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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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人工合成和生产满足人类各种活动所需功能的全部初级原材料，完全停止自有人类以来从地球上开采矿物质的历史；
　　②人类活动的一切最初驱动能量来自于，且仅来自于太阳；
　　③各种生产和经济过程所需的物质达到最小化；
　　④各类物质代谢产生的废物在数量上低于环境容量，在毒性上小于动植物阈值；
　　⑤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包括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达到人类期望值。
　　可见，实现这种最高理念的循环经济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见循环经济示意图）。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和循环经济发展阶段中可以认识到：
　　
　　①不能将循环经济机械地孤立起来认识，应依照经济发展史的脉络进行纵句的系统研究，从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进行横向的深入探讨。
　　②采取工业方式解决工业污染物的“工业循环经济”与充分利用自然力的
　　自然循环经济”，都是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是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废弃物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工业循环经济”与“自然循环经济”在现代循环经济中是两个不同的侧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③农业和工业各自的发展进程，都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和谐一不和谐一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规律。农业还多循环了一次。
　　④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现代循环经济的发展是有传承的，决不仅仅是“新型的工业化”，也不是“全新的经济理论”，更不是经济形态的突变。
　　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找准与现实经济形态的结合点。
　　
　　2．我国古代循环经济的哲学思想及实践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有许多都是符合现代循环经济理念的。例如：
　　《周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这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周易》提出的世界结构模式为“三才者，天地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苟子在《天问》中写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管子·五行》篇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都是指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法则；
　　《礼记·中庸》提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现代生态学思想完全吻合；
　　阴阳学说是中国关于宇宙万物发生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系统整体的理论，其中“阴阳消长”揭示了物质循环运动的规律，符合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征，五行学说则更进一步发展了阴阳学说。
　　孤立地看，这些思想似乎是坐而论道、神秘莫测。然而，这么多先哲共同构建了一个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相一致的思想体系，至今依然闪耀着光芒，就不是巧合了。我们应该深究一下，这些思想是怎么来的？
　　中国传统农业是以集约方式经营管理的，是以一整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来保持地力经久不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据循环经济的实质，以含有“‘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来进行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属于“自然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地力常新壮”是古人对“自然循环经济”最精辟的理解和操作之一。中国古代农家肥料差不多包括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是古代人利用可再生资源实行循环农业生产的创举，如：清《知本提纲》提出“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阴湿地用火粪，沙土用草粪和泥粪，黄壤用渣粪，水田用皮毛、蹄角、骨蛤，高燥地用猪粪”，等等。在人畜粪便直接利用的基础上，在自然循环经济的驱动下，如今又发明了沼气技术，形成了我国南方“猪—沼—果”的生态农业模式。
　　孟子认为“斧斤以时人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贾思勰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先进农业观点和“周而复始，永世无穷”的森林经营径级择伐法和轮伐法，等等。
　　我国古代形成的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的农林牧渔复合经营模式种类颇多，珠三角地区在唐代就形成了生态农业的“桑基鱼塘”模式；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桑—鱼—畜”相结合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国中原地区最近几年形成的粮、棉、林、草、药、禽、菌为一体的产业复合经营模式，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充满生机的现代循环经济类型。
　　诸多经典论述说明，古人通过生产实践早已意识到掠夺式原始农业的弊端，对早先的“自然循环经济”已有明确的认识和广泛的实践，只是没有使用“循环经济”这个词语罢了。
　　
　　3．关于“自然循环经济”的位置
　　针对大工业造成的资源与环境双重危机问题，西方出现了模拟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机制提出的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然而，西方循环经济理论来源于自然循环的生态模式，却回避了“自然循环经济”的存在。例如，农业中有没有循环经济？如果没有，那么产业化后的农业能不能搞循环经济？“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循环经济？此外，城市垃圾的处理是否属于循环经济范畴？如果属于循环经济范畴，那么现代人畜粪便的处理与古代有何
本质的差别？等等。
