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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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
　　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
　　老冉冉兮既极，不浸近兮愈疏。
　　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
　　结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
　　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
　　还有一首名为“招魂”，可能是《楚辞》中较晚期发现的一首，和周朝末期发展起来的某种祭奠死者的仪式密切相关。此诗辞藻华丽，充满胜利之情，它描绘出在死者魂灵飞向天国的途中，世间所有美人都容光焕发，呼唤着死者（当然了，只有天子王公才能得到如此充裕的美人）。同时，彼界所有令人不快的事物都被诗人提及，这样，飞翔的灵魂在最后一瞬就也许能被引导回自己的身体。在所有令人不快的事物中，甚至天本身也不被排除在这种警告之外，比如以下句子中就能看到这一点：“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
　　20某种意义上，这些诗句显示出了相反的态度：如果幸福可以被找到，那是在地上（人间），而不是在天上。这种思想里含有此世倾向，认为惟此世才好，这让人只有费很大力气才能说服他们，“彼界”要比这个世界好得多。比起信仰“彼界”，热爱此世是中国典型的信仰。其强有力的说服证据是：上面这个文本里的此世思想非常明显地带有一种宗教感，我们在其他文本里也可看到相似情况。但是此世思想在那些着力于描绘此世和现世的文本中更为明确，而且它们只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外部一切事物。这些文本主要就是被经典化的儒家作品。
　　孔子和中国人本主义
　　孔子（前551…前479年）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明确表达世俗思想的哲学家，虽然在孔子出生前几个世纪，这种世俗思想早已渐渐发展着。孔子将它们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尽管他本人好像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但他的影响全部通过他弟子流传下来。他的伟大发现是“人”和“仁”德（“人”、“仁”两个词在古代中国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仁”的概念在各方面显得多么含混，它带来了划时代的思想上的转变。因为从“仁”的角度来看，先王的君权神授式微为仅仅是种门面，因为“君权神授”这种公理得自超自然，得自灵魂、死者以及自然界多种生灵的存在，得自在此意义上统治生命的东西。君权当然还保留着一定价值，不过它的所有源泉都来自于人的权力，而且本质上是道德的审美的，当“天”变成一种在历史进程中并不随意干预的权力，并和人、道德规范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它不再是从世界分离出来的一个地方，分隔此世和一个或许存在的彼世之间的墙就被强固了。《论语》是孔子教义的惟一权威来源，曾表述过“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对所有和神鬼领域往来的事件的清楚拒斥。它想要阻遏以下情况所含的危险：如果世人接受毫无理性的、也不是此界的法则，那么他们就会抛弃“仁”的普遍法则。《论语》中的以下两章无疑表明了这点：
　　21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这样，所有的力量和希望都被集中在此时此地。孔子看到，面对他所处的时代，在上彼界和在下此界之间的分裂使一个任务变得非常急迫：即在其合法性来自于个人道德完善的统治者之统治下，带着一种新等级秩序的世界如何再生。当孔子详细描述这么一个“君子”的时候，他却很少谈及君子所要建立的统治的类型和所要创造的这个有序世界的本质。君子以“德”治人。但“德”本身显然属于所有需要重估的价值。“德”（）这个字符，其古老形式在字形和字音上都和“直”相近，一个“目”（眼睛）和“直线”是其书写形式的基本构成。它的基本意义，特别是在和神鬼相关的事情中，似乎是“目不转睛”、“盯着看”、“被一个符咒固定住了”，“（神）力”和“朝前”两个意思都源自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所说的有关统治之正确形式的许多话，都获得了一个具体的含义，而且几乎像文字游戏，比如以下这句：“子曰：‘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德”像北极星一样将群星凝聚于一身、静止不动，这导致了它不能变更的运程，从而获得了强大的平静。这也是这个世界和平和秩序的关键。德，辅之以“礼”，代表了一个统一的、内在完善地等级化的系统：“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二节　漠然现世（3）
　　“齐”（使等同）这个词，最初是指已到适婚年龄和通过婚礼获得“平等”（equality）的女人与纯粹是女孩的女子之间的区分。这个词非常显著地显示了孔子对于“平等”（同）的概念：统治系统在整体上有连贯性，影响到所有人，于此中存在着平等。统治系统不是靠将各组成部分的约束力施加到每个人身上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的。相反，“德”和“礼”使人民将社会等级视作与己攸关之物。这比一个管理机构（政）或一种刑法（刑）更有效，管理机构允许人民脱离统治者影响范围，而刑法则摧毁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变得“无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22接下来的引文也必须用相同的方式理解。在此，“同”（equal）这个概念指的是相同的事物，尽管它通过不同的词来表达，这些词的基本含义都是“均”（level）：“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因此，在孔子的思想中就可以找到理想世界之秩序、它的平静和平等的根本平衡，虽然这个理想世界的形式让我们回想起不平等的不稳定状态。在孔子的看法中，完全实现了这种统治的时期是西周（甚或更早［前1050…前770年］）。后来，这个时期在孔子眼里渐渐成了“黄金时代”，我们先前已经提到过。但是，认识到以下一点非常重要：对公元前6世纪来说，这意味着它并不存在于最古老的时代，而是仍然处于历史的光辉之下，刚刚才在200年前结束。
