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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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达得势，又谋构陷锦衣卫指挥佥事袁彬。一四六三年冬，袁彬被逼诬伏。髹工杨埙为袁彬讼冤。门达拘捕杨埙，又逼令诬告李贤。杨埙假意允诺，在廷上揭露门达指使他诬陷，李贤得以免祸。英宗释袁彬，调任南京锦衣卫，带俸闲住。但对门达并未治罪。
天顺八年（一四六四年）正月，英宗病死，年三十八岁。
五、宪宗嗣立
英宗复位后，复立子见濬为皇太子，改名见深。英宗死前，召李贤及太子见深至，面谕传位。见深（宪宗）奉诏即皇帝位，年十八岁。
英宗晚年，已自悔“夺门”之不当。宪宗即位后，阁臣李贤等受命辅政，于夺门以来的诸政，重加厘正，以争取朝野的支持。（一）诛门达。英宗倚用门达，朝野侧目。英宗病危之际，门达结纳太子东宫内侍王纶。王纶与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密谋，太子即位后，钱溥代李贤辅政。臣下揭发其事，宪宗怒斩王纶，贬谪钱溥去广东顺德，门达贬谪贵州。言官劾奏门达，罪不止此，交付都察院会同九卿廷讯。二月，右都御史李宾等奏上门达罪状，“素恃恩宠，不畏法度”。“许其意者，过求细故，必加陷害。屡兴大狱，巧于锻练。别置狱舍，以鞠罪囚”，“又纵令子弟为奸利事，交通外人，多纳贿赂”。（《宪宗实录》卷二）宪宗命将门达处斩（后遇赦，遣戍广西南丹卫）。锦衣卫指挥张山也以同谋杀人罪处斩。其余党羽多被谪戍或降调。（二）复任官员。宪宗即位，对在“夺门”事件中获罪或遭石亨、门达等人构陷贬谪的官员，相继复官，任以要职。李贤进为少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原锦衣卫都指挥金事袁彬被召回京复职，仍掌锦衣卫事。英宗复位后，以翰林院修撰入值内阁的岳正，曾遭曹、石构陷下狱，远戍肃州。宪宗复岳正原官，入值经筵，纂修《英宗实录》（次年得罪，出为兴化知府）。原御史杨瑄、张鹏等因劾奏曹吉祥、石亨而被诬得罪，免官谪戍。宪宗恢复杨瑄、张鹏等原官，又任杨瑄为浙江按察副史，张鹏为福建按察使。宪宗在复任前朝遭陷官员的同时，又对因“夺门”得功的官员及袭爵的子嗣，予以革罢。孙太后（宣宗后）兄孙继宗原袭父孙忠会昌伯爵，以夺门功进封会昌侯，掌后军都督府。宪宗即位，因是外戚亲臣，封侯如故，并命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与李贤同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参预朝议。宪宗鉴于营军夺门之变，故任外戚独掌兵权，为前朝所未有。（三）昭雪于谦。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年）二月，监察御史赵敔（音语yǔ）上疏，请为于谦一家雪冤，“死者赠官遣祭，存者复官”。宪宗说，朕在青宫，就听说于谦冤枉。于谦实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惨。准依御史言施行。于谦子冕原被造成龙门，赦免还家。次年，恢复官职为府军前卫副千户。宪宗又遣使臣马璇谕祭于谦墓，翰林院代撰祭文，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恃，为权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在，而朕心实怜其忠。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下略）”（《宪宗实录》卷三三）宪宗的祭文，在民间广泛传诵，民怨稍平。
宪宗倚靠李贤等顾命旧臣，为夺门之变厘定是非，扶正驱邪，顺乎人心，稳定了新朝的统治。但年轻的宪宗依然倚重宦官，处理政务。即位后二月，即由中官传旨封授文思院副使，由此形成皇帝内批授官、中官传旨的先例，称为传奉官。中官既参预授官，求官者遂向中官请托，以冀升擢。宦官权势更大了。
