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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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贯之，不免颠倒错乱，甚至出现一些臆说。不过，吴棫根据古籍古韵或者今人所用古韵，互相比较，来考定古韵的分合，为后人开辟了研究古韵的途径。朱熹的《诗集传》，大多因袭吴械的协韵说，只在“推不通”处，用己意补入。
　　又有郑庠撰《诗古音辨》，把二百零六部韵目，归并成阳、支、虞、先、尤、覃六部。这是中国声韵学上古韵分部的开始。郑著不传，后世学者分古韵为十部、十三部、十八部或二十一部，都是以郑庠所定六部为基础，渐趋周详。
（六）地理学——地志与地图
　　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和商业的繁荣，交通的发达，以及政治、军事的实际需要，促使这一时期的地理学获得较大的发展。
　　方志　方志是记载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述，包括政区演变及山川、物产、风俗、人口等各个方面。宋、元统治者命令各地普遍编纂图志，奏报朝廷。朝廷又命专人，将各地区方志汇总，编成全国范围的总图志。这些著作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在编纂方式上也形成一定的体例。
　　总地志——从北宋初年起，出现了许多全国总地志。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基础上，改进了编修体例，内容也更完备。
　　《太平寰字记》，北宋乐史撰，共二百卷，目录二卷。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成书。记述范围，以宋初十一道为主，附及周邻各少数族和外国。乐史自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乐史《上（太平寰字记）表》）《寰字记》大体上沿袭唐代地志的体例，但不附地图，增加了人物和艺文的材料，使以后的地志体例为之一变，地理的内容减少，历史的资料增多。
　　《祥符州县图经》，北宋李宗谔等撰，共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真宗景德年间，命翰林学土李宗谔、知制诰王曾等重编各路所上图经。大中祥符三年（一○一○年）十二月，书成献上。各地疆界、道里、户口、赋税、民情风俗等都一一具载。南宋编修的各种地方志，大多引用此书。
　　《元丰九域志》，北宋王存等撰，共十卷。一○八○年成书后，陆续修订补充，一○八五年正式颁行。王存等依据原有的《九域志》重加编纂；由于“不绘地形，难以称图”，因此改名《九域志》（此前，方志收有地图称为“图经”）。《元丰九域志》在内容上，按路、州的系统来叙述，注重记载本朝的现状，很少涉及以前的沿革。各州记载地里、主客户数、土贡和各县的情况。
　　《舆地广记》，北宋欧阳态撰，共三十八卷，徽宗政和年间成书。《舆地纪胜》，南宋王象之撰，共二百卷，一二二七年（宝庆三年）成书。《方舆胜览》，祝穆撰，共七十卷，一二三九年（嘉熙三年）成书。这三部宋代的总地志，都注重记载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较少，但对后代编修《一统志》很有影响。
　　《大元大一统志》，共一千三百卷。元世祖时，命搜辑全国总地志，以明“一统”。一二九四年，书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统志》。成宗时，陆续获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图志，文命秘书监增修。一三○三年再次成书，共一千三百卷，由孛兰茫А⒃李绲认咨稀Ｋ车凼保�刻印流传，定名《大元大一统志》。此书大致以一州为一卷，如事迹较多，则分为数卷。每州约分十目，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所用材料大多引自唐、宋的各种地志，内容比宋志更加丰富。《大元大一统志》今已失传，仅存辑自《永乐大典》等书的残卷。
　　地方志——专记一州一县甚至一镇的地方志，宋代流传至今的还有二十多种。以时间而言，南宋比北宋多；就地区而言，南方比北方多。这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元代的地方志也是南方多于北方。
　　流传至今的宋、元地方志，比较重要的有十几种（见下页表）。
