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1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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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将领士卒的俸饷，比诸前代各朝数量更多，尤其是兵士，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点。这是清帝之“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对维持八旗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编佐领，确保兵源。满洲男丁本来就少，顺治五年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入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到十四年又减少十分之一，仅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无法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重任，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发生“三藩之乱”，兵丁又大量伤亡，问题更为严重。为了维护“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帝采取了三条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系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以及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作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入旗之民人，冒入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查出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人冒充为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就多达二千七百余人。清政府将他们载入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佥选二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通过这些措施，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增加了许多，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①这对确保八旗军队兵源，起了很大作用。
八旗军威及其战斗力的逐渐削弱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八旗军，虽然只有十万丁左右，但他们在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的调遣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十几位大将军的统率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清皇朝的统治。
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由于开始任用的顺承郡王勒尔谨、简亲王喇布、贝勒洞鄂、察尼、尚善等几位大将军及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等昏庸怯懦、惧敌畏战，八旗将士士气低落，连连受挫，统兵数万的大帅喇布，屡败于仅有四千之兵的敌将高大节，致州县连陷，“四方骚动”，形势危急。玄烨果断决策，削去贻误军机之喇布等五位大将军王贝勒之爵，擢任能臣图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穆占等勇将，激励士卒，又重用绿营将领，调度有方，使战局迅速改观，八旗军再显雄威，于康熙二十年十月攻克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
玄烨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授皇兄裕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十万名，辅以绿营和外藩蒙古军，大败准军，噶尔丹暴亡，消除了北方威胁，拓疆二万余里。他又遣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封王爵，遣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满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二万余名，进入西藏，驱走准噶尔新汗策妄阿喇布坦之军，安定了西藏，使西藏纳入清朝版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三千，两次击败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迫使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拓土辟域，保卫① 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见《历史档案》1983 年2 期。神圣领土的系列大战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军威远扬。
雍正朝的八旗军，境况不佳。开国已久，人习安逸，将弁懈怠，雍正帝又用帅非人，误任开国元勋费英东之曾孙、仅有匹夫之勇轻举妄动的三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以八旗兵为主的北路军三万余名进攻准噶尔，又另任汉将三等公岳钟琪统领以绿营兵为主的西路军三万余名前往。傅尔丹于雍正九年六月，听信准部伪降之将谎言，率兵一万（半系满兵，另为外藩蒙古兵、索伦兵）轻骑追袭，于和通泊遭二万余名准兵伏击，大败，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十余员大臣阵亡，士卒大半被斩杀或俘虏，只剩下二千余名残兵败将退回大营。这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一次大惨败，表明了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
弘历继位以后，整饬戎务，岁岁秋狝，组建健锐营，擢用能臣勇士，贬斥懦将庸帅。开国元勋额亦都、费英东等人后裔达尔党阿、哈达哈、哈宁哈、策楞，均以勋旧子孙袭爵专阃，担任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又皆以贻误军机，分别被削爵革职处死。黑龙江满兵五岱、索伦马甲海兰察，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均被编入北京满洲旗，海兰察封至一等超勇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大臣，五岱及乌什哈达、哲森保等一大批东北、北京旗兵或索伦马甲（后皆入满洲旗）皆因军功卓著而分别担任一等侍卫、副都统和都统等职。
乾隆帝又勇于进取，受挫不惊，百折不挠，纠错再战，先后擢用有大帅之才的阿桂和勇将兆惠、福康安为定西将军、定边将军、大将军，以八旗军为主力，二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彻底消除了准噶尔对西北的威胁，安定了西北和川西地区，拓疆二万余里，统一和建设了新疆。他又两征廓尔喀，驱逐了侵占藏区的廓尔喀军，使西藏得以安定，直隶中央。八旗军为最后奠定中国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然而，兵难长勇，乾隆后期，八旗军的战斗力已大为削弱。征廓之战中，主要依靠海兰察带领的一百余员御前巴图鲁侍卫章京奋勇作战，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伦兵、达尔木蒙古兵和一二千名绿营，并未征调北京八旗和驻防八旗军。在嘉庆年间历时九年的平定白莲教起义中，京旗和西安等处驻防旗兵柔弱怯战，未能起到主力军作用，只是一些满洲将领和东北满兵索伦兵，尚在转战五省，奋勇冲杀。此后，八旗军更不断衰弱，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战争中，均衰弱怯战，未能尽到保卫朝廷抵御外侮的责任，成为无用之兵，最后于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后，全部解散为民。
