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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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带来的变革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文明时代，它的利弊至今都在影响着整个地球上的人类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展望生物学所可能面临的变革和带来的变化，人类将感到的与其说是欢欣鼓舞，不如说是深深的忧虑和恐惧。“生物学正在取代物理学曾经占有的万流归宗的地位。一切迹象说明，这个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生物学将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类的身体，同时它的深层的哲学观也将极大的改变我们的思想方法。”——生物学将怎样改变世界和人类的身体，实在将是叫人忧喜参半的事；至于它改变人类的“思想方法”，大概是因为它不像上个世纪初的物理学发现那样，既给了人类自以为洞悉了世界奥秘的自信，又给了人类彻底把世界肢解的“科学方法”之故吧。物理学的方法有其片面性，尤其是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在迅速将那些震撼心灵的发现变成巨大的技术力量为人类所用之后，留下的只是那种把世界看成由无生命的“基本粒子”所组成，可以由人类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控制和利用它们的错误观念，和立足于这种观念之上的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现代文明。而生物学，从有机体——既独立又依存于整体，既争取自身的生存、发展，又无法摆脱种群的某种“天择”和“命定”的个体——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或许将给人类以新的启示，有助于纠正人类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从思想方法到社会决策方面的自以为是。但是，即使是生物学，若想要完成思想方法的这种改变，除了思想“方法”之外，也还需要一份人类对自然、对命运的深情和敬畏。没有这个前提，人类理性一样免除不了僭妄。
（《阅读生物学札记》，郑也夫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12．00元）
你的第一本哲学入门书
■ 林 航
对哲学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就像其他各种成熟的学科一样，在哲学领域，导论性著作不胜枚举。当一个学科变得成熟时，对该学科的导论就显得非常必要。不仅哲学书有高下之分，哲学导论也有高下之分，并且对于不同层次的读者，每种导论也都有其不同的适应性。那么，进而言之，简短的哲学导论是否有可能？如果一本哲学导论十分简短，它是否能把世界上深邃复杂的哲理恰当地揭露出来？
《你的第一本哲学书》就是这样一本简短的哲学导论。该书最早于198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哲学入门读物风靡全球，已被译成二十种语言。作者托马斯·内格尔是当今著名哲学家，任纽约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土和不列颠学院院士，是当代西方哲学界里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心灵哲学领域内的领军人物之一。内格尔著有多部在当代哲学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论文集，包括《无凭借的观点》（亦译《无源之见》）《人的问题》《利他主义的可能性》等。
就像书名所表达的那样，作者是想通过《你的第一本哲学书》，让那些一般读者将之作为自己在哲学方面拥有和阅读的第一本书，这样的书理所当然是入门书。不过，本书的英文名并不就如译名那样，英文原名乃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一个非常简短的哲学导论”。中英文书名虽然不同，却各有千秋。如果仔细琢磨英文书名，会非常有趣，其中，正标题就很耐人寻味，因为内格尔说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看到它的人也许都会开始跟着作者一同思考，当身处这个世界中时，我们周围千姿百态的事物事情到底都意味着什么，具有什么含义？不难发现，这其实就是哲学最开始的困惑，也是人生在世相当基本的谜题。而副标题又在“简短的哲学导论：之前特意使用了“非常”二字，内格尔用这样的形容词并非自谦，因为不仅中译本体例短小，英文本也就仅有一百页左右的篇幅，对于人们印象中动辄数百页的宏篇哲学专著来说，《你的第一本哲学书》真可以用轻巧袖珍来形容了。
在对哲学问题的具体讨论中，内格尔的著述不像其他几乎所有哲学导论或哲学史作者所做的那样，将哲学问题以及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变成一种与数量繁多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交织在一起的文本。后者正是我们观念中理所当然的哲学导论写法，因为在哲学史上，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家，所以，即使一些篇幅不是特别长的哲学导论，对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进行介绍更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然而，《你的第一本哲学书》恰恰与常见的哲学导论著作写法相反，全书不仅看不到任何一位哲学家的名字，而且也基本看不到那些名目繁多的哲学理论与五花八门的“主义”。之所以说“基本看不到”，是因为在行文和论证的过程中，内格尔还是用到了非常有限的几个专门术语，例如唯我论、怀疑论、决定论、二元论以及物理主义等，但我们可以看出，内格尔已尽可能地将繁冗的哲学概念过滤掉了。
全书共九章，除去导言之外，九个章节的内容分别对应作者精心选择的九个不同的哲学问题。按照哲学类型的区分，它们可划归在三个分支领域里，其中包括认识论、知识论的“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词语的意义”；心灵哲学的“他人的心灵”、“身心问题”；以及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对与错”、“公正”、“死亡”和“生命的意义”。这些不同的哲学问题乃至哲学领域其实也正是内格尔本人最为倾心的部分，在多年的哲学思考中，作者一直对这些问题进行着持续的辩正。
想要找到那些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是相当困难的，而当想要找到所有人都关心的哲学问题时，难度或许只会有增无减。每本哲学书都应言之有物，此时，对所论述主题的选择就变得关键起来。关于这一点，内格尔虽然会在每章开头对各主题的联系给出一些说明，但也常常语焉不详。导言的开头，他说道：“大概14岁左右，许多人就开始独自思考哲学问题：什么东西真实存在？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某事吗？是否真的有是非对错？生命有意义吗？死亡是结束吗？”这句话之后的四个段落中，内格尔接着解释：“如果我们在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不把时间、数、知识、语言、对错等等这些观念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就无法正常地生活；但是，在哲学中，我们探究的是这些观念本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身。”
