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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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那些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富农和庶民类型的经营地主①。所以，这个条例的重要意义，是它开始提出按劳动性质量刑，在劳动者中，区分“服役之人”和“耕作之人”，区分服役性雇工和生产性雇工，服役性雇工干犯雇主照“雇工人”定拟，生产性雇工干犯雇主应同凡论。另外，还提出按雇主出身定罪，在剥削者中，区分官僚、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它竭力保存封建官僚和缙绅地主的特权，禁锢受他们奴役的“典当家人”、“隶身长随”等的身份地位。认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尽管雇期不足一年，侵犯雇主，就是干犯“家长”，就要剥夺他“凡人”的法律地位，按“雇工人”治罪。
在对上述条例的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判案往往只依“‘议有年限’一语为断，而不问有无主仆名分，俱以雇工＇人＇论”。因此，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刑部尚书喀宁阿等上折要求修改乾隆三十二年条例。经刑部① 《大清律例集注》卷22《斗殴·奴婢殴家长》律后。
① 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一期。讨论，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批准，公布施行，乾隆五十三年正式刊入新纂修的《大清律例》，代替了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二年的两个旧条例。
乾隆五十三年的这个条例，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条例。这个新条例的全文是：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例治罪外，如系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断。①大清律在这里把雇主区分为“官民之家”和“农民佃户”，把基层劳动群众区分为“雇工人”与“凡人”两类，并对两类犯案的量刑有着明显的差等。区分雇工人与凡人的标准，不再用是否立有文契和议有年限，而是一看雇主是“官民之家”还是“农民佃户”，二看主雇之间有无“主仆名分”，是否“平等相称”，三看雇工是“受雇服役”之人，还是“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其中，主要的是看雇工对雇主有无主仆名分。
与乾隆三十二年相比，这次修订，把三十二年条例中所提“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改成了“若农民佃户雇倩耕作之人”，把“农民”改作“农民佃户”，把“雇倩亲族”取消了“亲族”二字，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说，雇主不但指“农民”，还指有“佃户”，雇工不但限于“亲族”，而所指更为广泛了。
从此之后，雇佣关系中的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他们在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与没有“主仆名分”的雇主已经处于平等地位，如有干犯，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围。
农业雇工明末清初农业生产领域中发展起来的雇佣经济，至雍正时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雇佣关系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在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地方府志、县志中都出现了关于农业雇工的记载。
江苏省苏州府属。据康熙《苏州府志》载：“吴农治田力穑，夫耕妇馌，犹不暇给，雇倩单丁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乾隆《震泽县志》亦载：“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而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又有佃人之田以耕而还其租者曰租户，少隙则又计日受值为人佣作曰忙工。”
松江府属。据《松江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工曰长工，农① 《大清律例》卷28。
月暂佣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①浙江省嘉兴府属，据康熙《嘉兴府志》载：“自（阴历）四月至七月皆为忙月，富家倩佣耕，曰长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康熙《嘉善县志》亦载：“无产者受雇倩。。计岁受直（值）曰长工，计时者曰短工，闲时曰闲工，忙时曰忙工。”康熙《乌青文献》记载：“（阴历）四月望至七月谓之忙月，农家倩佣耕，或长工、或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湖州府属，据乾隆《湖州府志》载：“无产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者，谓之忙工。”乾隆《乌程县志》载：“防水旱不时，车戽不暇，心予雇月工，名唤短工、或伴工。”
山东省登州府属。据《登州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农日暂佣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曰伴工。”②山西省寿阳县，农民“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③。
贵州省据道光《思南府志》载：“无常职闲民，出力为人代耕，收其雇值，有岁雇，有月雇，历年久者谓之长年。”
这些记载，反映了从商品经济发展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的季节性很强，作物在耕、种、收时，劳动集中，需用大量人手。作物的生长和气候时令密切相关，生产周期较长，一年只有一至二次。生产的经常性工作需用长工，突击性工作需用短工。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都是农业雇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短工是临时性雇工的总名，大多数短工按日计算工值，农活完毕即行解雇。有的按月计算工值，称为“月工”。月工多在农忙季节受雇，所以又称为“忙工”。南方插秧割稻，北方收麦收秋，农事集中的季节，农业经营主一般都雇佣月工，月工一经雇佣，即使雨天不能耕作，雇主也要照付工资，工价比日工为低。
短工在雇佣时一般都没有雇佣手续，不订立契约。短工的机动性较大，是贫苦农民的一个重要谋生手段，今天在雇主家中劳动，明天可以在自己地里劳动。一般说来，短工的需要量较长工的需要量大，短工的人数较长工的人数多得多。
