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栅栏的爱情 青春伦理小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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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经暗了下来，张卓群没有任何方向地在街上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荡来荡去。
最先见到那个男人，就是在那个雨天，我和张卓群在高架上分道扬镳之后，浑身立刻火烧火燎起来。我觉得血管里的血液一定是沸腾了，路过中心医院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往里面探了一眼——一个女人狠狠地搧了那个男人一个巴掌，众目睽睽之下，她起手，飞快而有力地搧了他一巴掌，隔着一条马路以及旋转的玻璃门，我似乎听到了响亮的耳光声。一辆公交车疯了一样从我的眼前飞过去之后，那个打人的女人走了出来，就站在马路对面，似乎看了我一眼，也或者左右张望了一番，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我忽然反应过来，其实我停下来并非因为我的身体发烧，而是消失在马路对面的女人，眉眼看上去竟有几分熟稔。我在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过滤自己经历过的女人，幻灯片一样，一个一个晃过去之后，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苏？我不信任地摇摇头。
我横穿马路，第一次看清了那个男人的面孔。他在大厅一侧的绿色塑料椅上坐了下来。眼神僵滞。我走过去，俯身问他：“我发烧了，我想我需要打针。”
他推了推眼镜，抬头看了我一眼，我注意到他的手，异常突兀地苍白，五指修长，女人般光滑妩媚。他看上去有几分书卷气，至少是儒雅的。我的大脑在三十八度的高烧状态下飞速旋转。我在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到底又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十分友好且耐心地抬起胳膊，指指大厅的里侧，告诉我先挂内科号，然后开药，再到一楼左侧走廊倒数第二个房间的处置室就可以了。我说谢谢。之后安静地走开，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他一眼，因为我忽然之间又觉得这张男人的脸孔似曾相识，恰巧他正望着我。我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了一下，转身匆促般走开。
点滴的时候，我听见护士们议论纷纷。大抵上是一段婚外恋的事情。她们先是窃窃私语。后来声音逐渐变大，成为一种聒噪，一个女人大张旗鼓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她说，总之，一句话，人真是不可貌相，平时老实巴交彬彬有礼的，谁能想到，你们谁能想得到？像张建国这样的男人也会搞破鞋，要说这男人就是没有好东西，是酒精，是石头，见了女人就骨头酥，就走不动道！另外一个女人声音洪亮地补充道：男人就是用鸡巴思考问题的动物。原始！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笑了起来，幸灾乐祸。我无力地挥动着没有扎针的左手，企图拨开这些尖锐刺耳的笑声。一个护士看见了我，她问我：“喂，你在那干什么呢？”
我说：“我在游泳！”
“游泳？”她睁大了眼睛，像看着一头恐龙或者一个疯子。
我说：“对，游泳。我快被唾沫星子淹死了！”
我努力想忘记的一些事情又从记忆的水面之下浮上来，我的左手现在按在覆盖着一层水汽的玻璃窗上，外面有汽车刺耳的刹车声，司机在骂娘，野蛮得像个法西斯。我强行扭过身体，把脑袋探到窗子上往外看。
——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仿佛一只红辣椒或者火鸡一样站在一辆黑色的轿车前方，四顾张望，脸上似乎有尚未退去的惊恐，杏目圆睁地望着从驾驶座位上跳出来的司机。
曼娜？！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被高烧烧糊涂了吗？
我飞快地揭下右手手背上的胶布，在两个护士的尖叫声中自己拔掉了针头，像如临大敌的兔子一样跳着跑出了处置室。走廊上，许多人晃来晃去。我努力地拨开他们，像鱼一样游弋于人群的缝隙之间，我注意到大厅的绿色塑料椅子上的男人不见了。他去哪里了呢？这念头电光火石一般，闪了一下，就沉到水面以下了。燃眉之急，是我要确认马路上的那个红衣女孩是不是曼娜。
