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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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勋戚庄田——一五二九年，霍韬奉命编修《会典》，上疏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明史·食货志》）额田大量减少，是因为地主豪民的欺隐和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扩展庄田。《明史·张璁传》说清勋戚庄田“皆其力也”。大约张璁入阁后，即已开始清理勋戚扩占的庄田，一五二九年四月，户部左侍郎王（音月yuè）上言“臣奉命清查各处庄田，见勋戚之家，多者数百干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世宗实录》卷一○○）世宗敕谕“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主”，今后不准妄行。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闰六月，采御史张心奏议，诏南京兵部查牧马草场，内外守备衙门有占种者悉令退出，召民回纳。又采户部议，查革王府以山场湖坡为名强占的民田，断自宣德以后。山东德王府上疏，自称所受庄田与山场湖坡不同。世宗命山东都御史邵锡复勘。邵锡勘报：“王府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谓之荒地，既得请为庄田，则纵〔官〕校等为虐，征敛过于税粮，地方骚然，民不堪命”。（《世宗实录》卷一三○）户部议复，王府有封国之初原请庄田，听留用。立国以后，即系庄田，也不得议留。世宗采户部议，诏谕各王府务遵处断。世宗处置此事，在张璁致仕期间。但清勋戚庄田，张璁在任时已经实行。史书不见清理庄田的详细纪录，但此举旨在清查诸王贵戚强占的民田，用意是清楚的。
改赋役制度——嘉靖时的额田已不到明初的一半，朝廷的赋税收入减少，民间的赋役也因田地被兼并而负担不均。一五三○年四月，桂萼再次被召至京师入阁办事。十月间，他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与编审徭役，世宗准予施行。次年正月，桂萼因病乞休，归里后病死。三月间，御史傅汉臣把编审徭役的改革称为“一条编法”，奏报施行情况说：“顷行一条编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各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财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世宗实录》卷一二三）这种“一条编法”，不拘限于原定的里甲，而在省府州县的大范围内通融科派，以求符合实际占田的状况，粮税与丁役各审定交银若干，一体征收，以求均平。但施行中又有田地肥瘠不同、人丁贫富不同等复杂情况，因此傅汉臣建策“取殷厚之产，补砂薄之地”，但并未能实施。这次赋役改制似仅在局部地区试行，但影响是深远的。
抑制外戚——明初以来，后妃家多封授高官，爵至公侯，并许世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以为“戚里如此恩泽，近古所无”。历朝外戚，世为权贵豪门，以至亲戚家人也可依仗权势，暴虐乡里，聚敛营私。孝宗张皇后父张峦及后弟鹤龄、延龄，爵至侯伯，占田经商，恣为不法，朝廷不能制（见前）。世宗继位，张鹤龄因定策有功，进封昌国公。张氏兄弟得张后纵容，权势显赫一时。大礼之议，杨廷和等力主世宗继嗣孝宗，张太后及后家势大，也是原因之一。张延龄在武宗时曾被人指告谋为不轨。一五三三年，张延龄杀死与此事有关的人员，被人告发。世宗将张延龄下狱，欲以谋反罪，处以族诛。张璁上疏说，张延龄是个守财奴，怎能谋反？如坐谋反罪，恐伤皇太后。法司审讯，又揭出张延龄占买官田、私杀奴婢等事，遂以违制杀人罪处死刑，系狱，后被处决。张太后曾请见世宗说情，世宗不见。张鹤龄被削去公爵，三年后也被告发，死于狱中。外戚世袭封爵，是形成豪门的重要原因。英宗钱后家，世封安昌伯。因嫡系绝嗣，请以庶子袭封。世宗交廷臣议。一五二九年十月，吏部尚书方献夫等议奏：旧制非军功不封，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三、四世不已。