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 诗词读写丛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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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些:张先《张子野词》,晏殊《珠玉词》,欧阳修《六一词》(有异名),柳永《乐章集》,晏几道《小山词》,苏轼《东坡乐府》,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编》(有异名),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有异名),贺铸《东山词》,周邦彦《清真集》(有异名),李清照(女)《漱玉词》,辛弃疾《稼轩长短句》(有异名),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有异名),史达祖《梅溪词》,刘克庄《后村长短句》,吴文英《梦窗词》,张炎《山中白云词》。这时期是词的体制和风格的大变时期,纵使不够百花齐放,也总是五花八门。总的变化是文人气逐渐增多。北宋早期,如张先与二晏,承接五代的余绪,下笔,还求接近歌女的口吻,虽然不能不渐趋于雅,却仍是明白如话,如“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就是;到南宋,尤其吴文英,如“障滟蜡,满照欢丛,嫠蟾冷落羞度”,“盘丝系腕,巧篆垂簪,玉隐绀纱睡觉”,既不浅易,又不明朗,就只能看,不能听了。文人气增多的另一种表现是篇幅逐渐加长。词早期几乎都是小令,推想是求便于歌唱。据说篇幅加长始于柳永。对小令而言,字数多的是慢词,文人总是愿意在笔下多显一显吧,于是北宋中期以后,词作就多数成为慢词(最长的《莺啼序》长到240字),再加上时兴剪红刻翠,委曲宛转,读,就不像五代时期那样浅易顺口了。不幸的是,这种风气的力量一直延续到清朝而有增无减,如朱彝尊选《词综》,创浙派,就尊吴文英为第一位;直到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才唱了反调,那已是皇清、民国易代之际了。以上谈的是总的变异。还有分的变异。由苏起出了豪放派,前面已经谈过。南宋偏安江左,政治(照例)不见佳,有些文人难免有气,不敢直指,于是就表现于词,如张孝祥、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就是这样。又,北宋出了个柳永,据说好游狭邪,也就是多与歌伎、娼妓为伴,于是表现于词,就成为艳俗,甚至鄙俗,如“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其他词人是不肯这样写的。时间长,作家多,体制、风格多变化,怎样分轻重?我的偏见是,先以北宋为主,多读二晏、欧阳修、秦观、贺铸、周邦彦以及易代之际李清照、辛弃疾诸家,然后是苏轼、柳永和南宋的姜夔、史达祖,再然后,如果也想豪放和剪红刻翠,就看看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吴文英、张炎。这大致是《人间词话》的观点,不敢保必合适,总可以供参考吧。
宋之后兼之外,辽金元明不重要,如果时间、精力都不多,不看也关系不大;当然,最好能看看选本。清朝就不同了,词体忽而成为文人的热门,不只男士喜欢作,不少女士也喜欢作,并出了不少名家。所以读过选本之后,可以,也应该进一步,找名家的词集看看。计有以下这些:徐灿(女)《拙政园诗余》,陈维崧《湖海楼词》,朱彝尊《曝书亭词》,纳兰成德《通志堂词》(有异名),厉鹗《樊榭山房词》,张惠言《茗柯词》,项廷纪《忆云词》,蒋春霖《水云楼词》,谭献《复堂词》,王鹏运《半塘定稿》,文廷式《云起轩词钞》,郑文焯《樵风乐府》,朱祖谋《彊村语业》,况周颐《蕙风词》,陈曾寿《旧月簃词》,吕碧城(女)《晓珠词》。大体说,清人词风近于南宋,于深和曲中求美。而成就最高的纳兰成德却例外,情深而风格近于五代、北宋,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可惜只活了31岁。另一位也不长寿的项廷纪,活了38岁,词风也偏于情深语浅一路。所以我的私见,无论是读还是学,都可以在这两位的作品上多用些力。清代词作,出于闺秀之手的也不少,如果想见识见识,可以找南陵徐氏《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看看。
