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1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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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上；同种同族同样存在着心理结构的截然差异，也是文化因素的制约。这样，我较为自然地从性格解析转入人物心理结构的探寻，对象就是我生活的渭河流域，这块农业文明最早呈现的土地上人的心理结构，有什么文化奥秘隐藏其中，我的兴趣和兴奋有如探幽。卡朋铁尔进入海地，“寻根文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创作理论，这三条因素差不多同时影响到我，我把这三个东西综合到一起，发现有共通的东西，促成我的一个决然行动，去西安周边的三个县查阅县志和地方党史文史资料，还有不经意间获得的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那个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渐渐发育丰满起来，我感到真正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了。”
　　我并不以卡朋铁尔从欧洲现代派旗帜下撤退的行动，作为拒绝了解现代派艺术的证据。现代派艺术肯定不适宜所有作家。适宜某种艺术流派的作家，会在那个流派里发挥创造智慧；不适宜某种艺术流派的作家，就会在他清醒地意识到不适宜时逃离出去，重新寻找更适宜自己性气的艺术途径，这是作家创作发展较为普遍的现象。海明威把他的艺术追求归纳为一句话，说他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个“句子”自然不能等同于叙述文字里的句子。既然是“一生”，就会有许多次，我们习惯用一次新的成功的探索或突破来表述这个过程和结果。卡朋铁尔到海地“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并创了拉美文学新的天地，以至发生爆炸，以至影响到世界文坛。今天坦白说来，《王国》我读得朦朦胧胧，未能解得全部深奥，也许是生活距离太大，也许“神奇”的意象颇难解读，也许翻译的文字比较晦涩。我的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卡朋铁尔扎到海地去的行动，即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时富于开创意义的勇气，才是我的最有教益的收获，未必也弄出“人变甲虫“的蠢事来。
　　在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我也读了昆德拉被翻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钦佩昆拉结构小说举重若轻的智慧。我喜欢他的简洁明快里的深刻。这是“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又一位成功作家。我不自觉地把《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照起来。这两部杰作在题旨和意向所指上有类近的质地，然而作为小说写作却呈现出绝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习惯从写作的角度去理解其中的奥秘，以为前者属于生活体验，后者已经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了。我在这两本小说的阅读对照中，感知到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有如由蚕到蛾羽化后的心灵和思想的自由。
　　2004年11月24日二府庄
　　


个园Ⅱ
■　　张　生
　　电车晃动了一下，车窗外高楼上的霓虹灯广告一闪而过，高架道路下笼罩在雨雾中的一条条流光溢彩的街道也向身后滑去。我不禁松了一口气，低头看了看手表。已经五点多了。这个时间应正值下班高峰，车厢中挤满了手提公文包和打领带穿深色西服的人。路还很长。我用刚学会的日语说了声对不起，从车门处向里面挪了挪，找了个地方站好了身子。
