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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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对韩非子来说，自然形成的家庭中的家族秩序，不能被祭仪和朝廷仪礼的秩序原则所取代。而荀子认为后者才是社会的基础。和商鞅一样，韩非子考虑的是道德秩序。它将以一种理想的手段把平等和不平等结合在一起：即朝廷制服和官员勋章。韩非子公开宣称，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完全是由人指定的法则秩序将所有人组织在一起，当然这种法则肯定不是“仁”。这样一种制度体系将不会允许有人能逃离到一个更高的既不服从于人、也不服从于国家制裁的秩序中去。因此他要求加强军事力量，但这不是主要目的，以下他描述的这个故事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仁治”与“军事”的对照：
61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四节 黄金现世和发现未来（8）
对军事的强调一代代地流传，有着影响深远的反人文主义的意味，但它并不仅仅来自以上态度，它同样是因为对所有纯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年代久远，常常会有力地打断中国的传统，和无数只关心自己长长手指甲的知识分子之空谈道德形成一种对比。“今境内之民皆言治，”韩非子这么写道：
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法家的混杂形式
韩非子的这些话，可以追溯到贴着激进儒家标签的荀子身上，但同时也非常贴近道家的思想。可以指出，这再次显示出后来在这两个世界观之间建立起来的壁障是多么武断。其中原因可能部分归之于想要让人民忘却法家曾有一段时间连接起了儒道两家思想。比如说，《道德经》中有以下一段话，韩非子的思想看来就是对其中思想的实践应用：
62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韩非子也赞赏统治者的“无为”，他认为这是真正的、成功的圣王最重要的特点。就像在商鞅时代，法因为太过严酷而在实施领域中消失了；在韩非子时代，同样是通过这“法”的过度控制，统治者消失了：法一旦被建立起来，它自行生效。统治者能够——实际上也是必须——“去智与巧”，因为“智巧不去，难以为常”。“听言之道，溶若甚醉”，他将自己从所有好恶中解脱出来，“虚心以为道舍”，“上固闭内扃”，最后变成了“能象天地”的“圣人”。这些句子在此所形容的，代表了统治的某种技巧，几乎完全是道家意识。同样，在韩非子著作有关理想政体的那一章中，也反映出这一点。虽然这篇文字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但比起冷静的商鞅来，这些句子的语气没那么实际：
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尽管法家的这种“简朴生活”和道家的“简朴生活”存在着有趣的相似，但两家获得它的条件和方法都不一样。他们对人类文明走向何方彼此观念冲突，所以之间存在分歧也很自然。对道家来说，天堂是在所有历史之前的那个前文化阶段，它已经永远湮没了。而法家虽然也相信理想状态存在于先古，但是原则上没有理想时代这个东西。相反，在任何时刻，人类都可以突破障碍达到理想盛世。这恰恰就是为什么理想盛世的实现方式并不和昨天的要求联系在一起，而是和未来的需要相联的原因。法家的确将“无为”状态看作是遥远的理想模式，但他们不相信这种状态能靠“无为”而获得，道家却相信。63道家被动地等待，直到万物出于自愿而加强自身力量，直到文明造就的人类创伤会自动痊愈。这种被动的倾向，也许在儒家那里也有，比如说孟子，但肯定不是荀子和韩非子。
在这种关联中，我们先前已经简单涉及到的一件事就变得非常有意义。在不同体系的思想中，“等待”——等待天堂的实现——扮演了什么角色？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商鞅第一次告诉秦王先王的法则时，秦王昏昏欲睡，而且指出“吾不能待”。而《韩非子》一书中，事实上充满了嘲笑的语句，将那些被动地希望着上天能赐予幸福的思想拉出来“示众”。最广为人知的是以下这个故事：“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孟子的思想在“等待”这方面和道家非常相似，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非常清楚的积极含义。他同样说了一个从南方国家宋国来的人的故事，那个人代表中国“schilda”（在德国民间传说中，习惯性地将schilda人民与蠢事相连——原书英译者注）。他的愚蠢不是因为他期待得太多，而是太少：“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这两个故事，几乎是法家所走的道路和另一边儒家、道家所走的道路之间分歧的象征。中国以前不知道，秦国有这样的能量，它在韩非子死后几年内就扫荡了所有旧的封建诸侯国，并且创建了任何一个机构都是本质上崭新的政治。许多传说描述了焚书一事，虽然某些当代学者并不认为它确实发生过，但此举肯定是天才的发明。它是试图消灭过去的努力，虽然现在被认为是历史的停滞。据说，惟一得以幸存的书是《易经》，因为它是指向未来的。