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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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6）
417以这个观点来看，对游泳和太阳两个方面的赞颂与宗教的联系就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了。它们代表田园生活和军队两个层面。因为现代西方历史有相对的两个方向，我们可以将之称作回归主义与保守主义。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造反运动，不仅有宗教意识形态的折射，同时还开始于文学化的乡土，那“鸡犬相闻”的广袤农村。那些造反者，或者原本为帝国戍边的士兵，或是始为亡命之徒的强盗而后为士兵的农民。以这样的传统，中国人在决定造反之前，必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那些理性、缓和、渐进的改革政策同样也不会受到猜疑。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尽管经常是不公平的），即那些要求变革的讽谏，如邓拓，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往往被那些正直的儒家学者的言论所遮蔽，而其理由，是“利不百，不变法”。不幸的是，这些传统的反对变革的言论，正是当年儒家学者反对法家商鞅变法时所采用的说法。
418中华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所采用的“新”的、残忍的“法家”系统（或者说是法西斯式的统治或许更为恰当），使得当时儒家学者甚至所有受教育阶层受到冲击。它所产生的影响十分长远，以致在随后整个儒家思想主导的两千年中，“新”都被默认为与“法”无关，如果没有成例，则不存在另立新法的必要。在这样的创伤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两种选择之外别无出路：要么，承认这个基于永恒儒家律法的现世世界；要么，逃离此岸进入另外一个精神的、宗教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与现世全无关系。因为这个类似于道教的洞天福地内的天堂，这个狭窄的联系通道——须由乌托邦通向新的天地，由从未实现到将可能实现——被秦朝所阻断了。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中国过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保守的倾向，首先必须了解这个他们曾经受过的伤害。但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现代中国受到的，是另外一种相反方向的伤害。它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从头到尾，现在看来都伴随着怀疑，并且伴随着出现发展的停滞。所有朝向传统的求助同时都伴随着疑虑，担心数世纪以来的尘土，将会如同霉菌一样，附着并且干扰那些新的生命力。这些或许就是那些无数运动和跃进的原因。那些运动永远向前方冲刺，却也始终停留在朝向过去与睡梦的漂流中。
无法解开的结
尽管或许并非有意，这种不安在文化大革命后仍然传播到西方。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必须输出革命的概念相反，中国，一个没有巴士底监狱和巴黎公社运动风暴的国家，现在看来希望向整个世界输出它的革命模式：动荡开始于乡间和农村地区，而这正是今天的前工业化国家，如亚洲、非洲、南美洲一些国家认为自己所处的状态。它们的“贫困”，它们的“一穷二白”，它们的“平静，美丽和简单”，令人惊讶地成为了“城市”——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造反所应当模仿的对象。它们将革命从乡村带向大都市，就如同中国历史上那些农民、强盗和士兵不止一次做过的那样，在中国的各省之间奔袭流窜。尽管西方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古老的造反方式，实际上已经在当今某些孤立的情况下被不同程度地采纳和接受。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它们都有着与中国相类似的创伤经验，而正是这种经验，引导中国走向一条新的、乌托邦的道路，并由此走向革命。因为尽管在西方（包括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对运动的恐惧和近来的停滞，并未回到那些遥远的事件中去。但工业化已经使得时间的概念加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以往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的变化，现在即时就能完成，因此，这些国家开始类似于那些进入道家仙境的游客，可以跨越时间的限制。作为结果，它们并不关心某种经历究竟是否是几千年、几个世纪、还是仅仅几十年前过时的旧物。
在时间脉搏跳动越来越快的时代，个体以及他的时代寻找幸福的机会——相比那些只有借助消极等待才成为可能的时代——增加了。而那种消极等待所能得到的幸福，毫无疑问将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并不一定要等到明天，我们应该知道，今天就是审判之日。极乐世界已在眼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它的运行和完全的转化。如果他有力量、有弹性、有内部无限多样性的可能，可以看到审判日黎明的来临，那么他将会经历一种透过一个小点看到整个未知世界斑斓景色的狂喜。但是，如果他是再一次将自己浸没入过去的世界当中，把将来等同于往昔和他熟悉的历史，或者平静地等待奴役的来临，选择一条不会带来伤害却也从未可能有所成就的道路，他就将永远再也不会发现这个世界。他将会向所有那些由天堂回来的人那样，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彻底改变了的世界，被那些对他存有疑虑的人环绕，并与那些人存在无数代的隔绝。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7）
419乌托邦与理想、与幸福完全不同，它们太容易被谎言所污染。那些宣称将乌托邦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与真实的距离跟那些认为乌托邦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人一样遥远。对幸福不存希望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但是，存在太多空虚幻想的人生，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承受。稍稍转换一下我们的视角，去考察历史中出现过的无数希望，那些人们（如中国人）对于乌托邦、天堂以及理想的概念的发展和探索，我们会极为清晰地发现，那些因为受到压迫的痛苦而不断走向失望的个体，生命对他们而言只有一次机会，他们几乎没有再来一次的可能。所谓幸福，既不完全存在于为了维持渴望中无瑕疵的社会而进行的永无休止的运动，也不存在于为了追求一个新世界而不懈的坚持。幸福的本质及乌托邦的本质里，包含着某种悖论性的秘密。
在公元前333年，当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向东方的征程时，在亚洲的开端格迪恩（Gordion），有人向他呈现了一个古老的结。根据一个传说，这个结是由神话中佛里吉亚的国王格迪亚斯（Gordias）所打。无论是谁，如果他能够解开这个结他就将取得胜利，并且成为整个亚洲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挥剑将此结斩断。中国也有这样一个相似的结。这个远为温和的故事同样也来自于公元前4世纪，我们曾经提到的吕不韦所编纂的《吕氏春秋》。此书融和了墨家与道家的思想。故事是这样的：
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于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儿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420或许，除了文中的两种说明之外，要解决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已经没有更为可能的方法了。亚历山大挥剑斩结，可能是所有解决方法中最为有效的一种。但是这也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这个神秘的问题；他只是用近乎野蛮的方法消除了这个问题而已。而故事中“儿说”的弟子，则用了一种更为聪明、也更为文明的办法。他理解这个问题，也爱这个问题，他的老师教授他以语言，而他也寻找到了足以描述这个问题的词汇。但在行动时，他又有犹豫。因为即使这个结本不能解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如这个故事的写作者在注释中所言——也并不在不解此结。解决之道，既非斩断此结，亦非停止解开此结的尝试。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最近几个世纪，西方更倾向于挥剑斩断格迪恩（Gordion）之结这样的方式。而在同时，中国则更像是双手抱着膝盖，注视着那还有些部分没有被解开的结。今天，当理想与乌托邦的思想已经开始融合，或许我们应当能够开始着手另一半未解之结的工作，尽管取得最终成功的希望，或许仍然无限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