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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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入朝——吴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顺。宋太祖即位，吴越国王钱俶（音处chù）即遣使来贺，此后连年朝贡。九七四年冬，宋代江南，令吴越出兵助攻。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罢了。”钱俶连忙把李煜信交给宋朝。九七五年四月，钱俶亲自领兵五万，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讲明入朝后仍回杭州。二月，钱俶带领妻子到东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两月后放他回国。临行前，宋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疏。钱俶对宋太祖大为感激，也大为恐惧。回国后又派遣使臣贡献大批宝物。吴越对宋朝唯命是从，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吴越国实际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是还保留着一个国王的称号，等待宋朝削去。
泉州归附——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接受南唐清源军节度使名号。九六二年，留从效死。次年，牙将陈洪进夺取兵权，自为节度使，遣使向宋朝贡。九六四年，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命陈洪进为节度使。九七六年，宋灭南唐，吴越入朝，泉、漳等州成为孤立的割据点，陈洪进也请求到东京朝见。陈洪进行至中途得知宋太祖死，归镇。次年，入朝宋太宗。九七八年四月，献上泉、漳二州十四县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点也消灭了。
宋太祖自九六三年出兵荆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这并非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而是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后蜀灭亡前，宰相李昊（音浩hào）对蜀主孟昶说：“我看宋朝立国，不象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就在此朝吧！”南汉灭亡前，内常侍邵廷琄（音旋xuàn）对南汉主刘鋹说：“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现在宋朝己出，看形势非统一天下不可！”后蜀与南汉相隔数千里，但人们都已敏感地觉察到，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谓“厌乱久矣”的“天”，实际就是当时的社会潮流，主要是广大群众的意志。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封建军阀之间无休止地展开争夺权利的战争。广大群众早已厌弃这种封建割据的内战，厌弃这种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害。南方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要求消除成为障碍的割据政权。结束封建割据的战乱，已是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宋朝的统一事业，因而较为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宗赵匡义在后周时为供奉官，陈桥兵变，拥立太祖有功，建国后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亲征二李，太宗留守京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今。后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成为宋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九七 六年十月宋太祖死，太宗即位。九七八年三月，吴越王钱俶来朝见，太宗留钱俶在东京。陈洪进纳土降宋，吴越更加孤立。钱俶不得不把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地献给宋朝，削去吴越国号。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的兵力转向了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灭北汉——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败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宋兵久攻太原不下，辽又派兵来援，宋兵回师。九七六年八月，宋太祖再命党进、潘美等分道攻太原，辽耶律沙领兵助北汉。宋太祖死，太宗下诏班师。泉州和吴越的割据消灭后，九七九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领兵亲征，派潘美等四将分四路攻太原。三月，辽援兵来救，宋兵在白马岭大败辽兵，辽将耶律敌烈败死。四月，宋太宗自镇州进兵，破隆州，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围攻太原。五月，北汉主刘继元出城降。北汉平。
北伐辽朝——宋太宗灭北汉后，五月就从太原仓促出兵，乘胜北伐辽朝，企图收复五代时被辽朝占领的燕云州县。宋兵到易州、涿州，辽朝的汉人守将开城投降。来太宗率兵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将士因伐太原疲惫，攻南京又不下，已经懈怠。辽耶律休哥引大兵来，大败宋兵。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追到涿州，太宗乘驴车仓惶逃走。宋兵仗、辎重都被辽夺去。次年（九八○年），辽发兵十万来攻雁门。北汉旧将代州刺史杨业出轻兵袭击，辽兵败走。十月，辽景宗、耶律休哥又自瓦桥关进攻，大败宋兵，追到莫州回师。
宋兵对辽作战失败后，是继续作战收复燕云，还是从此休兵，宋朝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宋太宗回东京，朝臣多主张再出兵攻辽。左拾遗（谏官）张齐贤上疏反对，说，‘圣人举事，动在万全”，“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主张先加强内部的统治。河南路转运副使田锡主张放弃收复燕云，与辽谈和，说“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劳而无功”。在主和意见的影响下，太宗在九八一年诏令沿边州县守边境，不得出关。宋辽暂时休战。
宋太宗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后，仍然志在收复燕云。对宰相宋玫说：“我看史书，见晋高租（石敬瑭）求援于契丹，对契丹行事父礼，还要割地奉送，屈辱之甚。”宋琪回答说：“恢复旧境，亦应有时。”
九八六年，宋太宗再度发大兵分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出雁门。曹彬率宋主力军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进攻下飞狐，进克灵丘、蔚州，潘美军攻下寰、朔、应、云等州。辽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挡曹彬，耶律斜轸领兵抵挡潘美。辽承天太后、圣宗亲领大兵相机出援。曹彬一路号称十万，乘胜猛进。辽耶律休哥驻南京兵少，不出兵正面作战，夜出轻骑劫掠，昼出精锐断宋兵粮道。曹彬人涿州十余日，粮尽，退守雄州。将士看到潘、田两军挺进，纷纷要求再攻涿州。这时，辽承天太后、圣宗的大军已到涿州东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轻兵沿路迫击宋军，宋军且战且行，到涿州已师老兵疲。辽兵乘势大举出击，宋兵自涿州败退，辽兵追到岐沟关，大败宋兵。曹彬收残部渡拒马河，辽兵追袭，宋军人马相踏，死者无数。 涿州之战，辽兵先让一步，以少胜多，宋军主力全部败溃了。