建策“现封爵宜终其身，勿得请袭。自今皇亲驸马，并如祖宗旧制，勿得夤缘请封”（《世宗实录》卷一○六）。世宗敕准：“及今已封，姑与终身，于孙俱不准承袭，著为令”。世宗生母蒋太后家及皇后陈后家，均不准承袭封爵。万历时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论此事说：“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尽革之”，又说：“盖自世宗裁定恩泽，立为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外戚与宦官历来是拥有特权并往往能以左右皇室的两大势力。世宗在裁革宦官权力之后，又严格抑制外戚，影响也是深远的。
以上几件大事都是在大礼议后至嘉靖中叶，陆续推行的一些新政。这些新政实际施行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在抑制宦官外戚诸王贵族和民间豪富势力，作用是积极的。新政的继续推行，消除了前朝的某些积弊，也使世宗的皇权统治更为巩固了。
四、内阁的演变
明太祖废中书丞相制，选任文官兼殿阁大学士，备侍从顾问。成祖简选翰林院文臣入值文渊阁，参预机要咨议，草拟制诰，但仍为兼职，不设专官。殿阁大学士号为阁臣，受到礼重，但无权统属六部朝臣政务，只备皇帝顾问。这种特殊的建置，使阁臣的作用可大可小，因人因事而不同。明太祖、成祖亲驭军政，高度集权，阁臣只是处于侍从的地位。洪熙以后，当皇帝锐意求治倚重阁臣，或怠于政事倚付阁臣时，阁臣权位渐重。但如皇帝倚任外戚中官，内阁诸臣不被倚重，也就难于有所作为。武宗倚用内官刘瑾，游乐荒淫，内阁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武宗死后，张太后倚用杨廷和等阁臣定策立世宗，阁臣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世宗在后来的诏书中，一再提到他初即位时，内阁老臣欺他年幼。他有意独立处事，不为内阁所左右，对阁臣多所限制。大礼议后，他任用新人，重建内阁，称杨一清、张璁等为“辅臣”“丞弼”。在新政的推行中，内阁又显示出决策性的重大作用。此后，世宗皇位巩固，崇信道术以求长生，阁臣由咨议渐成辅弼，权位日重了。
崇道修玄——明朝自开国以来，即礼重佛、道。宪宗宠信僧继晓，广封僧道官。武宗、刘瑾也大兴佛寺，番僧入于禁苑，僧道传升官充斥于朝。世宗初即位，即采工部侍郎赵璜议，没收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毁除佛像，又查禁京师淫祠，革罢僧道传升官。但听信太监崔文，信奉道教斋醮（道场）祷祀。明太祖曾封授龙虎山张道陵的后裔张正常为真人。宪宗、孝宗两朝多次封授他姓道士为真人。一五二四年，世宗召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祷祀雨雪，有验，封授为致一真人，总领道教。宫中设醮，世宗亲自祷祝。一五三四年，世宗见禁中佛殿的佛像有淫亵之状（当是密宗神像），命废除佛殿改建内宫，又将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万三千余斤，在街市通衢大道公开焚毁。从此宫中不见佛殿，只有道场。这年，世宗杜贵妃生皇子载垕（穆宗），世宗认为是邵真人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一五三九年八月，邵元节病死。次年，世宗封授他生前所荐引的道士陶仲文（原名典真）为秉一真人，领道教事。
嘉靖时文士何良俊说，当时的道士有三千六百家，“盖剑术、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月精华、导引、辟谷、搬运、飞精补脑、墨子服气之类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二）。大抵世宗初年奉道，还是在于求雨祈年，以巩固皇位。中年以后，自称多病，服食丹药以求长生。道士段朝用进献自炼的金器，说是作为饮食器皿用，可以长生不死。又自称可以点化金银，补助国用，世宗信以为真，召他入朝。后来证明都是谎言，被人揭发下狱，死于狱中。宫中斋醮祭天，例需撰写“青词”，是奉祭天神的表文。世宗常命文臣代撰，后来竟由内阁大学士撰写供奉。世宗此举，似在向臣下表明，他确是受命于天，可以上与天通，但由大学士撰写诞妄的青词，自是有失体统，不免传为笑柄。一五四二年十月，世宗宿于曹妃宫中，宫婢杨金英等十余人乘世宗熟睡，企图用绳索把他勒死。方后闻讯赶到，世宗得救，宫婢被擒处死。此事原委，史书记载甚简，但似无重大的政治背景。世宗采邵元节主静之说，以静摄修玄求长生，据史事记事，也并不象武宗那样淫乐无度。朝鲜《李朝实录》载归国使臣的书状记此事说：“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又记得自明人的传闻：“皇帝笃好道术，炼丹服食，性浸躁急，喜怒无常。宫人等不胜怨惧，同谋构乱云。”（朝鲜《中宗大王实录》卷十）朝鲜保存的记录，可能较为接近于事实。
