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伦理学-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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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走私、翻制、销售、放映屡禁不绝，愈演愈烈。此外，在演出市场上，有的女
演员穿泳装、“比基尼”上台表演，台风庸俗低级。有的剧场经理为了招徕观众，
要求女演员“露”、“透”、“逗”。在娱乐市场上，有的舞厅竟让穿三点装的女
青年伴舞，有的电子游戏机中有“脱衣女郎”。这些行为都严重污染了社会空气。
淫秽的东西屡禁不绝，反映了这几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严重失误。不解决这个问题，
“四有”人才的培养、民族素质的提高、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等都无从谈起。
“扫黄”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0条规定：以营利
为目的，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
罚金。1988年12月27日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
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认定标准。淫秽出版物是指在整体上宣扬
淫秽行为，具有下列内容之一，挑动人们的性欲，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而又
没有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一）淫亵性地具体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
心理感受；（二）公然宣扬色情淫荡形象；（三）淫亵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
（四）具体描写乱伦、强奸或者其他性犯罪的手段、过程或者细节，足以诱发犯罪
的；（五）具体描写少年儿童的性行为；（六）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
或者其他性变态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七）
其他令普通人不能容忍的对性行为的淫亵性描写。色情出版物是指在整体上不是淫
秽的，但其中一部分有前述（一）至（七）项规定的内容，对普通人特别是未成年
人的身心健康有毒害，而缺乏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这些规定对于我们
同淫秽、色情文化进行斗争，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扫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黄色文化充斥西方社会，
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的恶果。试举一例。1989年，意大利性议员契乔丽娜终于
以出版淫秽刊物、进行极端性表演和集团性犯罪的罪名受到法庭审判。契乔丽娜原
是意大利最淫乱的性杂志和最下流的性表演节目的演员。1987年大选时作为激进党
候选人当选为议员，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性女郎和议员这两个判若云泥、水
火不容的形象同集于契乔丽娜一身，实在是西方民主的一大怪胎。契乔丽娜事件反
映出意大利社会的面临的深刻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危机。性女郎的存在和具有相当
市场是意大利社会的一个客观现实。据报道，意大利形形色色的明娼暗妓、变态人、
性女郎达30多万，各种性杂志、性电影、性录像和性表演触目皆是，严重地败坏了
社会道德风尚。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性女郎契乔丽娜才能堂而皇之地出面竞选，
甚至公然在参众两院和总理府门前卖弄色相，争拉选票。有的报纸当时曾发出这样
的感叹：“契乔丽娜竞选的本身便是对社会良知和公共道德的挑战。她将进一步败
坏人们的良知，污染人们的心灵，引起社会的退化，意大利已陷入一场深刻的道德
危机。”契乔丽娜的当选也反映出意大利社会面临的政治危机，即普通国民对当政
者们的信任危机。契乔丽娜的竞选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消极抵制和发泄不满的机
会。有位医生曾经告诉记者，他所以投契乔丽娜的票是因为‘别的人比她更令人恶
心。”契乔丽娜摇身变为议员，但她不想因此改弦更张。相反，由于议员具有豁免
权，她更加有恃无恐。为了同这一特权对抗，司法人员发起成立“议员资格审查委
员会”，在全国征集签名，以国民名义提出动议，禁止任何不名誉者涉足议会。迫
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意大利议会特许罗马检查院审理议员契乔丽娜违犯刑法第528条
的罪行。
再看看美国。淫秽、色情问题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四度掀起波澜。19世纪二三十
年代，出现了大众化廉价报纸。这类报纸“诉诸感情刺激”。强调“人情味”，其
内容以渲染淫秽与暴力为特征，形成了美国报业史上的第一次色情浪潮。第二次色
情浪潮是在19世纪末期、美国新闻竞争空前加剧。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美
国许多报纸编辑人求助于淫秽、色情的渲染。著名报人普利策的《世界报》星期版
定期出版最早采用彩色印刷的连环画专页，每张画的中心人物都是个穿着肥大衣服、
没有牙齿、咧嘴而笑的“黄色幼童”。不费时日，“黄色幼童”就出了名，成为低
级趣味、色情的代名词。这个时期便被人们斥为“黄色新闻的年代”。本世纪20年
代，淫秽、色情的新闻报道和文学小品再次赢得了市场。相当一批报纸在继承了以
往耸人听闻的手法的同时，还采用了那个时期突出的两个技巧：小型报的版面和新
使用的摄影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70年代以后，电视以其图象、音响、文
字的综合效果而成为制造淫秽、色情的主要场所。色情也在不断地翻新，80年代又
出现了“色情电话”、同性恋杂志等淫秽传播媒介。
美国社会各界对待淫秽、色情的认识和态度是多种多样的，但总起来讲可以分
为承认和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淫秽、色情这个“社
会问题”，或者认为淫秽有其自身的价值，主张听之任之。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和
社会阶层对淫秽、色情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批评报刊过多地描写了刺激性事件，
“危害了社会公德”，甚至指责新闻传播界滥用了新闻自由。19gn年，哈瑞斯和盖
洛普的民意测验都发现，大约80％的人要求对淫秽和色情活动施加更严格的限制。
美国政府是反对淫秽、色情活动的。美国用来对付淫秽、色情的最重要手段是
法律制裁。美国第一个制裁淫秽的法律是1842年制定的海关法。该法禁止进口淫秽
图画、印刷品、雕塑等。1873年通过的卡麦斯塔克法案规定：所有淫秽书籍、小册