　　这些地方志分类细致，文词也比较雅驯。包含的内容，有各地的方位、面积、疆界、道路、天然财富、户口、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商税、赋税等有关地理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但更多的是职官、科举、人物、古迹、艺文等，比《太平寰宇记》更加史传化。不过，这些记载为研究各城市的经济、政治等情况，保存了有用的资料。地方志一般在卷首附有地图，更是珍贵的文献。
　　金代初年，也曾编纂过《州郡志》，海陵王时有的府、州编纂过《正隆郡志》（《金史·地理志》）。
　　地图　宋、金、元各朝都重视地图的制作。北宋初年规定，每逢闰年，各州上贡地图和户籍，称为“闰年图”。后来又规定各路每十年画本路图一份，上交职方
　　员外郎，称为“职方图”。朝廷参照各路的地图，绘制成本朝全图。此外，还绘制各种专门性的地图，如外域、边防、宫阙、山川、水利、交通、都会等，种类繁杂，数量甚多。《宋史·艺文志》和《玉海·地理门》著录了宋代的许多种地图，有《山川形势图》、《南北对镜图》、《混一图》、《掌上华夷图》、《西南蛮夷朝贡图》、《交广图》、《河西陇右图》、《麟、府二州图》、《河东地界图》、《地里图》、《指掌图》、《福建地理图》、《东京至益州地里图》、《契丹疆宇图》、《契丹地里图》、《西域图》、《海外诸蕃地里图》等。北宋末年，金兵从开封掠取了宋朝宫廷中保存的《大内图》、《夏国图》、《宝箓宫图》、《隆德宫图》、《相国寺图》、《五岳观图》等。南宋孝宗有志恢复，在他的宝座后金漆大屏风上，画有本国和周邻各族、各国的地图，便于随时观览。
　　宋太宗时，命画工将各州图，合并绘成一幅全国图，共用绢一百匹，藏在秘阁。宋制，每匹绢长四十二尺、宽二尺零五分，这幅地图的面积就大八千多平方宋尺（宋尺比今市尺略小一、二厘米），可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图了。
　　《华夷图》——唐代贾耽曾绘制《海内华夷图》，对宋代的绘图技术影响很大。北宋赵竦重定《华夷图》，一尺半见方，字如蝇头。苏州人张珙擅长刊馋，上石三年始成。这幅地图在一一三七年（刘豫齐国阜昌七年）上石，高、宽各三尺余。据石刻题记可知这是在贾耽图的基础上，将唐的行政区域名称改为宋制，又将河道的流向按宋代的状况描绘。图中对宋朝的山水、长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示得相当清楚。图中的海岸轮廓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但东部的海岸线还大致分明。黄河在今山东利津处入海，是一○四八年（仁宗庆历八年）以前的状况，绘制时间当在一○四八年以前。
　　《禹迹图》——此图在《华夷图》石碑的背面，与《华夷图》同时上石。图中黄河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海，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稍晚。图中使用计里画方的方法，每方折地百里。海岸线特别是山东半岛和雷州半岛，画得比较清晰，这说明这时对沿海地区的了解已有所深入。河流也较精确。在图中相当于图名和图例之处，刻有“《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可能原图古、今（宋）地名并列，以黑、红二色区分，上石时无法分别朱墨，所以只刻今（宋）名。南宋时，镇江府等地曾依长安本重校，再行立石。与同时代的欧洲舆地图比较，《禹迹图》的绘制技术是先进的。
　　《天下州县图》——一○七六年，三司使沈括向宋神宗奏请，编绘全国地图，并提出借用职方所藏各种图经和地图。一○八八年，绘制成功，名《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今图》。沈括在实地考察中留意山川形势，即使天寒地冻、长途跋涉，也坚持作测绘地图的工作。他在魏晋裴秀“制图六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图七法：分率、准望、牙（互）融、傍验、高下、方斜和迂直。他所绘《天下州县图》，以二寸折百里，其中道路曲直，山川障碍，皆随事准折。还绘成纬度格和经度格，分为四至八到，共二十四至，以子丑寅卯等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八干、乾坤艮粪四卦称之，防备后世此图遗失，看到文字记载，按照二十四至分布州县，仍然可以复原。沈括的这套地图（总图一大轴、一小轴，各路图十八轴）和文字记载，都已失传。