宋太宗见主力军溃，急令曹彬等回东京，田重进军驻定州，潘美军回代州。辽耶律斜轸出重兵袭击，败宋兵于五台，宋兵死者数万。辽兵夺回蔚州，潘美领兵往救，又大败于飞狐。潘美、杨业军回兵到朔州狼牙村，辽兵陷寰州。杨业以为敌锋甚盛，不可与战。潘美等不听，迫令杨业出兵。杨业自知必败，请派伏兵在陈家谷口救援，杨业与辽兵战，大败，退到陈家谷口，不见宋援兵，率部下百余人，并力死战，堕马被俘。杨业拒不降辽，绝食三日，死。潘、杨军败，宋兵全线崩溃了。
宋太宗再次北伐失败，宋兵损失惨重。朝中一些大臣纷纷主张“屈己”求和。赵普上疏，说辽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谄”（坏人）蒙蔽皇帝，“致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劝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说北伐失败“悔既往而难追”，“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屈于一人（辽帝）之下，伸于万人之上”。殿中侍御史赵孚建议宋太宗学习唐高祖“降礼于突厥”，对辽屈己求和。“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没有赞同他们的议论，回答赵普说：“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 误所致。”九八九年，户部郎中张洎（音计jì）、右正言王禹偁（音称chēng）相继上书，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辽。宋朝内部，出现主战与主和两种不同政见。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复辟为国策，对外作战和对内抑制武将的政策发生了矛盾，因此没有采纳王禹偁等人再次伐辽的建议。以后的宋朝，即对辽转取守势，专力加强国内的统治。
（二）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加强
唐末五代以来，军阀长期割据。宋太祖建国后，继续统帅后周的禁军，后周官员也都继续任职。灭江南各国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编了各国的军队。为了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宋王朝把军事、政治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巩固它的统治。
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两朝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一、兵制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唐初，设十二卫，唐玄宗改设旷骑（彍音扩kuò），宿卫京师。天宝以后，彍骑虚弱，边镇兵强大，形成长时期的藩镇割据。后周时，仍沿用禁军制度，但军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骄横不听指挥，实际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务精不务多”的方针，命宋太祖统领禁军，精锐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壮士，选择尤强者编入禁军，加以训练。禁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劲的军队。周世宗对外作战，屡获胜利，禁军的整顿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统领禁军六年，依靠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集中掌握兵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
选练——来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着手加强禁军，进一步拣汰老弱，补充精壮。这年五月，下令各州拣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又除去禁军中的老弱，设“剩员”处理。退兵下到诸郡，仍给兵傣。诸郡多用来看守仓库。九六五年，又选强壮兵定为“兵样”，分送各地。各地军队按兵样选拔，送到京师充禁军。此后多次派邀使臣到各地选择精兵收补。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给。宋朝统一南方各国的过程中，也从各地的降卒中选择精锐补入禁军。军中并制定“阶级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军的不断选练，宋朝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直辖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镇兵，五代时驻守城厢，又称“厢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将帅选取军中精锐作牙兵（衙兵）。厢兵中的精锐，经多次选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军。留在地方的，不再训练，只服杂役。厢兵实际上已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后来司马光曾评论说：选练禁军后，“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敌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这就是说，镇兵力量远比禁军薄弱，没有割据反抗的可能。唐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势力不能复辟了。
建置——太祖开宝（九六八——九七六年）时，有禁军马步兵十九万三千（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时，禁军马步兵三十五万八千（全国兵额六十六万六千）。起初，禁军都驻在京师，后来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时以十万驻京师，十万派守外郡。戍守边地重镇或内郡要地者称屯驻，隶属于总管司者称驻泊。此外，因粮价低廉暂留某地者称就粮，人数不多。屯驻军由兵马钤辖（钤音潜qián）、都监等统领，当地州官不得干预。派出的禁军定期轮换，因而有所谓“出戍法”（或称“更戍法”）。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的，三年一轮换。广西等地，二年一轮换。陕西兵，半年一换。禁军家属妻子都在京师。据说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免得留恋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会想反抗朝廷。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宫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或三司。三司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只有皇帝才能派迫禁军，调动兵马。禁军中又选出勇壮，作护卫皇帝的亲军，称“诸班宜”，地位在一般禁军之上。
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诸将领兵作战，须按照皇帝的部署行动，不得擅改。宋太宗戊北汉、辽朝，都是领兵亲征，临阵指挥。太宗对宰相们说：“五代承袭唐季丧乱之后，权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