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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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有一位推销员（想想卡内基！）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每天当他处理推销业务时，他就从一叠卡片中选出一条他随意从圣经上抄下来的语录并把它钉在自己汽车的仪表板上。让我们假定这条语录是“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罗马书８∶３１）当他出去巡回推销那一天的商品时，他就记下了这段语录。由于所有圣经语录调子都是积极的，所以他就行之有效地积累了很多积极观念。这些观念则在他的人生观进而在他的销售记录上反映出来了。皮尔就用这种策略作为他整个方法的基础，把它扩大到 既 包含宗教思想（祈祷语）又包含别的积极思想之形式中。祈祷语当然会涉及到一些消极的东西，但皮尔劝读者不要做这种消极 的祈祷。
皮尔借用了他的一个朋友的词语作为他的“祈祷力”的总方法，建议我们（１） 祈祷化 （ｐｒａｙｅｒｉｚｅ），即每天创造性地祈祷，不要老是想到要东西，而只是想到上帝；（２） 图象化 （ｐｉｃｔｕｒｉｚｅ），即以愿望的形式把我们在上帝影响下想要过的那种生活、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想象出来；以及（３） 现实化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即不做任何具体的事情而感觉到我们已经图象化的目标开始实现了。正是在有关祈祷力的详尽阐述中皮尔开始架起了通向机械论解释的桥梁。他认为我们能够把祈祷语送向别人，甚至送向我们的敌人，并能取得良好效果。他本人在每次演讲之前就曾探查过一群听众，从中选出一位脸孔不善的人并在上台前为他祈祷。在他演讲完以后，那位不友好的人告诉他他的态度变了，从初时的不喜欢变为喜欢皮尔的观点。虽然卡内基可能会把这种态度的变化归因于皮尔的雄辩技巧，但皮尔却有不同的看法：
［给那位听众］带来这种效果的不是我的演讲，而是祈祷力的发放。在我们的脑里大约有２０亿个小蓄电池。脑可以通过观念和祈祷语送出电力。人体的磁力实际上已经被测到了。我们有数以千计的小发送站。当这些小发送站被祈祷激发时，一股巨大的电力就会流遍人的全身并能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我们可以通过祈祷送出电力。祈祷既是发送站，又是接收站。
暂且不谈这种观念转移是否具有效力（仍处在争议中，至 今未经科学证实），皮尔在此采用的方法把三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淆了。第一个问题是：影响人的究竟是送出的观念的内容还是电流本身？前一种情形我们可以用目的论来解释，因为观念最好被描述成心灵“为之”（目的因）而发出有意义行为的形式因；后一种情形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为质料因与动力因参与的一些信号触发另一些信号的过程。第二个问题是：祈祷语难道不是观念吗？如果是，那么把祈祷语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积极”观念区别开来又有什么必要？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在观念转移的过程中有 任何 积极观念在起作用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许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促成观念转移的不是宗教，而仅仅是积极观念（宗教或非宗教）内容的映射？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在信奉皮尔的通俗心理学著作中，对积极面的强调依然保持着，而那些宗教语汇要么被删掉，要么就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在他列举如何通过积极思想树立自信心的例子时，皮尔引述了很多宗教以外的可能性，如构想出一个人自己成功地完成某项想完成的任务的图象，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遇到的困难，不为别人所吓倒等等。他的中心点是：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谁决定你幸福还是不幸福？答案——你自己！”关于这一点，皮尔有一些强有力的科学证据。心理学家在要求受试人学习语言材料（词语、故事等等）和图象材料（辨认脸型、图画等等）时发现，受试人如何判断这个任务或他自己，对他将扩大或延伸何种类型的意义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如果他喜欢这个任务或者喜欢作为一个人的他自己（即有“自信心”），他学会那些他 个人 喜欢的东西的可能性比学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的可能性要大。反过来说，一个不喜欢这一任务或他自己的受试人更容易以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方式取得个人意义。
这一现象的实际例子可以是：一个人去参加一次晚会，但预期自己玩得不好；由于有这一断言，他实际上将过上一个令人不满的（不喜欢的）夜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一个十分喜爱垒球但坚决不喜欢冰球的球迷很少会注意到或细想对他的业余爱好持批评态度的新闻报导。但是，如果有一道贬毁冰球的消息传开了，人们多少星期以来就第一次看到他阅读和评论他这一最不喜欢的运动的题材。当然，当这种沿着消极路线延伸意义的倾向加深，因而这个人在生活中找不到 任何 带给他满意感比不满意感更多的东西时，我们就会看到神经症症状在他的行为方式中出现。由于最终对生活作出评价的是这个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确能决定他的生活是否幸福。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忘记潜意识意向所起的作用。
所以，皮尔关于人创造了他自己的感情境遇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人还创造了他的自我形象。如果这个人允许别人的观点给他个人形成的评价添上太多的色彩，或者允许这些观点“作怪”过度，那么通过停下来更现实地考虑自己所处的环境这样简单的办法，或通过［辩证地］检讨他所面临的抉择，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自我形象或许能够形成。有了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境遇的不同断言以后，新的响应过程就［通过辩证变化］发生了。为了促进这一新定向，皮尔建议把一个人的优点和弱点开列在一张纸上。这张清单通常会使我们懂得，我们生活中的积极因素比我们在注意自己的消极因素时 体会到的更多。为了在用上帝赋予的积极观念更新我们的理智之前把消极观念清除出去，皮尔还主张我们每天对自己的头脑作短时间的清理。他有很多验方可以帮助读者重新排列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因之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他的心理学中，目的论气味是很明显的。但是，他的半科学处理方法，却在“如何做”这类书的传统中帮助打开了用新的方法来叙述老一套事情的途径。
