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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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份斋食。妇人说：‘我带的小孩也应有一份呀！’，僧人又另供了一份斋食。妇人又说：‘我抱的小孩呢？’，僧人不奈烦地又向她赠了又一份食物。哪知妇人又再要求：‘我的小狗也应该有一份食物呀！’，僧人只好又再送了一份餐食给贫妇的小狗。这个贫妇却显得仍不知足，还再说：‘我肚内也有一个娃娃，应该也给他一份食物！’，这时僧人终于忍不住了，便破口大骂。这时候，妇人突然飞上天上化为文殊大士之相，小狗变成了一头狮子，两小孩变成了一对天童。文殊大士向当时在目睹此变化而吓呆了的僧俗，在空中宣说了几段开示修平等心的偈文，便飞离去了。此时，发脾气的僧人自知见到文殊而不识，后悔莫及，欲自毁双目以忏有眼而不识菩萨之过。众人劝他倒不如建塔立碑以忏罪，他便建了一个小石碑，上绘贫妇飞升图，同时刻上了文字，劝世人要修平等心，不要像他这样因世俗心态而致错失了恭敬菩萨的机会。贫妇所供的头发，被藏于文殊发塔内供奉。这是一个著名的文殊大士应化事迹，也教导我们必须视任何遇到的人为佛，不可以分别心待之。我们西藏某些地区的人，到五台山有个特别的传统，对第一个前来提出要求的人，绝对不会拒绝，这也是因为深信文殊大士肯定会化身为当地中的凡夫之原因。

　　五台山对格律派来说，同样有甚深因缘。早在格律派初成形时，我派的大慈法王（色拉寺的创办者、宗喀巴大师之亲弟子、汉地册封的国师）已来到汉土五台山说法，当时说法之地似是现今的圆照寺所在。清代的国师章嘉大师又曾在五台山住锡，掌管多座寺院，弘扬格律派正法。章嘉国师曾在五台山佛母洞闭关，在洞内成就了内在的净土，他在出洞时见到的世界便俨然已是一个清净刹土，不再有凡俗之分别。国师是乾隆皇的老师，他在汉地住了很长的日子，其遗身舍利塔便是乾隆帝在五台山镇海寺建成的。先世的祈竹仁宝哲也在北京紫禁城中住过，与乾隆甚有渊源，想来或许亦与章嘉国师有交情。再者，由于我的太师公柏绷喀大师被视为章嘉国师之化身，我对章嘉国师的尊重便也因此而多了一份感情在内。

　　在五台山普寿寺所在地，是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说戒的地方。现在这地成为了一座著名的尼众律学院，十分注重戒律，想来这或许也与宗座曾在此地说戒而种下之吉祥因缘有关吧！

　　我的一位已圆寂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的先世，也曾在五台山大弘正法，弟子极多。据我所知，在五台山有一座他的纪念塔，甚至或会有年老的出家人当年曾在他的座下听过法。

　　此外，汉地大师法尊法师及能海法师的舍利塔也都在五台山。法尊法师是柏绷喀大师的弟子，也是柏绷喀之其中一个徒弟的弟子，他为格律派的汉地弘扬作出了十分大的贡献，译出了汉文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能海法师则是柏绷喀之高足康萨仁宝哲的弟子（康萨仁宝哲可说是我的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之师兄，但赤江仁宝哲同时也曾向他学法，所以双方同时亦有师徒关系），但他亦曾直接在柏绷喀座下学过法。在自西藏回到汉地后，能海法师曾巡回弘法，在汉土各地建立了很多道场，其中五台山的清凉桥、圆照寺及广宗寺等便正是他的弘法地点，成都的昭觉寺和铁像寺、北京的居士林、上海的金刚道场及浙江的多宝讲寺等所修的也是他的法流。

　　我在第一次到五台山时，恢复了的寺院并不太多。在第二次到访朝圣时，喜见佛教在当地正渐渐恢复起来。在第三次到访时，当地佛教已开始有兴盛的迹像，令我心生欢喜。有一次，我遇上了整批远由内蒙及西藏而来的虔诚朝圣者，又见到了一个不良于行的青海人一步一拜地拜到了五台山，可见往五台山朝礼文殊大士的传统正在迅速地恢复。

