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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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其自便，往往视铜厂的兴衰变化，“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显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③。他们与矿主之间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另一类矿工叫做“亲身弟兄”。他们是“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者”④。他们虽然也是以劳力谋生，但他们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出卖，而是类似于作为股份投入，并且像股东一样要承担开采风险，只有在开采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指望报酬，因此不可能去留自便，而是对于硐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也类似分享红利，是与硐主按四六比例分割矿砂，而不是领取货币工资。所以“亲身弟兄”的劳动不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在云南铜矿中，矿洞之外的杂事都是雇用“月活”⑤，井下开采也有完全使用“招募砂丁”的，如香树皮铜厂“向无亲身弟兄，均系招募砂丁”⑥。可见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云南铜矿中是主要的生产关系。
云南铜矿中有比较细致的分工。从采矿开始，矿井中有镶头负责技术指导，矿硐中又分数路开采，每路为一尖子，每尖有领班一人，负责督促矿工并协助镶头支设镶木。开采面上，一人持钎、一人持锤、随时互换，称为“双换手”⑦。矿井中排水有龙手、换手，背荒有砂丁。在铜厂中，一座矿井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只能属于同一个投资人或投资集团所有，因为如果矿井分属于不同的企业主分别经营，则很难顺利地组织生产。所以，根据云南铜矿中井下开采的这种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状况，可以认为已经具有手工工场的性质了。如果矿砂出土后的捶矿、洗矿、配矿以至冶炼的各道工序，都是在同一个企业主的指挥下进行，那么这种手工工场的规模就更大了。
与云南铜矿相比，清廷对采煤业的控制要宽松得多。
清代北方用煤比较普遍，北京更是“炊爨惟煤是赖”①。在北方的直隶、盛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采煤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在北京郊区更是兴盛。乾隆中期，北京郊区已有在采煤窑二百七十多座②。
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的煤窑，多为投资者集资，向地主承租土地进行开采，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如嘉庆元年（1796），一座叫戏台窑的煤窑，就是由投资人焦士琮等十人集资开采。合同规定，其窑分为九百四十日个“日分”，地主得一百四十日，作为地租，剩下的八百日，由集资人按股份多少③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④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⑤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⑥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⑦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① 康熙《宛平县志》卷6《艺文》，卫周祚：《罢玉泉山烧炭纪事》。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320—321 页。
分别占有若干日分。③门头沟煤矿所雇用的矿工，多系无籍流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每年七月以后，窑主“按公平时价，雇人工作”。到次年五月，估计京城内外各煤厂煤铺俱已储存足供五、六、七月所需的煤炭，煤窑就暂时停工，“以避盛暑煤毒”，矿工“即行散工”。可见这些矿工是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与窑主之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门头沟，还有少数矿工属于“关门锅伙”，即被窑主诓骗入窑、勒逼工作、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劳动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属于非法，遭到官方查禁，因此并不妨碍门头沟煤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的存在。
清代在内地的手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四川的井盐业最为显著，以下设专节论述，此处不赘。
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虽然有进一步的增长，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仍然是十分缓慢的，其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从广度来看，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手工业还没有一个个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用自己的产品与农业进行交换的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手工业中居首要地位的棉纺织业，虽然在少数地区开始出现了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的趋势，但从总体看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耕与织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已经脱离农业的手工业中，普遍还是规模狭小的铺户作坊，以手工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为主，极少雇工，分工也主要限于家庭内部，只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少数生产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部门中出现。在地区分布上，虽然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已从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但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还是寥若晨星、忽明忽暗，虽然预示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此时仍然被自然经济的漫漫长夜所笼罩，距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还相当遥远。
再从深度来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刚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若干痕迹。
在一些手工业部门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但劳动力的出卖还没有达到完全自由的程度。如在苏州丝织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机工待雇，要由行头分遣①，说明劳动力的出卖还要受到行会的干扰。在四川的富荣盐场，烧盐工的“炎帝会”规定盐工必须入会才能烧盐，非会众不得烧盐，会首时常到灶上巡视，若发现非会众烧盐，即用烟竹片痛打、赶走。③ 《清代的矿业》第412、423、440 页。