宪宗即位后，朝政多依李贤。成化二年（一四六六年），李贤病死，年五十九。李贤死后，宪宗倚靠的亲信，是宫中的万贵妃。万氏，山东诸城人。父为县吏得罪遣滴，万氏四岁时即被献入宫廷服役。及长，为孙皇后（宣宗后）宫女。宪宗为太子时，孙太后赐万氏侍太子东宫，深得宠幸。宪宗时年十六岁，万氏已三十五岁。宪宗十八岁即位，纳为才人（较低等级的嫔妃）。成化二年，生皇长子，进为贵妃。宪宗出游，万贵妃戎装男服，佩剑侍从。宫中诸事，亦多由万贵妃操持。（一）控驭宦官。宪宗倚用宦官，甚于前朝。《明史·万贵妃传》说：“中官用事者，一忤（万妃）意，立见斥逐”。万贵妃主宫内事，控驭宦官，时加斥逐，宦官的权势因而受到限制。（二）操纵锦衣卫。万贵妃晋封后，父万贵、兄万喜均为锦衣卫指挥使。数年后，万贵病死。万喜进为都指挥同知。弟万通任指挥使、万达为指挥金事。锦衣卫侦察百官、统领诏狱。万贵妃命父兄任职锦衣卫，从而控制了朝官。（三）结纳阁臣。李贤死后，原在内阁的陈文，素以缄默自恃。大学士彭时，被誉为“端谨和介”（《国榷》语）。曾遭石亨陷害的旧臣商辂在李贤死后，再入内阁，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明史·商辂传》语）。翰林学士四川眉州人万安，于成化五年（一四六九年）入内阁，参机务。万安经由内侍宦官与万贵妃叙族谱，自称侄。万贵妃乐为结纳。万安妾王氏为万贵妃弟万通之妻妹。万通妻出入宫掖与万安家，宫内与内阁得以时通声气。万贵妃也因而得知阁臣行止。宪宗即位数年，即怠于政事、耽于享乐。万贵妃内控中宦，外结阁臣，又有父兄操掌锦衣卫，从而助宪宗控制了朝廷政局。
（三）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与北边鞑靼的复兴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即先后爆发了农民群众的武装起义。景泰七年以来广西大藤峡地区瑶族、僮（壮）族人民的起义，连年不断，宪宗初即位，即面对着广西的大规模起义，进行了镇压。荆襄地区的各地流民也在宪宗即位不久，举行武装起义，打击着明朝的统治。
明朝北界的劲敌瓦刺蒙古由于内部的纷争而渐趋衰落。被瓦刺击溃的鞑靼蒙古又在明宪宗时得到复兴。鞑靼的达延汗雄据大漠，成为明朝北边新兴的强邻。
一、南方各族人民起义
浙江矿工起义——明初货币，行用钱钞，禁止用银。英宗时始解除用银之禁。大宗交换，均用银计值。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一四三八年，英宗诏令：“福建、浙江等处军民私煎银矿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如有逃遁不服追问者，量调附近官军剿捕”（《明会典》卷三七）。两年后，又重申前令，严禁私采，并划定封禁山区，驻兵防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仙霞岭，是当时封禁的矿区。官矿的矿工，遭受官府的残酷剥削，须按时提交定额的“矿课”，即使矿脉微竭也仍需照原额交纳，矿工被逼，往往典卖妻子来赔补。被迫逃亡的矿工就进入封禁山区进行“盗采”。农村的破产农民，也常聚集五六百人，执兵器冒禁盗矿。官府派兵剿捕，严厉镇压，终于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一四四二年，矿工叶宗留（浙江庆元人）与王能、郑祥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山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禁止，遂于一四四五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永丰。明廷调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被起义矿工打得大败。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充作“快手”，助官军镇压起义者，诱杀了郑祥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浙江处州、云和、福建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一四四七年再次起义，攻政和县城，还庆元，召得千余人，复入福建浦城、建阳、建宁。又分兵进占江西铅山的车盘岭，控制了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的交通。
一四四八年四月明廷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分别率兵经江西、浙江去福建镇压福建农民起义（详见下文），十一月，张楷、陈荣军至广信，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展开激战。叶宗留身先士卒，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与明军作战，起义军伏兵玉山（江西今县）十二都，大败明军，明都督陈荣、指挥戴礼败死，起义军声势大振。张楷得知刘得新已率江西兵到福建建宁，遂领兵趋福建。浙江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一四四九年由陈鉴胡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曾攻破浙江的松阳、龙泉，自号太平国王。但不久之后，陈鉴胡受官府诱降，被押解到京师处死。叶希八所率的起义军入据云和山中，出兵围攻处州。分兵攻江西广信、永丰等地，杀永丰知县邓颙。明张楷军镇压福建起义后，由闽入浙，张楷以老母家属为誓招降起义军，叶希八与陶得二等首领降明，张楷纳降，令归乡复业。陶得二回山后于一四五○年再次聚众进攻武义。张楷再遣使招降。陶得二出降，起义军众解散复业。张楷班师。
