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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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儒家的思维路径不同，公共自由派与陈明新儒家共享同一个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他们并不愿纠缠于中国历史从王朝政治向民族国家演变中的诸多义理难题，关心的是在当今大陆与台海分治的现实情况下的“施琅问题”。在他们看来，陈明在新儒家话语下的为施琅翻案具有很恶劣的影响，不仅是愚蠢的，更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存在的首要基础便是其统治的合法性（Iegitimacy）；而陈明新儒家悬设了这个政治合法性或政治正义性问题，以所谓国家版图、民族利益、历史传承、未来图景等托词来为武力解决台海问题做辩护，这首先是丧失了基本的现代政治原则。应该指出，这些诘难确实是击中了陈明新儒家的要害，对此，我是认同的。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只要新儒家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义理（而不是王朝政治的义理），共享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这个首要的政治价值问题就遮蔽不了，就必须做出明确的抉择。
　　当然，陈明或许感到有些冤枉，他可能会说他从来就不反对宪政民主，他的施剧策划只是三年前的事情，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而且，他在其他文章中也还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的另外观点，但这些就施琅事件本身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观点是片面的，遭致误解的责任在他。当然，陈明也还可以进一步反驳，他会如此质疑公共自由派：在解决了政治正当性之后，就可以美好地解决历史遗留的分裂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土地、民族、政权等民族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了吗？应该承认，陈明的反驳是成立的，他在一系列的回应对话中反复陈述的是有关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统一的对策性手段以及有效性和合法性乃至正当性问题。例如，他的有关国家版图、土地优先、长远图景、软硬两手、国家利益以及三种历史政治形态的排序可供选择等论述，都与此有关。
　　应该说陈明还是深入地思考过并且提出了‘些重要观点，但总的来看，它们并不系统，还没有上升到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而且在遮蔽了现代民族国家等根本性问题之后，他的理论缺陷就更突出了。也就是说，陈明对于现代政制的根本问题上没有搞清楚，其维护民族国家的手段与目的之考量，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有关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性辩护不但贫乏无力，甚至让人反感。
　　
　　三、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
　　
　　我前面曾经说过，中国现时代处于一个转型的特殊政治时期，在其中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都难免涉及古今中西之争，粗浅地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一个理论吊诡属于古今之争，第二个吊诡属于中西之争。在古今问题上，传统儒家虽然自成一统，但自持固守显然已昧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潮流，不求变革，别无出路。陈明新儒家顺时应变，寻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这是令人欣慰的努力。但是，问题在于新儒家的现代转型并不一定非要颠覆一切传统的叙事，有关施琅的争议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如果说这个古今之争有内容和意义的话，那只是在鸦片战争以降的人事纠葛中才显示出富有张力的蕴涵，而且，我主张渐进的改良，激进主义为中国现代社会带来的灾难无复多言。所以，化解古今之争的有效方法是改良主义，对此，陈明新儒家想必并无疑义，只是陈明导演的“理论施琅”并没有开出这样一个路径。
　　其实，更大的困难是所谓中西之争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有关国家正义的争论，从根本性上并不能说是中西之争，虽然从形式上看，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方社会，现代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经济等肇始于西方，但西方先行出现的东西并不等于就垄断性地属于西方所有，这个问题的双方并不意味着一个是中国的特殊性，另一个是西方的普遍性（或同样是特殊性），仿佛中西两方势不两立。在这个问题上，陈明新儒家敢于冲出传统主义之藩篱，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政治平台，虽然理论尚不成熟，但面对现实的真问题，提出自己的或许是不完备乃至错误的方案，其勇气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作为公共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秋风，他的观点和责备却是在逃避真正的现实问题，不负责任地用传统主义和后民族国家两个大棒夹击陈明，而把民族国家的“政治”问题（当然也包括民族国家间关系问题）遮蔽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派幼稚病。
　　对于公共自由派对陈明的指责若合符节，我表示赞同。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对于公共自由派的观点我是有保留的，他们固然在批评陈明时指出了现代政制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并且确实击中了陈明的软肋。然而，他们也并不比陈明新儒家的思想高明到哪里，他们在批评陈明片面性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在指出陈明的理论矛盾的同时自己也同样陷入了另一个困境。说到底就是，回避乃至排斥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
　　秋风为了驳斥陈明，不惜放弃其基本立场，甚至还用后国家理论对付陈明。现在我要问的是：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是西方的吗？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这个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头等伟业，这是西方的事业吗？显然，按照公共自由派的哲学原理，尤其是按照他们服膺的所谓启蒙思想，自由政制是不分中国与西方之差别的，他们的人权理论、法治思想和民主政治——这些他们奉为圭臬的教条，从来就不容中西之别的特殊论之隔阂，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打破民族、时代之界限，建立一个自由美丽的新世界。为什么在陈明新儒家欲挣脱传统束缚之努力时，他们非但不欢迎反而设置中西之对垒而加以拒斥呢？公共自由派对于陈明的批判，与其说是后者没有为通过武力统一国家行为给出正当性证明，不如说是后者承认了民族国家这个存在本身。在他们看来，国家这个法权主体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国家只是一个外部视角下的虚假拟制，中国的问题只有一个内部视角，那就是去国家（主义），因此，陈明新儒家诉诸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变革是没有出路的。
　　对于秋风的普通法思路，我在理论上是支持的，但是，我认为他的理论是不现实的，是片面的，充分表现出了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因为，他们既没有全面而真实的理解英美的自由主义政治，也没有全面而真实地理解中国近一百五十年现代社会转型的本质。我在多篇文章中一再指出，英美自由主义从来就不单纯是一种去国家的理论，人家从来都是讲国家讲政治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与自由政制从来就是不分离的，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没有国家的自由主义在世界从来就没有真实地存在过。试问：在当今世界，哪里有这样一个只有宪政而没有国家的地方？