宫婢之变的次日，世宗即迁出大内，移住西苑。此后二十余年即常居西苑，号为静摄修玄，虽然仍不时亲自改订诏敕、批答奏章，但不再朝见大臣。中年以后的世宗，由初政时的革故鼎新演变为静摄修玄，内阁大学士因而得以更多地预政，权势日隆。
阁臣倾轧——一五三七年四月，世宗因内阁规制未备，命太监高忠与大学士李时等议，在文渊阁正中一间设皇帝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贮藏书籍，阁西制敕房之南，添造卷棚三间，安置书办。《世宗实录》说：“于是阁制，视前称完美矣”。（《世宗实录》卷一九九）阁臣原备顾问且非专职，世宗规划的“阁制”，使内阁成为阁臣经常的办公机构。次年九月，南京礼部尚书霍韬上书说：“陛下总揽乾纲，政自己出，宜无所谓权柄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则有之。内阁之臣，止司票拟，而外人不知者遂谓朝廷大政举出其手。”（《世宗实录》卷二○四）他举出官员的任免事例，说明阁臣超越本职，参预其事。霍韬的奏疏表明，“止司票拟”乃是原走的制度，并未明文变改。“权力下移”则是逐渐形成的事实。外人以为大政举出阁臣，并非无据。万历时，沈德符说：“内阁辅臣主看详票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又说：自翟銮以后“无不以殿阁大学士为真相”（《万历野获编》卷七），当是反映了嘉靖以来人们的一般观念。
内阁权位渐重，阁臣间的相互倾轧，也日益严重。江西资溪人夏言，在大礼议后，于一五三○年以吏科给事中进为侍讲学士，建言分祀天地，得世宗宠遇。次年即擢任礼部尚书，与张璁不和。行人司正薛侃因上疏建言择藩王居守京师，获罪。张璁事先已得见此疏，送呈世宗，说是出自夏言。薛侃案后，张璁因有意中伤夏言，奉旨致仕。次年，还朝。一五三五年因病归里。一五三六年，李时为内阁首辅，夏言加武英殿大学士人阁，参预机务。一五三八年，李时病死，夏言继任首辅。
夏言入阁后，札部右侍郎严嵩进为礼部尚书。江西分宜人严嵩，弘治时进士。正德时，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世宗即位，召为国于祭酒，后出任礼部。一五三九年，夏言与严嵩随同世宗去湖北安陆，祭显陵（生父献帝陵）。夏言乞候回京，严嵩奏请表贺，得世宗嘉许。此后，严嵩谋与道士陶仲文设计倾陷夏言，夏言则指使亲信弹劾严嵩。一五四二年六月，严嵩向世宗历陈夏言欺凌之事，六月，夏言被削职。八月，严嵩授武英阁大学士，入值内阁。这时他年已六十，仍勤于任事，得世宗信任。夏言去后，原在内阁的大学士翟銮继为首辅。一五四四年，严嵩指使言官弹劾翟銮之子考中进士有弊。翟銮被削职。严嵩继任首辅。
严嵩为首辅未久，阁臣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壁等即奏陈严嵩处事独断。一五四五年十二月，世宗又将已削职的夏言召还内阁，恢复原官，位在严嵩之上。
夏言复职，志得意满，所拟批答均自行处断，不理严嵩，又逐步斥逐严党官员，非严党的朝士，也往往因而受祸。严嵩厚赂内官，伺机报复。严、夏互相倾轧，日益激烈。
原由夏言荐用的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曾在一五四六年上疏，建策出兵收复河套，以抗御蒙古，得到夏言的支持。宣大总督翁万达依据他所了解的蒙古情事，认为不宜挑起战事。朝臣中议论不一。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正月，世宗命内阁议复此事，意在驳复，严嵩乘机上书，说原来拟旨褒奖曾铣，“臣皆不予闻”，称：河套必不可复，师既无名，费复不浅。又进而攻击夏言在内阁“骄横自恣，凡事专决。不椎常务不获与闻，即兴兵复套，事体重大，自始至终，亦并无一言议及”。（《世宗实录》卷 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