可是，等我跑出去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不过是一场小小的交通纠纷而已。我扯住路边的一个女人问刚才那个红衣服的女孩哪里去了。她说她坐上了那辆差点撞上她的轿车，走了。之后，她又心有不甘地补充一句，她大约是只“鸡”！
我摇摇头，这世界是怎么了？
莫名其妙。
回到宿舍，我筋疲力尽地躺到床上去，这一天过得多少有些恍惚。深夜就像浩淼的大海，无边无际，我无可挽救地沉了下去，试图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绪。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来褐海？
我为什么要来褐海？
我是想把一些事情忘记的，所以我才选择了距离澹川最远的一所学校来实习，而没有留在澹川。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褐海是一座太过神秘的城市，我在这个城市的腹脏中荡来荡去，总会意外地发现这个城市和我，我的生活，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神秘联系，不断擦肩而过的人群都在提示着我的记忆，在我自以为忘记的时候，暗示像一盏十字路口的红灯一样准时地亮了起来。
冲了个澡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入睡了。倚靠在床头开始翻看一本小书：让——菲利普·图森的《浴室·先生·照相机》。这个小说似乎可以从任何一个部分读起，因为试图从中寻找故事以及叙事的线索毫无意义。可我仍然津津有味地读了下去。
但是我想我还是需要线索。
我沉在夜的深处，处心积虑抑或平静如水地等待着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线索。大半夜的时候，我打开了电脑，连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进了几个文学网站，胡乱地浏览了一通，除了无聊之外，依旧是颗粒无收。ＢＢＳ上，一个人在我的小说后面写了一句话，我觉得无比温暖：“北方干燥的天空下，你，一个少年，在龟裂的土地上翘首企盼雪花的温润。”
这是不是一种线索呢？我在想。
凌晨的时候，又去上ＱＱ，除了一个绿色的大青蛙在上面之外，其他的人，全部离线。我问他在哪里。他说他在网吧。之后，他向我发送了视频请求，我看到他已经布满了血红的眼睛以及苍白的脸颊，神情委顿疲倦，几乎要睡着了。他还在敲字，告诉我他的父母吵架了。
我说：“他们吵架了，你就更不该半夜溜出来。你这样，他们会担心。你应该留下来安慰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说：“我厌恶死我妈！她简直像个问题少女。”
“这是怎么说呢？”
“最毒不过妇人心。女人心狠手辣。谁说她们心地温存，善良？那是扯谎。她居然摔死了我的金鱼。”
“不过是金鱼，又不是人，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
“你不知道，她疯了！狠巴巴地将金鱼踩个稀巴烂，比杀人还恐惧，我一想到那些金鱼绝望的大眼睛，就恶心。”
“总之，那不过是金鱼而已。”
“可那是榛榛送给我的。”
我看见他眼睛里有潮湿的东西了。他浅浅地笑着，探过身体来的瞬间，无比疲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很温顺地滑了出来。也许他不自知。他擅自切断了视频连接。
我看不到他了。
我给他发消息说：“你别泡网吧了，到我这来吧。”
他说：“我不去。”还加了一个怒气冲冲的表情。
我说：“来吧，你坐出租车过来，我到门口去接你。”
他说：“我没钱打车。”
我说：“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他说：“你别管我了。我要离家出走！”
之后，他迅速下线，我的好友栏里所有人都处于离线状态了。
那天晚上，是我来褐海之后第一次登陆自己的信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了。堆积了一些垃圾邮件，很多都是出版社和杂志编辑发来的。还有一封，我不情愿说，可我又不得不说，是伊诺发来的。这封邮件是在我离开澹川前往褐海的那天晚上发出来的，信件进行了定时处理，最大限度推迟了发信时间，我的手有点抖，点开它。
那个晚上，我再也睡不着觉了！
我一度闭上眼睛，又突然睁开，眼前似乎飘过一些棉絮状的浮云，可外面是黑夜，天空一点一点亮起来，红起来。破晓，我随手又翻开那本小书，小声地读了起来：“早上，当我半夜醒来时，在我紧闭的双眼后面，我看到即将来临的白天像一个阴沉沉的大海，大海无边无际，不可挽救地凝固起来。”
榛·孤独站立
春末，褐海这座城市一片青葱，欣欣向荣。我依旧安安静静地潜伏在褐海中学的一隅。校园角落里的叫不上名字的小花，粉的，黄的，大马路上的杏花，全都绽开了，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我忽然潦倒起来，有时候，半夜起床，喝一点酒，头晕脑胀地又睡过去，醒来时，天就亮了，窗外的树上驻着麻雀，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学校里的事情杂而琐碎。