绿营兵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绿营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数民族人员，因其使用的旗帜是绿旗，故叫绿旗兵或绿营兵，有时简称为绿营或绿旗。
顺治时，由于满洲男丁太少，八旗军也不多，为了辖治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以汉治汉，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摄政王多尔衮创立了建立绿营的制度，陆续在各省置官设兵，其后不断发展。
绿营大致可分为京师、行省、边区三个类型。京师绿营兵是巡捕营，其职责是协助八旗军“拱卫宸极”，巡缉京师地方，乾隆后期，定员为一万名兵士。西藏、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绿营兵，是由内地派往，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换的屯戍制。各行省皆有绿营兵，顺治时总数约有八十万名，后大体保持在六十万名上下。
各省绿营的最高统帅是总督或不设总督之省的巡抚，都是文职。绿营的日常操练、管辖和征战防戍，则由武职提督、总兵等将弁负责。提督为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各省共设十四员提督。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全国共六十六员。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员，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总督以下，皆有各自带领之兵，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亲自带领之兵叫“标”，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领标。副将所属叫“协”，参将至守备叫“营”，千、把总叫“风”。
绿营武将基本上是汉人或汉军人担任，但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满缺”，即以满洲旗人担任。绿营兵饷少于八旗军，各镇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由于绿营官兵众多，岁需巨量银两。嘉庆十七年，绿营兵总数为六十六万余名，岁需官俸兵饷银一千二百零八万余两，公费银二十七万余两，养廉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兵丁红白喜事银三十二万余两，共银一千四百万余两，占全国一年总收入三分之一强。
顺治年间，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分征各地，对统一全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官兵蒙皇帝嘉奖，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河西四将，总督李之芳、蔡毓荣、董卫国等大臣，均率领绿营官兵奋勇冲杀，功勋卓著，比顺治时起了更大的作用。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以及逐准安藏，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绿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一举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贡献。云贵总督鄂尔泰督领绿旗兵，剿抚皆用，使云贵六省得以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为增强国家统一、安定和开发广阔民族地区，再建功勋。乾隆年间，绿营兵虽参加了平准定回、逐廓安藏、两征金川、征缅攻安等战争，但将弁疲弱怯战，动辄溃逃。一征金川前期，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统领绿营及士兵四万余人，进攻仅有一万余人的大金川，总兵阵亡，副将重伤，“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有一次，敌兵数十人奋勇冲来，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夺回”，“闻声远遁，自相蹂躏”①。此后更是日益衰弱。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绿营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数十万名乡勇，以与义军交战。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国军队横扫广西、湖南、湖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的绿营兵，从根本上摧垮了绿营制度，清政府只得改募“勇丁”，以“勇营”即“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绿营制已陷入山穷水尽地步，任凭清廷如何挽救，皆无实效。清廷遂从同治二年（1863）起，陆续裁汰绿营兵士，到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时，绿营兵所存已不过原来额定总数的百分之二三了。绿营制度遂与清朝相终结。
① 《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
第二节刑法制度大清律例的制订清入关前，局处一隅，“参汉酌金”，因时定例，还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完备的成文法典。入关定鼎之后，清代的法制日趋完善。
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占领北京。六月，命依《明律》治罪，八月命详译《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裁定成书，颁行全国。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同月，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乞暂用《明律》。命“在外仍照《明律》以行”①，旗人沿袭盛京旧例断狱。其时旗民同罪不同律。二年二月，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奏，命修律官参酌满、汉条例，分别轻重等差，纂修律例②。三年五月，由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四年三月，颁行《大清律》③。是为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凡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条。其篇目及分门，完全沿袭《明律》，律条亦无大出入。如内有依《大诰》减等——明初曾颁《大诰》，犯者呈《大诰》服罪可减一等，清初未尝作《大诰》，故时人称“《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④。十二年十二月颁行满文《大清律》，是为《大清律集解附例》的满文本。
康熙九年（1670），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的满、汉文义，复行校正。十八年，更改刑部条例，别自为书，称为《现行则例》，凡二百九十条①，十九年颁行。二十八年八月，广西道试监察御史盛符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