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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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与“大讨论”
胜利使得中国接近了城市和工业化。但是，它同样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曾经由于当时情况紧急而几乎被忘却：如产业工人和农民在革命年代的角色问题，在“机械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些问题随着胜利的取得再次浮出水面。尽管这看上去有些荒谬，但是，胜利危及到了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位置。因为在许多批评者眼中，毛泽东的思想或许足以控制农村，但是他的那一套在和平年代却未必适用；他的《矛盾论》，在和平年代不仅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甚至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可能。是那些共产党员（尽管或许有些类似陈独秀的倾向），而不是那些虚伪的儒家思想者或者反革命分子，无意间表现得更像毛泽东的敌人，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在艰苦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农村，但在胜利已经取得的情况下，并不希望延长受到长期称赞的“持久战”。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来自儒家的，但对于这个广阔复杂的国家却也比较适用的古谚“可以马上打天下，却不可马上治天下”逐渐盛行开来，并在人们心中占据越来越大的分量。在许多明显的场合，它甚至改变了人们精神上的气氛，以至于昔日的主要英雄又重新受到人们的尊崇，而其他一些不合时宜的形象——这些形象在革命胜利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无数次出现——也遍布中国。几乎是完全放弃了自己曾经的安全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准备开始一场“大跃进”，而从别的角度看，这场“大跃进”实在不啻为一场疯狂的“大倒退”。整个运动，不仅仅无谓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经历，甚至使得原来取得的一些成就遭到破坏。
然而，人们或许还会认为这个决定——它诚然是一种自我破坏——是一场伟大的悲剧。无论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源于他自作主张的欲望，还是他忠于其他我们不得而知的理念，这些都已经并不重要。能够肯定的是，他既没有证明他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正确，也没有能够将之付诸实践。在1957年2月，毛泽东做了关于建议“大跃进”开始的演讲。这个运动开始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结束于人民公社的建立。他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被理解作对早期更基本的文章更为准确的重申。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对于意识形态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贡献，并且同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篇文章的本质主题，同样引发了开始于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同的矛盾，通过相同的道路达到极点，经过“相对平和”的一段时期，将不会再消亡。直到这个时候，其整体经过了八九年的发展时间，而节奏又经常会被无数小的矛盾发展打断。毛泽东希望在他这篇演说中强调的，是一个被大家熟悉却又忽略掉了的主题：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并不意味着矛盾的彻底消亡，无论这种矛盾存在于社会主义内部“人民群众”之间，还是其他一些地方。不仅如此，它们还会引发敌对势力的矛盾，在革命之后不断引发新的革命：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7）
400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的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有可能发生对抗。……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之间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不懂得在不断的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至少在表面上，“大跃进”在失败中落幕。毛泽东所希望的“在人民内部，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民主地解决矛盾”遭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很快就被结束了。而人民公社运动，这个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并且使许多旧派人士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他们所企盼的“大同”时代的到来）的运动，最终也不得不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宣告停止。声名狼藉的“大炼钢铁”运动最终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命运。而这个以数百万记的小煤炉冶炼钢铁的运动，几乎可以被视为人第一次在没有灵魂的机器面前，对于自身伟大性的宣示。在意识形态方面同样也出现了问题，与莫斯科关系的破裂，造成了更多实际的压力。在1958—1959年之间，针对毛泽东为“大跃进”和“革命发展阶段”理论提供支持的“不断革命”理论，如何能够解决中国共产主义长久以来的困境，发表了无数文章。两种看似矛盾的发展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其一，是毛明显地与人民大众产生了距离，与之相连的，是对他个人崇拜（尤其是在军队）的不断增强。401其二，是与此同时，享有声望的共产主义者对“不断革命”理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它顽固的领导，进行的有限的警告和批评。这些人是共产党内知识阶层的代表，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曾经在“大跃进”的第一阶段被要求广泛表达他们的观点。曾经被我们反复提及的哲学家侯外庐便是其中一员。经其一生，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他都致力于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阐释，并且作为一名毫无争议的学者，他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传入工作方面，做了明显的贡献。他的著作《中国历代大同理想》出书于1959年，讨论了从儒家“大同”思想到他的那个当下时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并且包含了若干章节，可以被视为对实现这种乌托邦思想所做匆忙尝试进行评判的文字。当侯外庐在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期受到批判时，这些危险的言论并没有被特别提出，这或许是因为担心批判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但他却因为写过一本“恶意诋毁人民社会的黑书”而受到责难。认为他在书中引用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如邓牧与鲍敬言）对古代暴君的批评，实际上是在诋毁毛泽东本人。
在这一点上攻击侯外庐，或多或少有些不公平。而对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长期担任《北京日报》主编的邓拓（生于1911年），这个有着更为清晰的政治人格的人的批判，则显得更加似是而非。在1961…1962年之间，他在《北京晚报》以“燕山夜话”为标题，发表了系列连载散文。这些散文，多从古代掌故中寻找故事和事例，经过巧妙编排，指涉现实。因此，这些文章初看去好像是一些文学化的调侃，但仔细深究，往往又能发现含有确实的政治意见。其中最具战斗力的，是一篇名为《伟大的空话》（Great empty talk）的散文。这篇文章批评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式的文风。这种文风继承着明清科举取士“八股文”的形式外表，但却往往不能表现确实的思想内涵：
402有的人擅长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说的话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了。……说了半天还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不能否认，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因此，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必须加以劝阻。……凑巧的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空话”，……不久以前，他写了一首《野草颂》，通篇都是空话。他写的是：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保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首诗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保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变成了陈词滥调。……因此，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8）
邓拓担心，如果这种愚蠢的、机械的对概念重复的积习延续下去，其危险的趋势将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如同郭沫若那则马克思遇孔子的故事中所说，人民面对冗长的政治语汇感到昏昏欲睡，他们的智力将在这种环境中受到催眠，邓拓也担心，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夸大和增长。他所引用的这首诗开始几句，其所指涉来自最著名新儒家文献：张载的《西铭》。这并非完全出于偶然，而是在向人们暗示这是一个不宽容的正统年代。而更为有意的“东风”与“西风”这些语词，更是直接来自毛泽东，这些字句直接导致了邓拓的散文在文革时期遭到猛烈的攻击：
“东风压倒西风”是毛主席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主题。它通过生动的形象，描述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将压倒的帝国主义。东风象征亚、非、拉广大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而西风则象征所有国家中的帝国主义反动力量。如果是这样，邓拓何以引“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诗句，并且毁谤这样的诗句是“伟大的空话”和陈词滥调呢？
403在每一个革命运动当中，社会理想都不再仅仅是对未来的企盼和指望。它们被要求能够在现实中就能够得到贯彻。邓拓并不相信对于这些问题的毫无思考和“伟大的空话”本身构成危险，而是担心取得的进展相对于那些“空话”太少，会导致这些进展成就的失去（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在毛泽东的计算之内）。不断重复的“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要求，如同达到理想的幻觉一样不断冲击着他，在真实的发展阶段实际上同时还处于萌芽之中时，尤其如此。他本人对于这种可靠的、渐进然而缓慢的进步的偏爱，还表现在他的另一篇杂文《一个鸡蛋底家当》中：
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该小看它。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时，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领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牛，复生牛，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牛所生者，又复生牛，三年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