福建农民起义——一四四八年四月，福建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依豪民陈正景，改名茂七。一四四七年，明廷命御史柳华到福建捕“矿盗”，乡村各置望高楼，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茂七与弟茂八被任为总甲。邓茂七号召农民拒不交纳地主勒索的鸡鸭等“冬牲”，又不向地主运送租谷，要地主自来收受。地主向知县告状，巡检来捕，邓茂七杀弓兵数人拒捕。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聚众杀了知县及官军，与陈正景等盟誓起义。附近农民持金鼓器械前来参加起义，几天之内，即聚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陈正景在汀州被擒处死。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来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沙县。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明廷命御史丁瑄前去招讨。丁瑄遣使者到起义军中去劝降，被邓茂七杀死。御史张海至延平，命都指挥张某率军四千进剿，起义军士二十余人埋伏于延平双溪隘口两旁，待明军过后，用木栅塞道，伏兵突起，杀都指挥张某及其从兵数十人。明军溃逃。邓茂七乘胜进攻延平，在延平城外大败明军，杀都指挥范真、指挥彭玺。明廷遣都御史张楷领大兵来闽，被浙江起义军堵截受阻。邓茂七乘机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自己率部进攻建宁。
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年）正月，明廷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瑶、平阳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来镇压。张楷由浙入闽，招降了起义军首领罗汝先、张繇孙及黄琴等人。二月，张繇孙、罗汝先诱农民军进攻延平，张楷先于四面布置重兵，而以福建军出城诱战。农民军中计，乘浮桥竞进。明军突起合击，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战死。余部在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带领下继续坚持战斗。陈懋所率明军抵达福建，农民军退守山砦。三月，邓伯孙和廖氏战败被杀，起义失败。
广东各族人民起义——在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的同时，广东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各族人民起义。广东沿海和山区人民不时起来反抗地主的压榨，官府把他们概称为“山海盗”。广州府南海县冲鹤堡农民黄萧养与数百名“山海盗”一起被官府以“盗贼”的罪名关押在广州狱中。黄萧养等贿赂狱吏得与狱外的同伴相联络，把刀斧等武器偷偷运进监狱。一四四八年九月，黄萧养持械越狱，攻入兵械局夺得兵器，举行起义。当地各族人民纷纷前来参加，一月之间起义群众就发展到一万多人。次年六月，起义军分水陆两路进攻广州城：水路，在珠江上列舟数百艘进攻广州的南门；陆路则从城西方向进攻广州，制云梯、吕公车冲城。明朝镇守广东的安乡伯张安率领水军前来镇压，起义军迎击于贼船澳，官军败退至沙角尾，起义军紧迫不放，大败明军，安乡伯张安落水死。都指挥王清自高州率舟师赴援，至广州沙角尾，水浅胶舟。起义军装扮成逃难的平民，乘着小舟，载着柴薪及鱼盐等物，迎面划去。王清问他们萧养所在，伏兵出薪中，跳上王清的坐船，尽杀明军，活捉王清。广州城里明军不敢出战，据说登城见起义军“刃矢森发”，“相顾涕泣而已”（《羊城古钞》卷四）。起义军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黄萧养自称东阳王，据五羊驿为行宫，起义军中授官百余人。
起义军发展如此迅速，不是偶然的。广东富饶，而地处边远，地方官员多贪污勒索，人民不堪其扰。沿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