同读诗一样,无论是为了增长见识还是为了消遣,都应该看看词话。词话有早期的,如宋末张炎《词源》、元沈义父《乐府指迷》等是。词话多出于清人之手,其中还有不少很重要的,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是。今人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收词话八十五种,想多看,基本上可以收一网打尽之功。此外,还有今人作的各种解析或赏析(为了多销,或名辞典),也无妨翻翻,原则还是说的说,听的听,不要尽信书为是。
最后说说读词比读诗难的情况。原因有外、内两个方面。外是表达形式复杂。总的说,诗基本是五言、七言两类,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只要会数(shǔ)数(shù),断句就没有困难。词,除少数如《生查子》(五言)、《浣溪沙》(七言)等以外,都是长短句,字数稍多的还要分片(一般上下两片,还有三片、四片的),如果没有标点,又不熟悉格律,断句就大不易。缩小到句也是这样,以五字句为例,词语分组,“渐霜风凄紧”是上一下四(第一字是领字),平仄,“裁春衫寻芳”是通体平声,都是诗里没有的。幸而现在已是文学革命的大以后,标点符号通行,新印本经过整理,都有标点,初学不会有大困难。不易克服的困难来于内的话委曲而意隐约;换个说法,我们读词会感到,有不少首,作者像是有难言之隐,所以写出来,与诗就成为两路,诗敞亮而词隐约。举下面两首为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读平声)。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朱彝尊《桂殿秋》)
乌丝画作回纹纸,香煤暗蚀(读仄声)藏头字。筝雁十(读仄声)三双,输他作一(读仄声)行。 相看(读平声)仍似客,但道休相忆。索性不还家,落残红杏花。(纳兰成德《菩萨蛮》)
两首都是名作,可是其中像是有“事”,什么事?摸不清,因而“情”也就如在雾中了。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两种办法似乎都可用。一种是求甚解,如侦探之必求破案;另一种是印象派,比如读前一首,到末尾两句,像是有些感受,那是因隔而生的命运性的凄凉,于是见好就收,不再深追。我看是后一种办法好些,理由有二:一是求甚解就难免牵强附会;二是,迷离,不沾滞,可以看作词性质的一种重要表现,其缺点是较难悟入,优点是可以容纳更多的推想和联想,我们取其所长,当是颇为合算的吧?
诗词读写丛话》七 古今音》
七 古今音 上面两个题目谈读。读,一般表现为口动出声(邻近的人能感知的声);也可以默读,表现为只有自己能感知的声。而提及声音,麻烦就来了。麻烦的本源是声音因时、地的不同而不同。严格说,也因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我们有幸也常出入大观园的怡红院,就一定能够闭目分辨,这声音是晴雯的,那声音是袭人的,虽然两个人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北京姑娘。这分别是韵味性的,或者说,不是语音系统的,再或者说,比如表现为书面上的汉语拼音,就看不出分别来。由时、地而来的不同就不是这样,而是表现为语音系统的分别。时,有长有短,地,有远有近,长到、远到什么程度就有变易?变易有大小。小的变易,或说较难觉察的变易,也许时间相当短、地域相当近就会有吧?时间较难说,以地域为例,民国早年,老北京还保留故土难离的遗风,有个精细的老北京朋友告诉我,东城、西城的语音有小别,他能够觉察出来。由此类推,我们可以知道,回顾过去,所谓古汉语,以容易觉察的不同为限,由时的不同而来的,乘由地的不同而来的,那数目就太大了。举实例说,明朝唐寅和清朝沈复都是苏州人,可是语音必有别,因为不同时;孟浩然(湖北人)和王维(山西人)是同时人,可是语音必有别,因为不同地。这复杂的情况会推导出一个结论,是:我们信而好古,想详细知道古人语音的情况就太难了。这难似乎可以躲开,因为:一,我们交流思想感情,用的是现代汉语,要求用普通话的语音;二,看旧文献,汉字因形见义,可以躲过语音。这就一般情况说不错,比如读《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不知道这位古宋国、今河南的人的语音(如果也念)是什么样子,但知道意思是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也就够了。问题来自旧文献里有一部分韵文;扣紧本题说,我们读诗词,因形见义,不管语音,有时候就会碰到坎坷。看下面的例:
