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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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一种清望之感；较之山林方外之士，则更以《庄子》所谓魏阙和江海为象征，构成两个对立的想象空间。而由此产生的诗歌也被标签为两种诗体，那就是周镐《鹿峰先生诗序》所说的：“诗之体有二，曰馆阁体，曰山林体。馆阁体防于《雅》《颂》，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为周公、召公、尹吉甫之徒；山林体则防于《风》，吟啸乎禽鱼而流连乎月露，聊以适己意焉，劳人思妇、衡门考桨之流所为作也。故居山林而慕馆阁为俗为谄，处馆阁而效山林为伪为矫。”（《犊山类稿》）由于馆（台）阁体总让人联想到封闭的作家圈子和内容贫乏、形式单调的酬唱，文学史上的台阁作家像大历才子、西昆体、明初三杨之类，都不曾博得好评，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研究兴趣。然而作为文学史的重要现象，台阁文学是没有理由被忽视的，清初的台阁文学更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因为明代以来的官僚制度，使科举成为出仕的惟一途径，而科举成功的杰出文人又主要成为台阁官僚，这使得台阁成为文学家的集散地，台阁官僚中出现的重要作家要远富于山人逸民。虽然明清之交的遗民文学一直是文学史重点评述的对象，但回到当时的文学语境，台阁作家仍应该说更多地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更何况置身于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纠缠于夷夏、满汉、新旧、朝野等多重文化、民族、政治的冲突中，台阁作家的立场和心态之复杂多样，情感体验之深刻莫测，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大勇的博士论文以这么一个重要而夙为学界忽视的群体为研究课题，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台阁作家都是前朝旧僚和本朝新贵，其中“贰臣”的历史定论长久以来左右着今人的意识和评价，以致遮蔽了当时士大夫真正的价值自居之所在，以前我在《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选择》（《学术的年轮》）一文中曾专门辨析这个问题。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本书人文化的社会一历史批评的两个要点，更进一步明确：（1）它是指向对活动主体“人”的终极关怀，更加珍视人的生命、尊严，尊重人生价值的多元选择，因此“宽容”成为首要主题；（2）在具体操作中，优先引入人文本位的价值标准，淡化政治、道德评价标准的话语霸权，同时也不排斥其合理元素，以谋求总体观照的中正与平衡。这向上一路的见识，使作者更深刻地认识和阐述了台阁诗人的切身处境与文学活动，他努力发抉和彰显的当时台阁诗人那种特有的疏离于权力中心的冷寂心态，让我们看到一个与一般对台阁诗人的想象和理解不一样的诗人群像。
　　我至今以为，清初的遗民不宜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来看待，因为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太复杂，人也太复杂，形形色色的人物难以大而化之地归类，只能一个一个地区别对待。大勇用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台阁诗人群体也是复杂的，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具体个案的具体分析取代以往笼而统之的狭隘判断，将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从“燕台七子”、“金台十子”等历史名称中离析出来，将历史上的抽象名词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唐宋以前的文学史研究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稀少的史料只能勾画出粗线条的史迹。明清文学的丰富史料却像是满地露出矿苗的富矿，向学者释放着探索的诱惑。清代文学是异常丰富的，又是十分复杂的，清代文学的复杂性首先在于资料的繁富，资料的繁富带来难以穷尽的可能性。
　　仅就诗歌而言，大勇在“绪言”中曾按人均10卷400首计算，推量清诗的总量应在400万首以上，为《全唐诗》的80倍。这应该说是个很保守的估算，根据新校定的唐诗数量是约100倍。还有一种更直观的计算法，即现知清代别集有4万余种，将《全唐诗》的每一首诗扩充为一部诗集（其中乾隆皇帝的诗集甚至比《全唐诗》的篇幅一倍还多），那就是清诗的总量！浩瀚的文献为细致梳理文学现象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处理资料的规模和难度。大勇这部著作在读书上是下了功夫的，且不说涉猎文献之富，它所揭示的现象和问题也很多。我做清初诗学研究，写到顺康雍三朝诗学的演进时，曾据薛所蕴别集中的材料，提到刘正宗、薛所蕴在顺治间京城诗坛产生的影响，以为前人没注意到。及读大勇的书稿，才知道他已有专门论述，并引彭志古《桴庵诗》，说明刘、薛与王铎在当时有“三大家”之目，不禁自愧孤陋。
　　如此丰厚的清代文学史料，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穷尽的，只有凭藉学界群体共同努力，而且需要相应的学术规划和组织实施，不断开拓新的视阈，尽量避免重复劳动。在目前，多做一些范围适当的专题研究，不失为扎实推进清代文学研究的有效策略。事实上，近几年完成的一批博士论文，如曹虹《阳湖文派研究》、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研究》、罗时进《清初虞山派诗歌研究》、王达敏《桐城派的建立与乾嘉学派关系研究》、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等等，都让我们对清代文学的某个领域、某个时期或某个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只要保持一定的学术投人，持续地进行发掘，用不了多久，清代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全面改观。看到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这样的课题和细致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鼓舞，欣慰之情不亚于自己写出新的论著。正是这种心情，驱使我贾连日译校《终南山的变容》的余勇，写下这篇文字。我一向觉得，请人作序和为人作序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并曾在《金陵生小言》里举前人的议论申说这一点。大勇知道我的想法，仍旧驰书征序，不外乎是以为我近年也从事清初诗学研究，有资格评价他的工作。实则清初诗坛，诗家和诗集都极为繁富，我所涉猎的只是若干于诗学有贡献的人物，本书研究的对象我并不很熟悉。况且依我看，对于读者即将阅读的著作来说，无论序言有多少评论，都好似佛头著粪，全无必要费此雌黄。因此我就不赘举本书的内容和价值了，只记下一点阅读原稿的随感，以志欣喜之情，并申祝贺之忱。