　　最开始，孔子的学说并没有任何专注过去的倾向，后来却凸显出来。和同时代辩敌相比，这种学说相对来说显得现代一些。孔子从情感上觉得和周公相亲。他是周朝建立者武王的弟弟，多年来为自己的儿子和继承者周成王（据传统记载，在朝为公元前1115…前1078年）摄政。将自己和生活在500年前、并一再出现在《论语》中的某个人联系在一起，当然并不是基于此人的古老，而是基于某种自我赞许。对孔子——而且不仅仅是对他——来说，周公是周朝精神上的建立者，正如武王是政治上的建立者。一切都表明孔子渴望着担当起相似的角色。以下情况并非不可能：摄政和向皇帝献策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比皇帝本人更重要，孔子对这个位置明显是非常尊重的。这和对巫师之间接权力的记忆也并非不相干，虽然，孔子作为辅佐政治和献策者的作用带有伦理而非宗教的特色。许多论述向我们归结道，它们能证明孔子坚定地相信自己负有非常重要的、“天授”的使命。他似乎早就知道这个在他死后一个世纪里流传的传说，据这种毫无疑问地被证实存在的传说所言，理想王国能被保存，并且每500年通过一个真正有精神力量的统治者得以恢复。胡适不仅提出了我们先前提到过的备受争议的有关巫师的救世主信仰，同时他还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提出并用文献说明在孔子时代以后的年代也存在着这么一种说法。然而，很奇怪，在后来的时光里，我们从来没有从巫师嘴里听到救世主预言这回事，而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他们通过一种可疑的计算方法，认为自己是被人民焦急地等待着的传统修复者。这不仅显示出一种赤裸裸的自我主义，而且，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强调了在中国思想里，被动的等待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人们信仰以上天“授权”的方式统治世界，一代传至一代，和这种信仰相似的，是坚信一个伟大的传统恢复者将每500年出现一次，因此更有可能源自孔子创造的这个先例。孔子就反复强调他和周公之间的紧密联系。23当这样一个时代到来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其中之一），在那些总是把自己视作人民长久期待的救赎者的人当中，就有一些人的权势接近于当权者、皇帝和觊觎王位者。世界的改善是两个阶段（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同时进行还是接续进行，或者是通过一个“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的出现一举成功，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二节　漠然现世（4）
　　孟子和第一个社会乌托邦
　　如果能够相信孔子言论的真实性——而且假设它们在孔子言说挫折的时候最为真实——孔子一生的最后岁月充满了对自己政治影响之稀微的深深失望。他最喜爱弟子颜回，甚至也许有时候希望能把他培养成未来的君王，但他年纪轻轻就死了，死的时候孔子哀叹“天丧予”，这句忧郁的短语，显出悲伤的语气，在孔子最后时光的表述里，屡屡回荡着。事实上，孔子学说的直接政治影响是很小的，然而，终其一生并不足以衡量其传至未来的间接影响力之深度。孔子最著名的继承者是孟子，他把自己看成是将孔子思想开花结果的人，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靠孟子，孔教才贴上了政治标签。比起自己崇敬的典范——孔子，孟子要严肃沉着得多。他采纳了——或者也许是建立了——世界拯救者周期性归来的传说。孟子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直接宣称这个角色就是自己，因为时机早已成熟，他要在从属的附加条件中消除这种时间的不一致。他通过以下学说强化了这个传统：即世界具有节奏地循环进行自我净化。“天下之生久矣；”他说，“一治一乱。”这句话充满着孟子对“性善”的坚定信仰，这种性善论不论是对普遍事物而言，还是对特别的人之本性而言，都是如此。这也同样说明了他对“民”的尊重。通过详述那优雅而精确的短语“天不言”，他将此体现为真正的“上天之声”，比君王更有价值，甚至也比自然之神更有价值。因为，对他来说，只有人民才能请求和决定一个王朝需不需要“托管”。新的统治者在他能坐上其位前，必须同时给上天和人民“过目”。因此，每个理想统治的前提是，君与民以“同样方式”享有一切。于是，孟子一有机会就描述这种统治的形式，而且举出了古代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24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在这样一种统治下，很自然人民不可能变得无礼，而且也产生了造福一切的安宁康乐：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从儒家意义上看，以上对一个国家的理想化功能，描写得相当细致。这是种清醒冷静的认识，不可能期望孔子会说出同样的话。孟子反复说明什么是“井田制”，将之作为人民和统治者之间作物公平分配的关键。井田制因汉字“井”而得名，它的中心理念是，将天下分成一组一组的网状土地。每一组包括九块田，其中八块每块满足一个家庭（私田），而在中心的第九块，是大家给君王及国家耕种（公田）。孟子这么描述这种井田制：
　　25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