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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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懂得自我反省的公民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适应今天的多元文化主义呢？即使有的商业和政治领袖今天还支持古典课程，只不过想用“罗马帝国的辉煌来提醒晚期资本主义的美国”，而教育市场只能维持公众认为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顾客是上帝。所以，今天的通识教育内容是关注真正问题的、包括实用知识在内的“综合知识”。
二、新实用主义下乐观的展望
古尔德虽听从了德鲁克的大学课程内容要理论联系实践的忠告，却还是认为，真要彻底走德鲁克的以市场为本的道路，最终会葬送通识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延续。他转向新实用主义寻求新通识教育改革的武器——实用人文主义。尽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上太空，使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受到了激烈地批判和冲击。然而，在有反知性主义的传统美国，人们对实用主义理论情有独钟，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二十世纪末东山再起，再现其生命力。古尔德强调只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才能在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之间搭起桥梁。实用主义教育中的实践参与不仅将自主学习与发现联系起来，也学习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这个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他认为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的补充更加明确了真理与道德是处于偶然中进步的开放的状态，那才是新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础。我们如果读过罗蒂的《实用主义的后果》（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1982年）的话，会更加明白这个古尔德似乎一笔带过的论述。罗蒂在《实用主义的后果》文集里提出的三个命题都能成为重新寻找新通识教育，对新概念下定义的最好的哲学基础。即：1、反本质论。任何事物都可以重新描述，可以使它更好或更坏；2、反传统的知识论。反对在使用目的和个人兴趣外寻找真理和追求知识的绝对方法。任何道德与科学都是相对的，真理和道德都不是超验的，要用实践智慧（phronesis）替代理论；3、赞成历史主义的观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偶然性。真理是创造出来的，不是被发现的。古尔德的结论逻辑推理简单地归结起来是这样的：这种新通识教育本身强调个体自由成长和对群体民主主义的追求，与美国国家追求的民主主义社会目标一致，所以一定能在探索之中不断实践。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使学生投入教育产业，在创造民主价值的过程中，如何获得这些民主价值。”我与好几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专业（这个专业设立也很奇怪）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围绕该书展开讨论的时候，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古尔德在最后两章中叙述的关于新实用主义的旨意。几位教育学科专业人士，竟然对大名鼎鼎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及其著述一无所知。虽然近几年也有不少国内学者介绍罗蒂的著述，他本人还访问过中国。
三、美国高等教育公司化的经验
如果把1918年出版的凡伯伦《美国的高级学术》一书里详尽地描绘、嘲笑的形形色色被他称之为“堕落”的大学经营中的商业现象和《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前几章叙述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危机的现状相比，中国读者会发现经历了八十多年（期间还包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两次高等教育大众化、民主化高潮）的美国高等教育，其产业化、公司化带来的弊端并没有快速地恶化，至少要比我们想象的要轻得多、慢得多。不管怎么说，美国高等教育今天依然是世界第一。若真要仔细分析原因，这个题目大得可以著书立说了。粗粗想来，从教育对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功能来看，我们就至少可以知道以下两点：一、所谓产业化、公司化、商品化、市场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竞争的基础上的。如果是存在真正的竞争的话，哪怕有点小花招、打点法制上的擦边球，甚至个别舞弊现象，也都是有限的。终究还由顾客从个人收益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筛选和淘汰，而“教育公司”的种种经营手法无非是要吸引顾客，以至为了吸引好的学生与
教师来校，“商业原则”也不得不对教学和学术做出些让步。而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不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其弊端也就立竿见影。二、美国的大学商业竞争中尽管存在牺牲通识教育、人文教育，有重收益、轻学术，厚实用、薄理论等等倾向，但是，正如德鲁克指出的，最需要分享知识价值而对知识信任的是西方国家的公司（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知识，都是建立在西方实力的基础上，包括科学、工具、技术、生产力、经济学和金融银行等等。如果没有对西方理念和整个西方传统的理解与接受，这一切就不能发挥作用。”文科的作用就是要促进学生接受这种理念和传统，各种实用学科背后依然必须有坚强的基础理论学科来支撑。基础理论学科制约着大学不能完全抛弃对真理的追求，保持象牙塔的一小块领地。因此，古尔德在书的最后画龙点睛地指出，大学使命的表述其实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口号。美国众多的大学，“很少打算把他们的使命明确定为坚决反对商业价值、财富积累和社会压迫”，但是，他们也不会公开否定大学负有对科学、学术、真理和民主主义的追求，这些永远也难以彻底抛弃的理念。八十年前凡伯伦在《美国的高级学术》也曾经描述、分析过这样一幅实用主义使得美国大学里呈现出商业与学术两者折衷、模糊的风景：