　　《地理图》——南宋黄裳在任嘉王（宋宁宗）府翊善时绘制。黄裳通晓天文，地理。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禹迹图》要晚一些，但所画海岸线和河流，都与《禹迹图》相同，所不同的是不用计里开方法，而画了许多立体的山脉，很近于现代地图的自然描景法。这幅地图的石刻现在还保存在江苏省苏州市，是一二四七年上石的。
　　《舆地图》——元初朱思本绘制，共二卷。朱思本是元朝地位较高的道教徒，受命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这个机会，旅行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绘成此图。由于画面较大（长、宽各七尺），不便流传，虽然也曾刻石，但未能保存传世。从现存明代罗洪先据此改绘的《广舆图》，可推知朱图的大概。
　　地图模型　宋神宗时，沈括察访河北边区，调查山川险要，用面糊、木屑、熔蜡塑成山川、道路形状，作成轻便的模型，回官衙后用木刻制正式模型。从此，边区各地都制作木图。南宋黄裳也作过《舆地图》木刻模型。朱熹曾访求黄裳的木图准备仿制，还准备仿照谢庄的办法，将两三路合作一图，旁设凹凸，使犬牙交错，互相吻合，明刻标志，以便装拆。朱熹还用胶泥制过地图模型。
　　沿革地理　由于印刷业的发达，书籍流通方便，易于进行排比对照的研究，沿革地理学因而得到发展。这时，出现了不少专门性的著作。据《宋史·艺文志》等书著录，有易祓《禹贡疆理广记》、吴澥《历代疆域志》、杨湜《春秋地谱》。这几部著作依据宋以前历代地理志的材料编纂而成，有的研究历代的地理，有的专门研究一代的地理。在宋代的大部分地志中，也都列专章叙述沿革。《太平寰字记》叙述郡县，首先介绍建置沿革。《舆地广记》记述沿革地理的材料更多。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些沿革地理的论述，如对郢都、云梦泽、唐代扬州等。郑樵《通志》中，有地理、都邑二略，都是沿革地理的著作。其中《地理略》的历代封畛是考证宋以前历代的疆域沿革，而《都邑略》则是郑樵新创的体例，专门论述历代各国的都邑，同时附述历代周邻各族的都邑。南宋王应麟，以研究《资治通鉴》的地理著名，撰有《通鉴地理考》一百卷，此书已失传。今存《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从历代州域、都邑、形势到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兼及两宋的地理情况，各为条例，逐一考核。另有《诗地理考》六卷，考证三代时期的疆域地理。元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涉及历代地理，也有较精辟的论述。
　　河源志——中国古代对于黄河上游地区，已有相当的了解。《禹贡·导水·河水》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唐代官员多次到达河源一带，但对河源的记述仍然十分粗略。
　　元世祖时，女真人蒲察都实奉命为招讨使，往求河源，开始了对黄河源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勘察。一二八○年，都实西行，同年冬天还报，具述黄河上游两大湖（合称“阿刺脑儿”，即今鄂陵湖、扎陵湖）和星宿海（“火敦脑儿”）的情况。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处得悉这次踏勘的详情，撰成《河源志》一书。根据此书，都实已对河源一带的星宿海及“阿刺脑儿”进行了实地勘察，并且对当地的地理情况，如地形、水系、植被、动物、人口、聚落分布等一一作了记录。都实的勘察虽然已经到了河源以下的星宿海和鄂陵、扎陵二湖，但还没有穷源。不过，他的踏勘和记录，使人们对黄河正源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西域南海地理著述　宋代南海贸易发达，元代西域畅通，南海往来频繁。一些学者综述见闻，写成西域南海地理著述多种，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领域。
　　萍洲可谈——北宋朱或撰，共三卷。一一一九年写成。朱或父朱服，曾在徽宗初年知广州。朱或记述其父所见所闻，较多地记述广州市舶和善坊的情况。其中也记录了一些亚洲国家如高丽、三佛齐的地理情况。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针进行远洋航行，朱彧注意到这一重大的创举，记录书中，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宋徐兢撰，共四十卷，分二十八门。一一二三年，路允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