但这并没有完全回答为什么是这些问题构成了作者讨论的核心，而不是另外的一些。已经有读者指出，内格尔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显得并不那么具有意义，它们甚至有些无聊。而更加负面的质疑则是，作者在全书中并没有得出定论，他只不过比一般人想得更为深入而已。
这些质疑的声音也许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提出质疑的人很好地理解了内格尔的哲学观点和意图，也不意味着这些数量较小的质疑声音可以构成对《你的第一本哲学书》的有力批评。事实上，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内格尔似乎应该把书中九个问题的最后一个，也就是“生活的意义”放在全书开头，而不应该在一开始就讨论“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样显得较为抽象的话题。这不难理解，确实，对绝大部分成年人来说，生活的意义是他们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与“生活的意义”相比，关注对与错和公正问题的人可能就少一些，另外，只有少部分人关注自由意志问题，而关注语词的意义问题的人则更为稀少。但我们也许忘记了自己对这个世界产生困惑的根源，确实，从认知发展的角度，不管是认识论还是心理学，一个人最早能够思维和面对的就是自身与世界的问题。我们怎么认识外在的世界，外在的世界与自身的关系，自我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或许已经淡出了许多人的视野，然而它们却是每个人哲学思维的起点。
由此，我们就有可能接触到内格尔真正想要表达却没有在书中明示的关键。这就是客观性的哲学思想。遗憾的是，由于本书面对的读者一般是非专业人士，人们较难由此书而旁涉内格尔的其他哲学著作。实际上，“客观性”是内格尔本人哲学理论中最为基础与核心的部分，也是哲学分析中最重要的部分。《无凭借的观点》前言中译的标题甚至直接被姚大志先生定为“什么是客观性”。“客观性”的确切哲学含义对大众而言大概显得有些陌生，不过，它实际上也不难理解。客观性与主观性相对立，一种客观的观点超出我们自我和内在的视角，并从一个外在的、更为中立的角度来看待各种事物。人的认识、理解同时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一般来说，不管自觉还是无意识，人们总是在每个具体问题上倾向于变得更为客观，这是一个哲学上的基本规律。内格尔发现了这个规律。
客观性有那么重要吗？如果我们再度审视作者书中的九个主题，就会得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将会发现，不管是外在世界的存在、他人的心灵，抑或是道德上的对错公正，乃至死亡与生活的意义，这些看似并不紧密相关的问题却都与“客观性”有着根本的联系。在思考这些问题以及所有其他问题时，人们的思维总是在主观的观点与客观的观点之间进行博弈，更多的时候，由于高度发展的智能以及其他的原因，人们的视角会超越自我的主观，并试图从外部、他人以及范围更广的层面上看待与思考我们世界上的各种事物。
一旦了解“客观性”这一核心思想，我们也就领会了作者的根本思路。在这个时候，这本“非常简短”的哲学导论也就起到了它的全部作用：它不像其他众多哲学书那样，用大量哲学史和哲学学科的专门术语与分析方式来填充版面与读者脑中的思维空间，而是直接通过一些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激发人们自己的哲学思维。当然，内格尔无法像文学感觉丰富的人那样详细描绘感情的细腻婉转与波澜，毋宁说他的风格是冷峻明晰的。虽然每本好的哲学书都难免受到其风格、背景的局限，但它们又会构成对复杂世界的独特把握，不是吗？
（《你的第一本哲学书》，托马斯·内格尔著，宝树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2月版，15．00元）
穿越时空的夏商之旅
■ 刘义峰
夏代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商代始建于公元前十六世纪，距今也有三千多年。夏商统治时间累计，长达千年。这一时间约相当于中华文明史的五分之一，是宋元明清四朝历史长度的总和。毋庸置疑，夏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乏，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夏商的了解非常有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已经慨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之时距离不过几百年之遥，已有如此困境，更何论秦汉魏晋之人呢？直到十九世纪以前，我们古人夏商知识主要来源仍然是《尚书》《诗经》《史记》等有限的典籍。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夏商的存在还是坚信不移的。上个世纪初，以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由考辨伪书而怀疑古史。顾颉刚先是对大禹质疑，进而推出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响应者云集，人们传统的古史观念被动摇。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着戏剧性，在《古史辨》陆续出版前后，以整理出土文献为重点的罗王之学兴起。1899年，殷墟甲骨文首先被王懿荣鉴定。继而，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学者相继投入到甲骨文的收集、著录和研究中。王国维则在1917年以甲骨文和《史记》对照研究，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著名论文，对商王世系进行考订，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也于1928至1937先后年进行了十五次。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和二重证据法的科学运用，极大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使得后人得以有条件超越前人，重建古史。
新中国建立之后，古文字整理和考古发掘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与之相映，尽管出现了一些夏商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但均不太理想，全面、系统、深入的夏商史研究著作却姗姗来迟。这里既有材料收集方面的困难，也有学术训练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甲骨文合集》和《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工具书先后出版，夏代和商代考古也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宋镇豪先生的《夏商社会生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