　　应该指出，陈明新儒家尽管存在着两个理论上的矛盾，尤其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正当性问题重视不够，但他们的路径是现实正确的，符合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时代潮流。基于这个立场，我们看到，陈明对于徐友渔的抱怨也是有道理的。徐友渔对于陈明缺乏政治正当性的指责是成立的，但是，在目前台海面临危机这个攸关民族国家的困境问题上，他除了道义上的指责，并没有拿出什么建设性的方案。相比之下，在我看来，萧瀚的宪法爱国主义是当前自由派言辞中最有建设性的主张，尽管单纯地立足于宪政民主这个路径有些单一，但他有把国家与宪政结合在一起来化解台海危机的倾向，而这个维度是可以开辟出有关自由民族国家之诸多积极性问题阈的。此外，李泽厚的所谓吃饭哲学加科技强国似乎也属于现代性的一种理论，但由于他的康德道德主义之新仍然没有逃脱旧思想之窠臼，所以，对于施琅问题，他的发言是无力的，他的新历史唯物主义之药根本无法疗治中国现代性转型所生产的自由、宪政国家的统一之痛。
　　
　　四、我的几点想法
　　
　　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融入的世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尽管目前世界不时有去国家化的呼声，但今日的世界依然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这个世界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演变至今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阶段，西方各主要国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相继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而且实现了自由民主宪政的政体制度。对中国来说，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从鸦片战争开始，在此之前，属于王朝政治。真切地说来，我们这个新的政治形态的进程屡受挫折，尚不能说已经构建出一个优良的民族国家的制度形态。
　　虽然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多少有些机械，但我仍然认为它揭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与西方列强（民族国家）的碰撞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我们的国家建设的。与欧美国家乃至日本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具有我们的独特性，在我看来，它构成了所谓“中国问题’’的实质。首先，从政治来看，我们一百五十年来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西方十七…十九世纪各民族国家曾经面临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所必须应对的国际秩序却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秩序，这就使我们的任务面临着两难困境。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国家，这是西方各现代国家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另一方面，西方现代的政治状况却逐渐出现了去国家化的趋势，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的弊端以及国际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弊端日渐显示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建设遭遇后现代政治的阻击，面临挑战。
　　其次，我们又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我们建设国家的任务必须解决好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说，中国的政治传统又可以分为新老两个传统，老传统属于王朝政治的传统，它看上去虽然断绝了多年，但历史的余绪不绝如缕，香火没断。新传统又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共两党的政治传统，都以不同于王朝政治的现代政治形式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积极性的作用，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底色。特别是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国家建设，并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旗帜，这些都属于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范畴。
　　主权国家这种组织形态并不是古来就有的，它是政治民族主义的产物，在西方它是在古典城邦制和封建制之后逐渐形成的，而在中国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催生的。政治民族是国家的载体，但是，单纯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优良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已经为世界历史所证实。有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诉求，或单方面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最高目的的政治实践，在历史上曾经导致了无数的灾难，特别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都有惨痛的教训。所以，民族国家的建设还需要吸收另外一种更为普遍的制度设施，那就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与宪政。一提到英美经验，人们往往就想到自由主义，想到自由经济、个人权利、法治主义和有限政府。这些都没有说错，它们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英美国家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方面向世人显示的东西。但是，我在这里所要强调指出的却是另外一个方面，即自由主义政治的另外一个面相，它们隐蔽起来的国家主题，而这个国家主题在我看来，对于当前我们建设自己的优良的政治制度或宪政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上述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的大格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优良的宪政国家，从来都有两张皮，一个是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以及其中的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另一个是职能强大的政治国家，对外捍卫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甚至走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作为一种诉求政治成熟的自由政治理论，我认为，中国现时代国家哲学的实质在于：就国际政治来说，我们通过构建现代国家能够以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对抗世界霸权的遏制与挑战，但我们就国家目标来说，却是诉求世界和平，是一种现实的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国内政治来说，我们通过建立自由政体而得以确保公民的自由、安全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侵犯，并为此诉求国家凝聚力与国家权威，是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的国内政治理论。而且，作为国家哲学，上述有关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理论又不是割裂的，更不是矛盾的，它们融会于现时代的自由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