　　（《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马丁事件”的来龙去脉
■　徐庆全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马丁的真名是宋龙祥，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这篇稿子的是该报“社会之声”栏目的责任编辑徐景春。
　　马丁在文章中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概括，认为，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研究的重心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而这些在《资本论》或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该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文章还指出，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现行经济政策的附庸、传声筒和论证工具，只满足于对现行政策进行注释、阐述和论证，应该把经济科学和经济政策统一起来，经济政策必须以经济科学为基础。对于西方经济学，作者提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合理的、有价值的成分应该吸取，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公平地说，马丁的文章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深度。但是，由于文章抓住了经济理论界一些敏感的新苗头，所以在当年很有冲击力。因此，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经济理论界、新闻出版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惊动了中央高层，酿成了一个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不得不关注的事件——马丁事件。
　　
　　风波首先是由国外新闻机构引起的
　　
　　马丁文章一发表，《工人日报》社就接到日本《朝日新闻》、美联社、南通社驻北京记者的电话，打听马丁的身份及文章发表的背景。一些在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也来电话，对马文褒贬不一。
　　外文版的《北京周报》将此文稍加修改后，12月10日在其英文版和日文版上刊登。虽然是摘登，但是《北京周报》对文章做了一些编辑工作，使之比《工人日报》的更严密了些。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长达800字的电讯。电讯中说：“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议：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时事通讯社这篇报道，不少地方是记者对马丁文章的曲解和主观论断。例如，马丁的文章主张经济科学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日本记者却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并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这样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一个近五百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在12月19日纽约出版的中文报纸《中报》却发表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摘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和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日报道”。
　　《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关于马丁的文章开始“出口转内销”了。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判文章。1986年1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内刊《理论交流》，以《纽约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为题，转发了《中报》的社论。稍后，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也予以转发。
　　与此同时，《新华文摘》则从《工人日报》上全文转载了马丁的文章，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马丁”这个生疏的名字来。
　　
　　国内一些刊物以讹传讹
　　
　　新华社的《参考资料》，是一份司局级干部能看到的内部刊物，每天上下午各一本。或许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年2月21日，新华社编辑的一种级别很高的、供中央领导“内参”的《国内动态清样》（主编喻权域），以《纽约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第380期）。这样，马丁的文章就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案头。
　　1986年3月4日，新华社的《经济参考》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八十多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主办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做了摘要转载，从而使文章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不论是《红旗》内刊《理论交流》，还是新华社的两份内刊和一份公开刊物，在转载纽约《中报》的文章时，不但都没有想到要核对一下马丁文章的原文，反而添加了带有倾向性的标题或字眼。
　　比方说，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所加的标题：《纽约｛申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其实，纽约《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