子、图片等都不能邮寄；任何人初次违犯处以5000美元罚款和5年监禁，再犯则翻番。
1973年和1974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淫秽、色情审判的司法准则，
其中最重要的“米勒准则”规定，淫秽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对于普通人来说，
根据当代地方的社会标准，能证明作品从总体上看会引起淫欲的兴趣。（2）作品对
性行为的描写显然特别地违反了当地州有关法律的规定。（3）作品缺乏严肃的文学、
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应该说，上述法律规定是具有积极的伦理意义的；但是，
由于其社会制度所固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黄色文化在美国依然大有市场。淫
秽、色情被观察家们称为“顽症”，颇有长久不衰之势。
总的说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容忍“淫秽”书刊对于公众的腐蚀和毒化。
不过，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何为“淫秽”又有不同的标准。意大
利薄伽丘的《十日谈》，1497年原稿在佛罗伦萨被获，1559年罗马教皇允许出版删
节本，却又在法国、英国、美国遭禁；1931年，美国海关取消禁令。法国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在法国出版，在意大利遭禁，1954年被美国列入“全国正经文学组
织”的黑名单。俄国托尔斯泰的《克鲁采奏鸣曲》在俄国遭禁，却在瑞士、英国、
德国出版。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出版，在日本、美国遭禁……
我国一位出版家分析说，上述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国情不同，历史情况不同；
由于在制定“淫秽”标准时，不同的国家对于影响“淫秽”标准的各种因素，诸如
读者因素、价值因素等综合把握不同。这一见解在性伦理学研究黄色文化时很有参
考价值。
其一，“淫秽”标准的国情因素主要的是指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性生活方面的风
俗传统。性生活越是开放，“淫秽”标准越是相对的宽；性生活越是严谨，“淫秽”
标准越是相对的严。在现代，一般说来，东方国家和地区相对的严，西方国家相对
的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民族在性生活的风俗传统方面比较严肃，所以，
我国制定的“淫秽”的七条标准，便带有鲜明的中国的特色。
其二，“淫秽”书刊之所以遭禁，唯一的原因是对读者有害；因此，“淫秽”
标准的读者因素至关重要。英国1959年淫秽出版物法规定，一个物品因其产生的作
用或是其中一部分作用会使接触到这一物品的人堕落腐化的，即为“淫秽”物品。
在读者因素中，青少年因素最为重要，几乎所有国家都对青少年有特别的保护措施。
英国、联邦德国等把是否向未满18岁的人传播淫秽作品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意大利将“刺激或错误地诱导儿童或少年在性万面的感情，而足以危害其道德上或
健康上的发育”者，处以拘役或罚金。我国新闻出版署1988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
重申严禁淫秽出版物的规定》特别提出，即使“不属于淫秽出版物，但是色情内容
突出，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律不得出版、印刷、贩卖、出祖、窝藏。如有违
反，应给予该单位一项或几项处罚，包括停刊、停售、没收全部收入、罚款、停业
整顿、吊销社号刊号或营业执照。”
其三，一些国家在制定淫秽书刊时，并不考虑书刊自身的思想、学术和艺术价
值，认为这与书刊是否淫秽完全不相干，只要书中有部分章节有污秽内容或下流词
语，即被认定是淫秽书刊。我国在判断“淫秽”书刊性质时则比较注重其价值因素：
夹杂淫秽、色情内容而具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表现人体美的美术作品；有关人
体的解剖生理知识、生育知识、疾病防治和其他有关性知识、性道德、性社会学等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品，不属于淫秽出版物、色情出版物的范围。在大张旗鼓开
展扫黄工作之初，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又特别强调把问题搞准。搞过了不好，当然不
及也不好，二者相权，宁可一时不及也不要过，因为我们有不少因过反而不及的教
训。一时“不及”，我们还有时间继续往前搞下去；而如果不分青红皂自横扫一气，
把不属于反动的东西当作反动的去取缔，把不属于淫秽的东西当作淫秽的去清除，
甚至不适当地于预个人正当的生活爱好和文化兴趣，那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社会
的非议，那就既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不能巩固已有的整顿成果。因此，中央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既要态度坚决，又要从一开始就注意政策，做到了这两条，我们就
能取得“扫黄”工作的胜利。
第八章 性教育的伦理内涵
一、性教育的伦理价值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联合召开的
全国首届婚姻家庭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2月4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
的主题是，研究我国新时期婚姻家庭领域中存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对婚姻家庭
问题进行了跨学科、多方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利用会议午间休息时间，笔者拟
邀请几位学者议论一下性教育问题。不料，闻讯而至的与会者竟达数十人，发言十
分踊跃，以至于在下午、晚间又继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成为这次全国性会议的中
心议题之一。许多同志都获得一个鲜明的共识：性教育应该提到当代中国的议事日
程上了。
当然，从应该到实施，从应然到实然有着漫长的历程，需要有关方面，有关学
科都作出相应的努力。性伦理学显然有着不可推卸的使命。
从本学科的特定角度出发，性伦理学首先把判定性教育的伦理价值作为研究这
一课题的逻辑起点。
所谓性教育，是指关于两性关系以及性生活方式的教育。所谓性教育的伦理价
值，一方面包括性教育中的性道德内容，另一方面还包括全部性教育所具有的伦理
意义。
有关文献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们，对性教育的伦理价值有着不
同的看法。
在苏联，安·谢·马卡连柯的性教育思想被视为“从苏维埃教育文献里能找到
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材料中最新鲜、最珍贵和最有成效的部分”。的确，他的
思想是独具特色的。
让我们翻开马卡连柯的《父母必读》。在这部著名的教育文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