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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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4）
毛泽东此处强调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同样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辩证法概念，而这种辩证法概念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存在差别，更倾向于列宁（以及类似于恩格斯）的理论。对于毛泽东而言，重要的并非外在体现的诸种现象或认识的方法，而是在所有现象背后都首先存有一个本质。他在《矛盾论》中写道：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395在这一点上，辩证唯物主义法则关注的，是如黑格尔所说的“矛盾的特性”以及“质的跳跃”。关于矛盾的两方面经常成对出现，毛泽东如是写道：“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与《道德经》中的说法相呼应，后者与前者相互矛盾，相互对立，但它同时也构成了事物整体变化的基础，“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但是，这种事物内部矛盾两方面位置的变化所导致的质变，只能发生于同一性质的对立当中（区别于事物的内部矛盾）：“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这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396如果我们要寻找毛泽东“自然矛盾”这种理论的根源，我们并不需要回到恩格斯，更不必回到托洛茨基，毛泽东的“永久革命”理论也只是在名字上与他们有所关联。这里，我们同样要回到中国最古老的《易经》。在形而上层面上，我们很难再找到别的任何一本书，能够比《易经》更准确地描述毛泽东的矛盾相生相克的理论。《易经》的各种卦象，是大量不同情境的标志。其中，“阴”与“阳”是两种基本的相对形式，分别以连线和断线表示，代表相互对立的两极。唯一的不同，是这里将毛泽东所认为的无数种可能变化归为有限的数量。因为《易经》只有基本的六十四卦，每卦自身带有六爻，一爻变动，则整个卦象随之变动。但毛泽东却没有将自己的认识局限于这种变化关系之中。“易”的运动与“阴阳”的理论仍然相同，但《易经》中封闭的系统和由有限数量（六十四卦）所表述的真理，已经如列宁的“认识来自有限的相对真理”一样，被“绝对真理”的表述超越了。然而，如同《易经》中所讲，对于毛泽东而言，“暂时的、有意识的变化”已具备了革命的特征，因为“革命”被定义为自发地产生的质变。与之相联系——这当然也尤其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会产生“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将之定义为世界的特殊形式，此处持续不断的斗争将直接导致质变的发生。到这一步，我们就能够说，世界的发展离不开矛盾：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5）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397如果想要了解理想的幸福社会在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位置，重要的是首先明确毛泽东关于实践与认识、普遍存在的矛盾与运动等等这些的基本概念。因为奇怪的是，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要求，能够导致它们自己被表述为矛盾辨证的两个方面。辩证结构的基本前提或者被排除，或者保持它们各自的性质。它们可以继续被当作目标，尽管意识完全先于实践，之前不流血的幻想，仍然能够与耻辱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毛泽东，恩格斯（如我们之前所讲，他的思想与毛泽东最为接近）也曾非常适当的描述过这种状态：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这里只限于考察康德以来的哲学运动中的这个结束阶段）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在于黑格尔哲学永远结束了那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一切看法。……现在，真理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科学从知识的低级阶段上升到较高的阶段，越升越高，但是科学永远不会达到这样一点，即它在发现了某种所谓绝对真理以后，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以为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的状态就算是达到了尽善尽美；十全十美的“社会”，十全十美的“国家”，——这都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凡在历史上彼此更替的一切社会秩序，都不过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而已。……辩证法哲学认为一切和任何事务中都有着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印迹；在它看来，除了不断发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它的革命性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法哲学所承认的惟一绝对的东西。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清晰地强调过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社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注释间接地了解他这方面的思想。1949年，他做了名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说。此时，抗日战争和与国民党的战争已经结束，他在全中国确立了实际的权力，而他的追随者则希望能够获得“千年帝国”的和平与平等。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在此处被两次提到，而每次提到时，都被相似的表述为“实现大同”。但其中的一次，它被提到是“人类发展的长期过程”，而第二次，并没有提及它在现时段实现的可能。
然而，更主要是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地点，永远处于变换的过程，以满足理想世界所需的特殊表现。正如同绝对真理只在“认识的过程中”得到表现一样，理想世界也只能在不断革命、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切实实现，这才是“惟一的真理”。但是，这是在所有现象（包括社会）的矛盾中持续不断的运动，并由此在这个过程中它能够被不断的认识。幸福在两个方面，变得难以企及。它只有在飞行的过程中（如革命运动）才能够被抓到。它经常逃跑，要得到它，就必须不断翻新。由无限的伟大生出的无限天空和天堂，被由无限的锁链、渺小以及狂喜组成的无限大地所替代。在这个大地中，矛盾、冲突和惊险将一次又一次的被经历。幸福与理想的尺度是“今”所代表的当下而非“某时”，无论这个“某时”指向遥远的过去还是遥远的将来。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6）
398“今”这个概念已经被李大钊发现并且详尽阐述。正是这个概念，在1927—1949年这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它曾经无数次安慰了几乎被广阔无垠的农村吞没的那些在寒冷、饥饿之中处于无家状态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员。而也正是这种无家状态，他们的战术中增强了更多的灵活、力量和自由。许多游击队所取得的无数小的胜利，甚至是他们的许多小失败，都能够被解释为走向新胜利的阶段性成果，并不断地带来新的快乐。部队被消灭，带来的并不是无边的阴沉的绝望，而相反是对战事发展结果和前途的好奇和期望。而且，游击队员们非正常状态的生存条件，也迫使他们不断切身进行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认识实践活动。他们所有人，包括许多领导者，都同时既是农民，又是战士，又是理论家，甚至有时还是科学家。一名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访问过延安的写过“从天空……到处都能够看到那些强盗的巢穴……”的美国记者这样写道：“他们散发着自信，言谈中总透着些假装神圣的味道。你有时会感觉这里像个宗教夏令营，人们互相拍着对方的脊背，表示友好。”这个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