我已经有些厌倦了。厌倦这里的古板和压抑。更多时候，我愿意在下午的时候坐到艺体馆门前的台阶上看操场上的孩子们踢足球。张卓群越来越少地出现在那群男孩子中间了。有几次，他站在操场边，湿漉漉的眼神看着跃动在操场上那些生龙活虎的身影。
批改高三学生作文的时候，我批到了一个叫卢榛榛的学生的作文。我边读文章边向她的语文老师请教：“你看这个文章写得是不是很好？”
坐在我斜对面的同事皱起了眉头，问：“谁？”
我说：“卢榛榛。”
他说：“她啊——”声调拉长，有不怀好意或者是轻蔑的意味。
“她怎么了？”我迫不及待地追问。
“哦，没什么。”
我埋下头，又去读文章。题目叫做《依然站着》。办公室的窗外爬满了绿色的藤蔓，生机勃勃。这个季节的生命总是旺盛且充沛地生长。在不经意间，一切已成蔚为壮观的景象。生机盎然的夏就要降生了，我摆弄着红笔，内心草长莺飞，一片狼藉。
我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女孩。
我不觉得自己哪里好，不觉得自己的名字好听脸蛋好看，也不觉得上天非要垂青或者拯救我什么，我是一个看上去似乎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没人知道我心里那个洞，黑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可阻止地成为我生命的疼痛所在。铭心刻骨。
我很年轻，在大街上，总是有很多很多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模样清爽，朝气蓬勃，她们成群结队地出现，麻雀一样掠过街头。我和她们如此格格不入，遥远得恍若隔世。我想，我不是一个天使，我是一个幽灵，或者魔鬼。许多个夜里，我梦见一匹白色的马拉着灵幡驶过我的窗前。姐姐和以往一样，突然出现在客厅的沙发里，蜷在那儿，像一只疲惫安静的猫，我背着大大的书包，弯下身子来，叫了一声：“姐姐。”她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为什么没有按时回家。两条腿悠闲地交叉在一起，与她上半身的激动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百无聊赖。
进自己的房间，打开书包，把课本拿出来，坐在书桌前温习功课。门微微敞开着，厨房里飘出晚饭的气息。爸爸在门外晃了晃，又走开了，坐下去小声地同姐姐说话。姐姐似乎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了。窗外的天空晦涩滞重下去，空气中混杂着油腻甜腥以及夜晚来临之前微凉的枯涩味道。姐姐总是如此神出鬼没。有时候，妈妈提起她，就无奈且懊恼地摇起头，说着说着，眼睛里就有了泪花。从小到大，姐姐一直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孩子。离家出走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最长的时间是出走一年半，一年半之后，当她破衣烂衫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妈妈几乎不能辨认出她是自己领养的女儿了。就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去年ＳＡＲＳ风头最紧的时候，因为姐姐，妈妈哭了几次，她打电话给姐姐，叫姐姐回家，姐姐不肯。她说她在澹川，一切都很好。可在妈妈的印象里，那一直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城市，有战争、瘟疫和无休无止的死亡。后来姐姐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被确诊为ＳＡＲＳ疑似病例，被隔离了，不能回家。她说这些的时候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而电话这端的母亲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她那么大的年纪，为了这么大的一个女儿，折腾成如此模样，我真为此有些憎恨姐姐。
弟弟与姐姐如出一辙，一样的不听话，从小到大，让父母为他们操透了心。他理着根根竖立的毛寸，走起路来左摇右晃，把家里的东西摔得叮当作响，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怒火。他常常毫无礼貌地指责妈妈的聒噪和唠叨。很小的时候，爸爸总是舍不得打他，也有例外，他十二岁的时候躲在厕所里抽烟，被父亲抓住，皮开肉绽地打了一次。可他本性桀骜，是不可更改的性情。后来，爸爸再教训他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