秦国的那个强大统治者嬴政完成了所有这些壮举，他出生不明——其母为妾，其父是很可能是没有汉族血统、允许出入朝廷的批发商人——却大胆地称自己为“始皇帝”。他篡夺了到那时以前一直是被惟一赐予“圣”，也就是说先古统治者的头衔。这种行为也是想对全新朝代之来临发出信号的尝试，他认为这个朝代所使用的手段将成为永恒。64我们必须钦佩秦始皇的精力，他每天的工作量为处理据说有120磅重的写在竹简上的文件。他统治整个王国仅仅12年，但在这12年中，他给中国带来了突破性的转变。他建省、统一文字度量衡、造路、发布数以千计的命令，第一次创建了统一的王国。尽管这个王国受到激烈批评，但保留了未被公开承认的模式。但他没有带来一个“和平治世”，虽然在法家眼里，在这转变的狂热进程中，接着到来的应该是这样一个时代。秦始皇没有等待，没有失去时间。然而最后他不得不认识到，尽管他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但并不能最终完成。他的死亡消息被密封了几周。只过了一年，叛乱就爆发了，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随朝代一起被灭。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跟法家所展示的活力相比较。但这恰是他们得以保全自身的方法，因此也在自身找到了一种共同信念的证据，这种信念有着逻辑自证的特质：没有什么比古老的东西更久长，也没有什么比新生的东西更短命。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四节 黄金现世和发现未来（9）
秦始皇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忍受着对死亡的几乎病态的恐惧。也许他感觉到，要扩张这巨大的、尚未完成的功业只能靠他自己。因此，他的身边围满了巫师、仙道，都许诺能靠自己的方法来保证他永生。当秦始皇听说传说在中国东海岸有三座小岛——蓬莱、方丈、瀛洲——在那儿，永生之人过着幸福的、永无止尽的生活，他就派出巫师徐福率领童男童女作为祭礼去寻找那些岛屿，并从他们那儿拿回长生不死之药，当徐福一无所获而归时，史家记录如下：
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65据说在秦始皇死前几天，他在巡视中国东部的行程中，细细搜索了沿海地区，查找徐福的踪迹。一天晚上，他梦到了海神，并射杀了一条妨碍徐福寻药之举的巨鱼请。他请随行巫师为他释梦。但这些异常行为并没有延缓他的死亡；如果它们有什么作用的话，只是加速了死亡的到来。但是史家赋予这些以诗意的气氛，采用了悲伤的笔调，就像莎士比亚的庄严之笔。他们把一个强大的统治者描绘成一个傻瓜，荒诞地追求着毫无价值的幸福，为仅仅是存活下去而进行着可笑的斗争。
从某些方面来说，秦始皇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他的短暂统治是自己掌权的，对现实和国家的理想政体有着决定性、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来说，几乎所有的重要机构都是秦始皇明确态度的结果，并被完全继承下来。不过他管理国家的严酷法家思想受到普遍谴责。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结果是，站不住脚的折衷手法却对儒教特别有害，使之失去了起初是并且只能是建立在整全基础上获得精神自由的良好手段。特别具有毁坏性的是法家的这个特征，即在每个新生事物上都贴上自己的标签。另一方面，不可胜数的法家因子开始渗透进那些表面上和古代相联的意识形态中。直到这个世纪，欧洲影响给予“新”以一种不加反思就接受的特质，知识分子才敢呼唤对法家的积极一面予以注意。而且可以非常清楚地注意到、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都不禁簌簌发抖。其中一个人是林语堂（生于1895年）。1931年，他发表了“半部韩非治天下”的名文。那时他满怀革命的热情，写下了以下一些词句：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和我们时代一样，在韩非的时代有两种对立的统治概念，孔子的君子治国和法家的以法而不是以人治国……我很难说第一种是传统观点而第二种是西方观点……就像韩非所说，我们不能期望人为善，但是应该让他们的为恶变成不可能。……如果韩非活在今世，他也许会说：“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是将官员看作是骗子，并对他们说，我们不会忠告你走那条正义之路，我们也不会因为万一你恰好是个君子而为你竖起牌楼，但如果你是个骗子，我们将会把你投进监狱。”……他仇恨他那个时代的儒家，把他们称为一伙喋喋不休的傻瓜，这也许非常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穿长袍的爱国主义者”。
韩非认为法律是至高的，人民在法律面前应该平等，而这法律应取代个人喜好和关系……韩非的理想是要建立起一套非常严格执行的体系，并不需要任何“天子”，而只需要资质平平的人就能够运行……皇帝什么也不需要做，因为他发现在任何情况下自己都做不了什么事情……这个体系应该自己能够运行。这本质上就是皇帝的无为理论。
66然而，在所有的赞赏背后，同样可以清晰地注意到，在此，法家也只不过被当作是中国的“疗方”来理解。真正被钦慕的是一个恶魔。法家永远也不会真正失去该隐的面具。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