　　看来，东京十月份的天气和上海差不多。前天我从上海出发时就在下雨，到了这里还是一样的阴雨连绵。不同的是，因为早一个时区，东京比上海的天黑得还要早一些。我想起刚刚结束的学术会议，觉得毫无意义。这场由韩国一个大学和日本的一个大学共同发起的研讨中日韩，即所谓东北亚文化的会议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会上发言时，每个人都试图把本国的文化和历史与对方挂上钩。我当然不反对这一点，事实上，这也是事实，关键在于，问题仅此而已，或者说，到此为止。至于挂上钩后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却没有人多说。特别是在会议开幕式上，大会主席，一个韩国教授，用幽默的口吻提议与会代表举杯预祝大会圆满成功时说，他不仅要热烈欢迎韩国和日本的会议代表，还要热烈欢迎“既不懂日语，也不懂韩语的来自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代表张教授”，而那个张教授就是我。我虽然不是个敏感的人，但我不想掩饰我对这句话的反感，尽管我还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对他这句话感到不舒服。也许，是自尊心在作怪。他这么一说，好像我无形中变成了局外人。这显然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没有我，这个冠名为中日韩的会议就会只剩日韩两家，所谓的东北亚就更无从谈起了。
　　当然，他是用英语说这番话的，否则，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今天在会议接近尾声时，一个日本教授向我走了过来。我以为他是要和我谈什么学术问题，谁知他用蹩脚的英语向我打了个招呼后，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就是在上海的虹口出生的，很喜欢上海。他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感慨万千地说，那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算了算，他可能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离开中国的。看到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他马上又说，他父亲不是军人，是个医生，给日本人看病，也给中国人看病。我明白他的意思，主动友好地向他笑了笑，他也很快露出了笑容。接着，他又把他的一个朋友介绍给了我，那个人的年纪和他差不多，背景也一样，不过，他是在大连出生的。但因为我还有事，怕耽搁了，所以没能和他们两个深谈。另外，用英语和他们交谈，太吃力了。这倒不是他们的英语有多差，实际上，我在讲英语的时候，也是像他们一样，不停地挥动着双手。如果是外人，看我们说话的样子，一定以为我们是在吵架，而不是为了相互理解对方的话。
　　经过五反田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村上春树的小说《舞！舞！舞！》中的男主人公就叫这个名字，不禁哑然失笑。村上也真是的，怎么能把一个地名当成人的名字呢？我想，要是懂日语就好了，也许村上给主人公取这个名字是有深意的。不过，也很有可能是信手拈来的，谁知道呢？比如，同样是这本小说，在中国还有人译成《跳！跳！跳！》的，也就是一念之差而已。当然，我是喜欢《跳！跳！跳！》这个名字的。至于为何喜欢，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总之，就是喜欢，也没别的意思。
　　灯光渐渐变得稀疏起来，车上的人也随之少了很多。我找了个座位坐下。如今这个世界似乎真变得一模一样了，高楼林立的东京和上海简直没有差别，但若仔细看，也不是那么回事。上海的建筑之间风格相差很大，有的甚至很丑陋，就像上海的一道名为“一肚鲜”的菜，把冬瓜和笋子和咸肉放在一起烧汤，弄得不伦不类一样。而东京的建筑却很和谐。这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更善于折中呢？比如，这几天在东京，我几乎很少看到有人用折叠伞，不管男女，用的都是不能收缩的长柄伞，而这种伞却因我们觉得不方便，早已弃置不用。现在，不只是上海，甚至在整个中国，都是折叠伞的天下，这又说明了什么？
　　如果让符号学家，比如罗兰·巴特来分析这种现象，一定有会很多感触。可此时的我却什么感受也没有。我又看了看手表，感觉时间有些紧，就抬头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还有几站才能到我所要去的地方，但那个人看了看我，耸了耸肩，我这才意识到我刚才说的是汉语。正准备用英语再问一遍，坐在对面的一个年轻姑娘突然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对我说，马上就到了，还有三站路。我笑着对她说了声谢谢。
　　在来日本前，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曾对我说，在东京的环城铁路山手线的电车里，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是中国人，我当时还有些不相信，现在才发现是真的。
　　我用手擦了擦车窗玻璃上的雾汽，夜色已完全降临，高楼也消失了，不时出现大片大片的空地。因为没有路灯，再加上蒙蒙细雨，也不知是不是田野。电车正在减速，在车内明亮的灯光下，我又掏出地址本看了看，确信无误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可能是郊区的缘故，这里的车站规模比东京市内的小了很多，下车的人也很少。所以我还没走到出站口，就看到有人举着一张写有我名字的白纸在接站。我走上前去，向这个人打了个招呼。