从性别看，在田野劳动的主要是男工，但南方有些地方也出现女短工。
广东惠阳、梅县等地，广西武鸣一带，秋收时工市上有男有女，甚至女短工比男短工还多。在浙江，采茶时也常雇佣妇女，妇女的工资一般较低。
短工市场的出现，是雇佣经济发展的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短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许多较大的集镇上出现了短①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96。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78。
③ 祁隽藻：《马首农言·方言》。
工市场，作为日工出卖劳动力的交易场所。短工市在北方称人市、工市或工夫市，在广东称摆工、人行或卖人行，在云南称工场或站工场，等等。
短工市场较早出现在北方各省，以后全国各地逐渐普遍。较早记载短工市出现的文献，是康熙初年任山东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所写《劝施农器牌》，其中说，“东省贫民，穷无事事，皆雇于人，代为耕作，名曰‘雇工子’又曰‘做活路’。每当日出，皆鹤立集场，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①。康熙《黄册·招册》记载，康熙九年（1670），山西安邑运城雇工薛盛方在市上“无人觅工”，找不到雇主②。明末清初人张履祥记浙江嘉兴短工市场情况说，“主人握钱而呼于畔，奔走就役，十百为群”③。刑部档案有雍正元年（1723）广东新会县雇主何某“出墟雇工人江名显、张邦彦、关子旺、张翰艺”等“驾船去田割禾”④的记录。有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柘城雇工秦克石“携锄赴市，候主雇觅”⑤的记录。此后，乾隆年间关于短工市的记载便更多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记录：乾隆元年，直隶大兴，雇工辛大“上街卖工夫”。
乾隆二年，广东钦州，雇工梁连贵“在峒利墟觅工”。
乾隆十三年，山西阳高，雇主张世良、梁祝“在街前觅人锄地”。
乾隆十六年五月，山西阳高，雇工滑大、董三成等“都在市上寻活做”。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四川营山县，雇工广云俸“兄弟四人在西桥场寻工”。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奉天开原清原屯，雇工徐秉忠，进城到“功夫市”
卖工夫。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直隶昌平州，雇工刘四等七人在市“被雇锄地”。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山东济宁州，雇主戴凤“赴街觅人工作”。
又据乾隆时修河南《林县志》卷五记载，林县有十一处“人市”。
上述事例说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奉天和四川、广东等省，全国各地从北方到南方都出现了短工市场。而且随着雇佣关系的发展，短工市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河北昌黎县，短工市在乾隆年间只有大横河镇上一处，到光绪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安山、燕窝庄、泥井、留守营等多处了。章丘东矾硫村短工市由几十人发展到每天有二、三百人①。
有了短工市场，雇主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雇工也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出卖劳动力的雇主。双方并不需要事先认识，也不需要①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八，第十六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黄册·招册》2369。
③ 《杨园先生全集》卷七。
④ 刑部档案，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广东巡抚阿尔松阿题本。
⑤ 刑部档案，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富顺题本。
① 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5 页。
中保介绍，只须讨价还价，议定条件，就可成立交易。恰如（乾隆）《林县志》所说：“主者得工，雇者得值，习焉称便”。
短工市场的出现，使各地形成一个个区域性劳动力交易中心，把周围10—20 里内的剩余劳动力集中起来，作为商品频繁交换，它是生产力发展和雇佣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志。
短工上市通常自带锄镰等小农具，大型农具由雇主自备。上市请短工的雇主，经营地主之家常常由长工头（大伙计或作活计）去短工市领工，雇主距短工市一般不超过五里。大伙计与雇工当面议定工价，忙时工价比平时工价常贵二、三倍。短工遇雨，不能进行田野生产停止工作时，称“打半工”，工价照半数支付，午后已工作一、二小时，即按全日领取工价，有的地方干活按五派计价，早晨一派、午前二派、午后二派。短工一般只管作农田工作，雇主家中杂事如喂牲畜、挑水、担土等等全由所雇长工担任。短工与雇主并不发生人身依附关系。当天工价当天领取，次日是否工作，短工自己有抉择的自由。
短工工资，除雇主管饭外，其余多用货币支付，个别情况下用粮食作价支付。工资水平常随农活急缓浮动。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七十一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各地农业短工的日工资，就其平均数说，除东北的奉天、热河地区，以及广东安徽地区以外，其他各省最高为八十文，最低为二十文，从雍正十三年（1735）至道光七年（1827）九十多年没有多少变化。就全国来说，工资价格大体趋向平衡，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缓慢，生产效率较低。
农业长工，南方各地称为“常佣”或“年工”，北方各地俗称“伙计”、“做活的”或“觅汉”。工期一般按年计算，上下工时间各地习惯不同，山东、河北一带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或腊月（十二月）初八日为上下工的时间，山东还有的地方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上工，十月初一日下工。浙江以农历年除夕为上下工时间，鄞县一带工期以半年计算，雇佣半年者以“立秋”日作为年中上下工的时间。
长工上工后，全年除自农历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元宵节（正月十五日）农闲时间，可以与雇主商议回到自己家中外，一般都常年住在雇主家里，全年参加劳动，没有其他假日。
雍正以前，长工与雇主构成雇佣关系上工时，一般都立有文券，议定年限和有无主仆名分，经人介绍或找中保人。以后，雇佣关系日渐普遍，雇佣手续日趋简化，往往只凭介绍人口头约定上下工时间，议定工价，不再立有文券。凡立有文券一般都确定有主仆名分。
清前期农业长工工资，一般都包括管饭和工价两个部分。雇主供应长工膳宿，管饭是工价的组成部分，含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