① 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劳动力的出卖甚至受到劳动者自己的行帮组织的限制。清政府对手工业工人集中的场所总是严加防范和控制。在苏州踹坊。清政府设有坊总甲长，稽查、弹压踹匠。在云南铜矿，官府派驻铜厂的长员设有枷杖等刑具，对违反厂规的矿工实行枷责或插耳箭游行示众。说明手工业工人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并且由于官府禁止手工业工人为提高劳动力价格、要求增加工资而采取罢工，这就使劳动力的买卖上劳资双方形式上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关系也遭到破坏。可见在清代的一些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中，其生产关系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还有一定的差距。
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由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极其坚固，难以分解。农民家内分工的发达和农业与手工业以及手工业内部各生产环节的牢固结合，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也使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又使这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严重障碍。此外，在自然经济结构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地方性小市场的发展，不但难以起到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反而更多地起到增强自给性、阻碍地区性分工和国内市场扩大的消极作用。
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清朝廷基本承袭了历代封建皇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清代前期，清廷采取了鼓励垦荒，对灾区实行赈恤、蠲免以及治理水患等措施，这就使清政府在加紧压榨农民的同时，又避免了小农经济的崩溃。清廷的“重农”政策实质上就是利用封建上层建筑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结果是使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得以不断地延续，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另一方面，清廷的“抑商”政策则直接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但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因此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虽然比明代有所松弛，但对工商业的总方针仍然是抑制而不是鼓励。清政府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商人有时“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再加上官吏勒索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这对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清政府对手工业产品实行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购的做法，不仅见于云南铜矿，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铜矿中、在贵州的水银矿、铅矿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封建政权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对民间手工业进行直接掠夺，窒息了这些手工业部门的生机，商人宁愿求田问舍，将资金转向土地而不愿投入产业。造成这些手工业部门生产萎缩，使资本主义萌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茁壮成长。
清廷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这种政策的推行，又更加强化了自然经济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使中国手工业难以开拓国际市场，也使资本主义萌芽缺乏外来因素的刺激。
封建行会对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限制作用也不可忽视。清代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铺户的生产规模，规定招收学徒一般只能“三年一出一进”，即学徒期为三年，每次只能招收一名，“违者议罚”。行会抑制手工业的一切竞争，对帮工的工资水平，同业内有统一规定，如嘉庆年间长沙制香业议定，帮工每月工资为一串八百文，每日酒烟钱十文。手工业原料的采购也要受到行会的制约，如道光年间长沙明瓦业规定，原料必须“公分派买，毋得隐瞒独买，如有隐瞒独买者，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货仍归公派买”。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样也有严格规定，同业之内的手工业产品必须按统一价格出售，不得“私行减价”，违者受罚。行会特别排斥新来的竞争者。新来者要开铺户，要花费重资才能入行会，按长沙戥秤业规定，新开店者要交入会银二十两，演戏一台，并备酒席请同行，然后才能开张。新开铺户的地点也有限制，戥秤业的新开店者，要隔同行十家之外，方许开设。京刀业的新开店者，必须“上隔七家，下隔八家”。清代的行会往往还与同乡组织纠缠在一起，如“京师瓦木工，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尽管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行会受到很大冲击，像南京丝织业中私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事例，就表明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竞争已突破了行会的约束，但就整个手工业的情况来看，行会的消极作用仍不能低估。行会滞缓了手工业者分化的速度，使手工业普遍停留在铺户作坊的水平上。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局限于少数地区的少数手工业部门，都与行会的消极作用直接有关。
第二节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工艺，特别是钻井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四川盐井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小口深井阶段。这时有了“鱼尾锉”、“银锭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打深井至三四百丈，这样就能把蕴藏在三迭系嘉陵石灰岩的丰富盐卤及天然气开采出来。此外，处理井下事故的器械也增多，对于井腔内发生的“走岩”、“崩腔”、“流沙、“冒白”等弊病，亦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法。这些工具，构造精巧，功用神妙，在当时堪称绝技。
清廷为恢复盐业生产，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兼之钻井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井灶大兴”，出现盐井数量猛增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富荣场雍正时有井二百九十八，锅七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有井四百一十三，锅一千零一。南部县雍正时有井三十九，嘉庆时四百三十六。有的盐井产量极为可观，如富荣场“火之极旺者日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德成井。。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①。盐井的大量开凿，产量上升，盈利扩大，必然给盐业经营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富荣、犍乐这样生产水平较高的盐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井盐不同于一般手工业产品，从原料收购到销售成品，都是由同一资本家完成，而井盐产品食盐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由商人以引盐、票盐方式在规定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