　　“啊，您就是张生先生吧？”
　　他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听到他的声音，我才意识到，他就是前两天和我通过电话的人。他的汉语说得很好。一头黑发，显得很年轻。但走近了，我才发现他大概已有五六十岁了。
　　“是川口先生吗，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哪里，我等这一小会不算什么，竹下先生才真的是久等呢。从您说要来日本起，他就每天都盼望您能大驾光临。喏，都已经三天了，您要是再不来，他可能都要亲自到东京去找您了。”
　　川口开着一辆小小的马自达，在一条黑色的便道上沙沙沙地行驶着。路上没有什么车辆，但他的车速并不快。
　　“哦，老了，不敢开快车了，您可是尊贵的客人，要保证安全呀。”
　　川口可能从后视镜里看到我在后座上挪动了两下，赶紧向我解释了一下。
　　“哪里，您很年轻，我都看不出您的年龄。”
　　“哈，再看看，现在知道我有多大了吧？都老头子了。”
　　他突然伸手把一头乌亮的黑发取了下来，露出了里面闪光的秃顶。我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您的汉语说得很好，在哪里学的？”我换了个话题。
　　“当然是在中国啦，在满洲，哦，不，在大连，我是在大连出生的，在那里读的小学，战争结束后回的日本。”他轻轻地拍着方向盘说。
　　“我今天在会上还碰到一个日本的学者，他说他也是在大连出生的。”
　　汽车转了一个弯，在一个砌有围墙的院落前停了下来。川口按了按喇叭，门自动向两边打开了。院子似乎很大，到处都是很粗的树木。
　　“啊，是的，我们这个年龄的，在大连出生的人有很多，后来做什么的都有。除了像我这样替竹下先生打了一辈子杂的，还有作家和音乐家呢。好了，不说了，我们到了。”
　　车子在院子里沿着一条小路绕来绕去又开了几百米，在一幢亮着灯光的日本传统风格的大屋顶建筑前停了下来。川口下了车，帮我拉开车门，我赶紧说了声谢谢，把雨伞撑开。
　　“不用了，我这个也是防雨的。”
　　他指了指头上的假发，幽默地说。因为要把车停到车库里去，他让我先走。
　　我只好转身向那幢房屋走去。走近了我才注意到，在门厅外的走廊上，有一个穿着和服的老人正挺直腰身坐在轮椅上认真地看着我。他的白发也很稀疏，但却纹丝不乱地向后梳着，上唇那一抹同样颜色的短髭也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的腿上，蒙了一块绿色的毯子。
　　“是张先生吗？我就是竹下省三。”
　　他的声音虽然有些低沉，但很浑厚，一点不像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我赶紧低下头，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冰凉的雨水顺着雨伞的伞骨滴到了我的额头上。我感到他的手微微有些发烫。
　　“竹下先生，是的，是我。对不起，让您老人家久等了。”
　　不知为什么，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忽然有些紧张，本已想好的称呼也一下子闷在了肚子里。这也许和我在来之前没想到竹下先生会是这个样子有关。
　　“没有，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让你这么远赶过来。请进来坐吧。”
　　他微笑了一下，用手把轮椅缓缓调了个头。看得出，为了调这个头，他花了不少力气，所以，转好后，他稍稍地喘了一口气。尽管对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身体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可他如此虚弱，还是让我有些惊讶。我很想伸手帮他推一下轮椅，但又怕不合适，就轻轻地跟在他后面沿着走廊向屋门走去。
　　客厅的陈设更是让我吃了一惊，即使不是在日本，我想我一样还会有这种感觉。里面宛如一个中国旧式的厅堂，家具都是原色的紫檀木质地的，茶几、坐椅、花架、条几等等，大都是明式的，一律雕刻精美，陈列有序；甚至，还在正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的墨竹图，两边还有木制的楹联，长长的条几上摆放着喻示“平静”的一只鼓肚的花瓶和一面红木框的小方镜。这样的布置，即使在中国，似乎也只有在一些用于展览的古老的园林里才有。而今天却出其不意地在这样一个地方看到这些惟妙惟肖的东西，我难免有些困惑。
　　“这些是我托朋友从中国购置的，都是江南的旧物。”也许是看出了我的惊讶，竹下指着一个做工细致的圆桌对我说。这张桌子的踏脚是冰裂纹的木格，像是清代的旧物。桌子上已经很整齐地摆放了一些杯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