　　生态农业是对传统“自然循环经济”的发展，但搞农业的人往往不大敢这样提。原因在于理论界有一种声音：“中国古代也有循环经济”的说法，“是有考古癖的人常犯的毛病，能把什么先进东西都找出一个祖宗来”，“古代简单的资源循环利用仅仅是从节约出发，而且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它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几乎为零。”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明之深刻内涵，不能用“仅仅是从节约出发”便一言以蔽之。广西贵港、鲁北化工等我国典型的循环经济企业对资源“吃干榨尽”的操作方法，与中国的饮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真理往往是朴素的，这种可贵的“节约”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恰恰是发展“节约型社会”的基础，恰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和目标之所在！
　　中国普遍的、集约经营的小农经济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并且，不晚于宋代，人们已经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大系统之中。正是在“自然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它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和环境的影响”才“几乎为零”，现代人类才享受到了前人文明的成果。
　　案例一：利用“自然循环经济”，将“被动型循环经济”转化为“主动型循环经济”
　　以草类纤维为原料的碱法制浆的污染防治是世界性的难题，是我国水污染治理的重点。宁夏美利纸业在污水处理的工艺上已采用了循环经济的方式，实现了制浆造纸生产过程中清水的六级重复使用，但从总体上看，美利纸业搞循环经济是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段水污染治理模块拖了经济效益的后腿。
　　现行方案是将达标外排水和生化污泥深加工生产复合肥，分别用于沙漠中的林地，在物质循环上该系统已很完美，问题在于该项环保工程的投资额和运行成本分别达到7000余万元和1500万元，一运行就亏损，不符合“主动型循环经济”的要求。
　　纸厂污水中的木质素和半纤维素属于天经地义地应“秸秆还田”的成分。按照现行环保要求，却必须经物化、生化处理后才能排放。与此同时，企业所在的中卫市采用活性污泥法处理城市污水中的超标氨氮含量，需投资9800万元，年运行成本达1000万元，是典型的“末端治理”。
　　利用土地处理系统处理污水是一种高效、低耗、经济的污水处理方法，属于“循环经济的自然模式”。经过碱回收后的纸厂污水与城市污水混配后的成分更加接近农用肥料，对于沙漠土壤来说是恰到好处，等效于“不留外人田”的“肥水”，显然没有必要花很大的投资和运行成本将其分离后再分别输送到沙漠中去。
　　美国50个州中有45个采用污水回用农业的工程，印度每年用于农田灌溉的污水占城市污水总量的50％以上。只要不“一刀切”地执行常规的排放标准，纸厂和城镇的两个污水处理系统均可按此方案简化，管理环节可以减少，投资可大大节约，“被动型循环经济”就转化成为了“主动型循环经济”。但是，现行的环保政策依然是我行我素。如果将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理念，就会优化有关的部门政策。
　　
　　（二）循环经济的经济属性
　　在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下，废弃物的排放具有显著的外部性，靠纯粹的市场经济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人们就将目光转向政府，试图以通过收取污染排放费的方式，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资源，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利益分配。这样，可以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改变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
　　由于有了这个通道，从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出来的西方理论反而对循环经济的“经济性”讳莫如深。很多学者根据西方的循环经济学理论认为，循环利用物质是循环经济的唯一属性，并将循环经济运行的特征定义为“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Reduce、Reuse、Recycle）原则，首要因素是“减量化”。深人分析3R原则间的关系后不难发现，“减量化”是对“再利用”和“再循环”能力不足的被动对策（这里指循环经济2R原则的原本概念）。
　　只强调物质上的循环而不管财务状况优劣的循环经济，多数不能形成资本循环，企业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地实施，所以西方还将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循环经济称为“废品经济”、“垃圾经济”和“静脉经济”。对于“只循环，不经济”的模式，需要大量的外部条件配合才能得以实施，属于“被动型循环经济”范畴，就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实施这种类型的循环经济。
　　按照西方的理论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然会受到原有体制和市场主体自利性的强烈反抗。有学者归纳，循环经济“既挑战现代经济学的思维和理念，也挑战既有的市场规律和现代产权理论，还挑战现行末端治理方式的环境政策”。还有人分析，阻碍现代循环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实现循环经济不是对旧范式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补充和调整，还需要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刻变革，循环经济不但要求人们建立‘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经济新思维，而且要求在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领域倡导新的经济规范和行为准则”。按照这种方式来发展循环经济，其难度大大超过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那么，是否有更易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呢？
　　通过对我国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互动发展过程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将企业作为惩治对象，将环保部门作为“罚款机器”，既无法解决企业治污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以提高电价、水价将负担转嫁到用户身上的方式解决污染治理成本过高等问题；
　　第二，“被动型循环经济”与“末端治理”一样，均难解决“环保投资不足和资金效率低下”的环境治理“瓶颈”；
　　第三，目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主要靠政府推进，缺乏市场有效驱动和企业自觉参与，因而步履维艰；
　　第四，从现实的市场经济背景上看，循环经济既然属于“经济”范畴，就有经济属性，就要考核经济效益。于是，“资本循环”不可避免地成为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五，循环经济与“不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能一厢情愿地默认为“一循环，就经济”；
　　第六，从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上看，循环利用物质，实现由“污染”向“资源”的飞跃，同时提升经济效益，才能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