搞小动作与交易分析
卡内基与皮尔的这一类书是从科学领域本身以外的角度写的。但是，用通俗方法描写本书在第八章里谈到的人格经典理论的人，在历史上也不乏见。弗洛伊德（１９０１年）出版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叫《日常精神病理学》。他试图在书中证明我们每天经历到的笨拙行为，如忘记名字和笔误，都是由精神决定，因而是有意向的。阿德勒也写过像《生活对你应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书，都是直接面向通俗市场。而且，还有很多别的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家也像他一样干。在最近几十年中，人们对所谓的交易分析（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缩写为ＴＡ）有相当大的兴趣。这一方法的创始人是伯尔尼。
他的书（心理疗法中的交易分析，和《人们玩的游戏》为这种方法建立了理论框架。后来，哈里斯的书《我好——你好》又对此有所发展。作为神经症学者，伯尔尼（已故）和哈里斯两者都可以被认为是通俗市场上这些科学学科更为 “正统”的代表。
伯尔尼设法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信息处理语汇结合起来，因而得到了人的实证形象。虽然弗洛伊德讨厌辩证法，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总是在描述人的行为时捕捉到那种矛盾对立的两物指一物的气息（见第三、七章）。伯尔尼声称，从心理角度考虑，我们每个人都由三个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系统”组成，用口语说就是 孩子态 、 父母态 、 成人态 。这些 自我 状态分别代表孩子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父母或类似的权威人物的态度和措词，以及当每个人成熟以后都可以习得的、更加重现实的自主行为。由于两个人能在同一层面或从一种自我状态层面向另一自我状态层面发出相互影响，社会关系或 交易 就变得复杂起来。每当丈夫对妻子明显的财务管理不善提出质疑时，妻子回答的“你不爱我，否则你不会那样对我说话”就像一个孩子态对现实地形成的成人态抱怨作出的回答一样。
在他的第一本书（１９６１年出版）中，伯尔尼用心理能说对这三种自我状态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如何在任一时间点上统帅外显人格这个问题作了解释：“……以某种方法受到精神倾注的自我状态将具有 执行权 。”但是，当他那本有关小动作的更广为流传的书出版（１９６４）时，他却主要强调了控制论语言。三种自我状态在书中被说成是几组连贯的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在编制人际间不断进行的交易程序过程中的中介因素。这种交易本身就是洛克式积木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含有所谓的人际“安抚”交换或安抚失败这样的社会交往单位。 安抚 类似于正强化物，是一种比喻，就像母亲爱抚着躺在她充 满爱的怀里的婴儿一样。
按照伯尔尼的说法，我们在生活中都渴望得到这样的安抚刺激。这种渴望到头来变成了渴望承认，即我们寻求别人眼里的赏识和有地位的表示。我们也有构筑自己生活的动机。我们渴望构筑，还需要避免平凡乏味。我们的时间就这样被我们的文化（如在社交礼节方面）、现实需要（如做饭需要时间），以及我们个人对人际关系顺序的处理，以团团转的方式为我们规划好了。这就是 游戏 出现的地方，因为它是一组反复出现的、有个人时间结构的交易。所有三种自我状态都可以加入游戏或任何交易中去。伯尔尼用控制论的口吻说：“交易通常以系列的形式进行。这些系列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划的。规划方法来源于这三者中的一个——父母态、成人态，或孩子态；或者一般来说，来自社会、物质或癖性（即具有个人特色的游戏）。”
游戏基本上是不诚实的交易。在这样的交易中，某个“运动员”要么寻求安抚，要么受骗上当而相信他将会受到安抚，但到头来却 得不到 ！例如，在“滚吧，小鬼”的游戏中，一位妖娆的妇人在鸡尾酒会上与一位男人眉来眼去，恣意挑逗。当他把她带回家中，完成了这个游戏中明显的“最后一步”时，她就要他滚蛋。这个游戏的要点是：那位妇人又一次证明所有的男人都是“畜牲”。她并不是在卖弄风情；她的所作所为只是像她平时“总是”在鸡尾酒会上作的一样——而且，总是有个“畜牲”对她作出过分的举动。性求爱之所以莫明其妙正是因为人是自发的，在人际关系中是不受限制的。坦胸露背的服装“够风度”，这就是她穿这种服装的原因 ……等等。从医学诊断的角度说，那位妇女没有意识到她的游戏计划，但她的行为却是勾引性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游戏。然而伯尔尼却也勾画过好些甚至相当简单的交易。在这样的交易中，一个人可以使另一个人丧失警惕，或如俗语所说，把人“打倒”。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伯尔尼描述的第一个游戏基本上是以辩证交流为基础的。这个游戏叫“你为什么不——是的，但”游戏。它可以按如下方式进行。一个人对听者抱怨自己的工作，听者就以明确的观点回答：工作总是可以变换的。然后前者对此提出反驳：“对，但我在目前的工作中已资深位高，我不想失去它。”这个游戏的下一轮是：“那么，你就得设法更爱你的现工作了。”“是的，但如何设法呢？”第三轮：“唔，由于你如此讨厌早起，或许你可以转上午班。”“好的，但那样当我的孩子们放学回来时我在傍晚就不在家了。我会牵挂着他们。”……等等。这种游戏是没完没了的，因为说“是的，但”的那个运动员并不愿让对方得到已经解决了问题这种安抚。辩证论者会指出，在这样的交流中，这个游戏不单单是一个人“发出”、另一个人“接收”信息的问题。实际发生的事是：在一个运动员提出一个建设性意见时，另一个运动员则照例 把道理推向其反面 ，直接摆出根据拒绝在对话的另一边表达出来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那位“提供帮助”的人总是在造就自己的否定。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伯尔尼认为也可能发生没有游戏的交易。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