　　每次到五台山，我都会在大白塔及文殊发塔前勤修顶礼，同时绕拜多圈。有好几次，我延请当地的蒙、藏僧人在塔前进行盛大的会供及燃点上千盏酥油灯，又对僧众作了供养。我心愿五台山这个圣地可以重复当年的佛教盛况，所以每次朝礼时都特别刻意小心自己的戒行，同时多次自受大乘八关斋戒，希望尽一己的微薄力量，为五台山的戒律重弘先积聚一点吉祥的因缘。

　　在一九九八年的朝礼中，我在普寿寺应邀开示了《妙吉祥智德赞》，与该寺的数百位尼众结了一个法缘。普寿寺的当家师是一位很精进及有魄力的比丘尼，师承能海法师的弟子萨莲老比丘尼等，所以我们说来也算是同门。在汉地极有名气的梦参老法师，是普寿寺尼众的师长。后来我听说老法师曾入藏学法，师承我的恩师赤江仁宝哲。由于这段听回来而不知真假的资料，我一直很想拜见老法师，但至今仍未有法缘能遇上他老人家。

　　说及普寿寺，我也想提一下一次我的所见。有一天，我在五台山的宾馆中望出窗外，刚巧见到普寿寺数百位尼众排班前往附近的寺院参访。整个数百人的队伍俨如军队操练一般，每位尼师都静静地随队步行，绝不东张西望，情面很壮观及威严。当时我心中生出很大的赞叹，心想这恐怕能比得上本师释迦牟尼在世时的僧团之威仪，同时也暗中觉得五台山之佛教发展看来会有很好的前景。

　　在1999年，我有幸应五台山的一些出家众请求，在一间小寺中传授了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与讲解。当时接受传承的只有五十多位出家人，一共说了两、三周，每天讲授十多个小时。在此之前，五台山已有半个世纪未曾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而讲解方面则曾有能海法师的弟子一度弘示，但最终亦未能完成。在我的大半生中，由于先世的名声，曾多次在上万人的场面上说法，但这一次在这个圣地对这几十位出家人讲解及传予《菩提道次第广论》口传，却是我心中感到最有意义的一次。虽然听法的人不多，但这却是几十年来在五台山的首次，可说是起码种下了一个吉祥的因缘，令宗喀巴大师教法重弘于五台山。我们西藏人十分重视缘起，这次的活动我认为正是一个好的缘起，所以我很认真地说法，这段期间天天都很是欢喜，心中认为自己今生中总算对佛教的弘扬起了一点作用，可说对得住我身上披着的袈裟。佛教中的经论口传传承，事实上是由法师亲口一字不漏地读诵原文一遍，接受传承者一字不漏地仔细听，这便完成了传承的授受。在这种仪式中，听者往往不明白所受传承经论的内容，因为讲解经论一般是另行进行的。这种传承仪式的意义不在于理解，只在于由佛陀或论之原作者一代一代地、一字不改地把原原本本的教法传下去，这是佛教弘扬中很重要的一环。为了这次口传，我特地取来了当年我从拉萨带至印度的那部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口传一段落、讲解该段落、再口传下一段的形式把全论授完。在最后一座中，我把自己珍藏的一份宗喀巴大师遗发分了少许赠予普寿寺，以作未来寺院建佛像装脏之用，这也是为了构成一个宗喀巴大师教法在五台山重弘的缘起。同时，大师之一生以持戒清严著名，供奉他的遗发舍利也有寺院戒行清净的吉祥因缘。

　　除了以上所述的这些行程外，我偶尔也会回到南印度色拉寺母校中探访。母校的教育发展得很快，在二零零零年初，学僧数目已由最初的三百多个增至四千五百多位了。由于学僧的数目，色拉寺大雄宝殿及昧院的大殿分别增扩了，我在青海订制了两座大殿的堆绣佛画供养给寺院，母校僧众看到了这些精美的佛画都十分喜欢。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弟子筹办了第一届的佛诞日千僧万灯大法会。自此后，每年的汉历佛诞日，我们便会延请色拉寺昧院的千多位僧众上殿祈求世界和平并接受供养，同时又在佛陀的生地蓝毗尼、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举行万灯供养法会。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现今成为了一项盛事，世界各地有不少人每年都会参与供僧及供灯。在二零零零年，加拿大弟子发起了资助昧院全体学僧接受肝炎防疫注射。本来西藏人对防疫的概念并不深，多认为生死有命，并不太关注注射预防病患之事，而且也根本没有钱支付疫苗费用。由于僧人很多早患肝炎，印度本身环境也不太卫生，加上学僧经常共用剃头刀，导致寺中学僧肝炎患病率极高。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年纪虽大，他的思想在这方面却比年青僧人开放进步，故此他率先带头接受注射。现在寺院中的肝炎病率已迅速减低了，学僧也开始增加了对保健的意识。