如果论及社会科学领域学院领导阶层的声誉，可以这么说，领导及其追随者们无不严于律己，无不以令人钦佩的精神致力于学术探究活动，从而使该活动遵循正确、有利的原则，按照事情正常标准的进程运作；也可以说，通过他们的这种探究活动所得出的结论，使人们对这些领域中什么是正确、有利的，什么是事情的正常标准进程等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样，在人类的公共机构领域内，以这种精神运作的探究活动，当然属于处世才能之流而非科学之类。“实用性”问题占用了这些科学家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这些实用性或功利主义的考虑支配着这一探究活动的进程，塑造了这些科学领域内一般的法则体系，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物质科学领域内的实用性或功利主义的考虑。因此，忙于这些事务的科学家们，应对其学术探究活动及其教学工作的实用价值有一种警觉意识，这是他们获得官方认可的主要必备条件之一；同时，这也是这些科学家们工作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只要这些科学家们的工作完全符合竞争性商业原则，那么，在科学领域内处世才能与理论上的正确性之间的分界线就会变得特别模糊。人们也可能顺便会注意到如下情况：传统科学的影响，不论是在其方法还是在其原则方面，都表现得对于人具有十足的功利价值；总的说来，它有助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现实状况的认可，不是满腔热忱地接受，便是安全而明智地赞同，而对于“它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之类的问题，则没有多余的好奇心。上述处于当前竞争性企业管理体制下科学家的地位与效用，说明了学术政策的具体运作应当遵循不受约束的商业原则，而并非在任何实际情况中都要求做的恰如其分、不能逾越刻板的条条框框。尽管它涉及到当前客观事实的方方面面，但是，这里所说的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情形，而并非事件之间的实际关系。实际上，在这样一种高效率苛求的压力下，在很不确定和不断变更的地位基础上，学术成就方面的理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偏离了自身的立场；因此，这种事情的运作趋向就是学术理想和商业理想之间的妥协折衷。
1904年马克斯·韦伯访问了美国。韦伯考察美国的大学时，也已经看到，在传统行会式的学术管理制度和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行政体系下的德国大学，已经在大工业生产资本主义体制中失去活力，美国的商业管理主导下的大学将有无限的生机。
由此可见，古尔德的乐观的新实用主义也有其合理的缘由。
（《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古尔德著，吕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国的高级学术》，凡伯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读
郑也夫的《阅读生物学札记》是本有意思的书。与其说是在读生物学，不如说更多地是在借生物学来思考人类文化。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科学史，我们不难看到，物理学和生物学是分别对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人们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两门科学。它们的这种巨大影响当然是因为“这两个学科方法论与哲学观上的征服人心的伟大力量”。但是两者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一样。物理学及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一系列发现，由于革命导师的青睐和评价而在我们这儿获得了几乎是仅次于哲学的重要地位；而生物学——尤其是它与社会历史现象的关联，则由于上个世纪苏联人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而蒙受骂名。这种现象应该改变了。之所以需要改变，是因为生物学的现代发展越来越表现出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重要意义；另外，就是上世纪物理学的一系列伟大发现所导致的飞速的科技变革如今已产生的负作用。
这个话题可以从回顾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开始。作者提到的一本老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这部书和其中的很多情节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并不陌生。如，在慕尼黑的咖啡馆里，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家们来到这儿，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高谈阔论，当他们离去之后，酒馆的侍者从来不去擦掉他们写在大理石桌上的潦草的数学公式，以便第二天他们来到之后继续他们前一天的讨论。读到这些，真让人不禁为这些年轻人的思考、激情和创造的灵感而激动不已。但是，当酒馆餐桌或者课堂黑板上的物理公式变成了核电站控制仪器闪烁的灯光时，当粒子加速器的试验最后变成了戈壁试验场和广岛上空的蘑菇云时，曾经感召过那些年轻的物理学家们的那些激动人的心智和冥想的诗意，究竟还能剩下几分？
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所形成的那种把世界看成由无意识、无生命的“基本粒子”所组成，可以由人类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利用它们，为人类产生所需要的巨大能量，并对人类所有的要求服服帖帖的执行的看法，在过去的这一个世纪里，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等各个领域里，极大地鼓舞了认为人类的智力和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自然、征服一切的想法。现在，人类和地球都在承受它的后果。而在寻找出路的种种思考中，生物学给我们提供着越来越多的启示。
生物学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它所揭示的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生物学基础。从这个方面来看，首先须要我们把过去年代所形成的“生物学和人类社会没有共同之处”的先人之见抛开。实际上，在各自学科的研究中走在前沿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达成这样的共识：“有机体和人类社会不仅类似，简直就是同一种现象。”我倾向于认同这一观点，而对郑也夫这本书的阅读给了我这一方面更充足的理由：我们确实可以把生物学和社会学做一些比较，看看在“生物系统和人类系统”之间究竟有哪些异同之处，以寻找思考的参照和启迪。
比如自然选择。这一理论“是达尔文主义的核心”，也“是达尔文全部思想理论的基础”。达尔文自己这么说：“保留有利的变异，淘汰有害的变异，我称之为自然选择。”可以说，他用这个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机制”。其实，又岂止自然和生物进化如此呢？社会文化的演进恐怕也一样。自然界在进行“自然选择”，社会也在进行“自然选择”。生物界中的“自然选择”，是自然环境中自然而然地缓慢形成的、长期的、很难再回头作反向运动的、外在的种种因素决定着并推动着主体（物种）茫然地走向万古不劫的未知的一个过程。而社会文化中的“自然选择”，是在人类这一主体自己造成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其主体似乎充满自我意识和自我决定。但它却与自然界中的“自然选择”一样，遵循一个根本原则——“有利”：有利于生存和繁衍。这个“有利”原则在已经给自己创造了文化的人类社会里的普遍推广，会给这个种群的生态环境带来什么影响呢？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主体都这样进行其有利自我生存的选择时，其后果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