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读平声)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读zhuàn)·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李商隐《筹笔驿》)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传李白《忆秦峨》)前一首是诗,押平声六鱼韵,用今(普通话)音读,押韵字书、胥、车、如、余,韵母是ū、ǖ、ē、ú、ú,成为不押韵;又“令”旧也读平声líng,今读去声,不合格律。后一首是词,基本押入声九屑韵(只有“月”是六月韵,月和屑都属词韵第十八部,通用),用今音读,别、节、绝成为平声,不合格律。格律是音乐美的基础,不合格律的结果是丢掉音乐美,不好听。这样的坎坷要怎样对付?显然,从今,损失不小,至少爱美的人必不肯;那就只好从旧。从旧,就不能不先了解旧的情况,即诗词的语音情况。
“诗词的语音情况”,与“诗词写作时、尤其写作者的语音情况”是两回事。简略地说,后者是系在口头上的,必致千差万别;前者是书面上的,可以百川归海,化零散为概括。事实上,诗词的大量作者,以及研究诗词语音情况的音韵学家,都在那里看概括,从概括,而不管口头的千差万别。这就给我们现时的读者,以及想学作的人,带来大方便,因为实际语音的千头万绪已经变为书面语音的少头少绪。具体说是,由时、地而来的无限之多已经减少为设定的中古音的一个系统。称为设定,设是假设,譬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群山万壑赴荆门”一首用十三元韵,韵字是门、村、昏、魂、论(读平声),王士禛《秋柳四首》,“秋来何处最消魂”一首也用十三元韵,韵字是魂、门、痕、村、论,一盛唐,一清初,语音像是无别,这是假设的。定是规定,由唐朝起以诗赋取士,官家总是热心于上发令而下服从,于是诗赋如何押韵也就有了规定,如唐有《唐韵》,宋有《礼部韵略》之类,实际语音万变,在官定的韵书上成为一统,这一统是规定的。其结果,假设加规定,就使作诗词和读诗词的语音方面的麻烦化难为易,即容许以不变应万变。具体说,我们只要能够了解中古音的情况,就可以化坎坷为平坦大道。以下谈中古音的情况。
谈之前,还应该说说为什么可以不管中古以前和中古以后。中古以前是上古音,中古以后是近古音,加中古音是三种,为什么分得这样整齐,这样简单?原因是,具体的语音总是刹那生、刹那灭,我们能够抓住的只是书面上的汉字。由汉字“直接”推求“具体”音,比如《论语》“有朋自远方来”,我们想照孔老夫子那样说一遍,必做不到。不得已,只好退一步,由押韵的韵字下手,“间接”推求“概括”的语音情况,或说语音系统的情况。于是找合用的文献,中古以前找到《诗经》,中古以后找到《中原音韵》。在语音方面,两书各自成一系统,于是我们称《诗经》的语音系统为上古音,《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为近古音。读诗词,为什么可以不管这前后两端呢?
可以不管上古音的理由不只一项。一是情况如何,我们还不很清楚。以音的声、韵、调三部分而论,容易知道的,也是所知较多的,是韵,可是关于韵部,各家的看法不一致。大致是越分越细,如顾炎武分为10部,江永增为13部,孔广森增为18部,王念孙增为21部,到王力先生就增为29部或30部。这样,如果要求知而后行,即弄清楚语音系统之后再读,就一般不钻研音韵学的人说,就只好不读。理由之二是,读,不了解语音情况也无大妨碍。例如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依照钱大昕“古无轻唇音”的说法,“方”应该读重唇,可是我们一贯照今音读,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合适。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