　　在自一九九二年开始、年复一年的巡回弘法中，我每天接触不少各式各样的人，见遍了光怪陆离的世间现像，其中好的人事固然很多，但佛教中不健康的现像也常会碰上。在藏传佛教的洋人及汉人圈子中，不少人把密法与神通、风水及世间利益混在一起，对藏传佛教的中心精神毫无触及。东南亚的地区，有不少汉人以藏传佛教为名骗取名利，他们其实却只是没有传承的骗子。即使是西藏人，在去到台湾等较富裕地区时，有些也开始变质，利用佛法赚钱而不再依照传统做事，其中滥传密法以求名利的情况甚为普遍，甚至美名为寺院筹款而索性贩卖佛像及佛经者也大有人在。而在学法的人中，不少只懂跟其他人盲目地受灌顶、求加持，不懂观察师长，也不理解师徒关系之重要性。他们当中，大多眼中只有大手印、大圆满、大威德等法门，一味求‘大’的法门，对显学次第及加行基础修持从不重视，而且完全忽略了密法传统中之敬师修持，这样是绝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有的人则喜欢标奇立异，穿得像西藏人一样，身挂多串大颗大颗的佛珠，开口便说西藏，但这只是表面上学西藏人，与西藏佛教扯不上关系。这些人顶多只配称为‘西藏迷’，并非真的藏传佛教三宝弟子。有好些本来是正信藏传佛教的道场，因为财政支出庞大或为了筹建寺院，便在弘法中心贩卖佛像及佛经，或不断举行无上密法等灌顶以吸引信众，这也是一种末法的现像。他们辩说做这些事的动机是要令道场得以维持下去或甚至扩充，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论点！以违背佛陀教法的手段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是绝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到头来，这些道场虽然可能会建得十分宏伟壮严，但却说不上是在弘扬佛法，反而是带头令佛法衰败了。

　　在汉传佛教圈子中，我也感到有美中不足的几点。很多团体过份热烈地追求寺院规模，反而忽略了僧材的培养。有些团体中的僧众全力投入社会慈善事业之中，在法布施及个人修持方面却不太重视。对社会慈善事业，我们三宝弟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地应去做的，但出家人依传统上来说本应以法的布施为主，在家人则才以财布施为主，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有点儿本末倒置了。在出家众中，又有些几乎以修经忏为世间事业，这是很不好的一种心态。另一种出家人则不作经忏，只专心修持及作佛学研究，表面上似是很清高，事实上这个极端也不对。我们出家人固然不应把世俗生计放在心上，但却仍有照顾在家众的宗教需要之义务，否则就枉称修慈悲的行者了。在精进于精神生活的人中，往往又有修持派及学问派的对立，前者有不重视学问的倾向，后者则有只学不修的情况，两种极端都不健康。《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有述：‘一切佛法均为成佛之必需’，在家人因为因缘所限而只顾念佛持咒倒说得过去，但出家人不去多学闻佛法，则说不上正确。在佛教中，一切佛法之学问无非为了让人可以加以实修而成就，但我见到不少人只把佛学视为研究的对像，不知如何把学问与修持结合。此外，不少学者虽名声颇大，但实早已飘离佛教学者的正确方向。佛学的存在目的是让人实修而得到成就，并非世俗辩论游戏或文学研究的科目。在研学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历代传承祖师之见解为依归，但不少学者却喜欢自我发挥，创立新的见解，最后他们所发表的东西已不是佛陀所教的真正内容，而只是他们本人的见解了。有些学者心中并无皈依的心，只把佛学视为世间文学，又因为汉地并无像西藏古代判定论点的正确性之制度，他们常常把自己想当然的见解公开发表，大家也欣然地全盘接受，所以便常读到有人说大乘是后期佛教祖师的创见而并非佛陀亲口所说等等的无知胡说。这种说法基本上便是最直接的谤法，同时也否定了一切大乘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