《华夷变态》一书。据该书统计，从一六八五年至一七一四年的三十年间，赴日本长崎的“唐船”共计二千五百多艘，平均每年八十五艘多（包括部分南洋商船，大部分是华侨商人）。比前此每年平均三十艘左右增加二倍多。
东南亚包括巴达维亚（雅加达）、暹罗、吕宋、柬埔寨、越南、爪哇、麻六甲等国。明末清初有大批华侨来到这里垦荒经商。清朝开海后，沿海商人及东南亚的华侨商人，不仅往返交易，而且在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从事海上贩运，转手买卖。其中以雅加达的贸易最为发达。一六八五年，从福州、厦门开赴雅加达的商船“十余艘”，一七○三年增加到二十艘。到其它国家的商船，每年为三、四艘或五、六艘不等。总计每年赴东南亚的商船，大约为三十艘到四十艘左右。
顺治至康熙初年，欧洲国家，首先是荷兰，接着是英、法、葡萄牙等国，相继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