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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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鼓曾喷出火光，而且不论季节都能发同样的鼓声，至今已近百年仍不变音。手鼓现仍在我故乡中被珍藏），但却并未正式登座坐床或被正式册封。在后来，外公祈竹仁宝哲常常向我细说历代悉弘仁宝哲的事迹，亦确认我是仁宝哲之转世，但外公却把他自己的历代名位授予我，而我反而并无继承历代悉弘仁宝哲之名位。事实上，历代以来的悉弘仁宝哲都是修行有证的大师和隐士，更被当地人视为西藏圣者密勒日巴的化身（西藏人总喜欢说这一类的话！）。在我自己客观地看来，我当然不但不是密勒日巴或任何圣人（不论是悉弘仁宝哲或是祈竹仁宝哲）的转世化身，就连一点密勒日巴的‘味道’也没有！如果硬要把我与密勒日巴尊者扯上关系的话，我的生平或许只可说是与尊者的前半生相近吧（译者注：密勒日巴尊者之前半生显现为一曾作极重罪业之人）！

　　我年幼时相当好动，总不会停下来。在村中，我是出了名的顽童，一时爬树，一时爬梯，连走路也总不会好好地走，反而是手足并用地快速爬行，活像一头猴子似的。

　　在我约六岁时（一九四一年），外公认为我应该开始学经了，便为我礼聘了霞渡寺中一位毕业于拉萨下密院的僧人教学。这位老师名叫‘疏南’，身材高而肤色很黑，是一位出名严格的老师。在开始的一天，由于我被视为一位转世者，便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我记得当时宴会上有牛奶及许多食品，令我认为‘学习’会是一件愉快的事。在两个月后，我学懂了藏文字母，而且能读诵一些简单的经典。此后的一年中，我便学习《萨迦大日经》（SakyaKunrig。采用这本经是因为它内文并不艰深，易于学生学习）。老师有时会来我的家中授课，但大部份时间都是我到老师家中上课的。有时候，外公也会亲自对我略作教授。没多久后，我便对学习生出了抗拒，玩耍变得更为吸引。由这时开始，我便天天捱打，但罚责却似乎对我并没产生太大的作用，我反而变得越顽劣。到后来，我的顽性已成为乡间众所周知的情况，乡人都叹说：‘这小孩真不知到底是圣人之转世还是妖怪的转世！’。

　　在七岁时，有一次我在村旁的河中玩水。从来不太怕危险的我越游越出，被一股不知是暗涌还是漩涡的力量扯出了好远。这时候，我的姨妈刚巧路经，看到我遇险便马上跳下水救我。在仓惶及激流中，她只捉到了我的一只指头，靠牢牢抓这根指头硬把我拉回河边。当时大家都说我是从阎王口中救回来的。

　　在八岁时，我又再次因好玩而差点丢了性命。我们家族在高山上草原有一块田，距我所居村子脚程要五个小时，骑马也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有一天，家母骑马上山打点收割的工作。我眼见母亲上马离村，便悄悄地把马鞍放上了另一匹马，偷偷地跟骑马上山。稍为熟悉马性的人都知道，马匹一见到广阔的草原，便喜欢纵马狂奔，不容易控制得住。我的马一上到山顶时，见到大平原便狂奔起来。八岁的我连忙拉强勒马，怎知那匹马却人立起来，差一点把我抛下马身。我眼见自己断无足够体力把马勒停，又怕堕马的危险，只好放强任它狂奔了。这草原上有一间小房子，我的马竟然在狂跑之中闯入房子内。这间屋的门口不高，刚巧可容马身穿过，我上身便就重撞在门槛及墙壁上而掉下马来。这一撞本来已可致命，但更危险的是我的脚踝仍然插在金属的马蹬之中。马在狭窄的屋内左穿右插，拖我撞向四墙、家具及杂物，很多次差点就踏在我的身上。这时候，我已是半昏迷状态，只隐约瞄到屋的上层有一个女人看这一幕闹剧，被吓得呆立，不知如何救我。在我的马最后停下来时，我满身血污，找到母亲哭诉，心想母亲肯定会狠狠教训这匹马一顿，怎知道母亲却把已是伤重的我再狠打了一顿。

　　我在童年的时候脾气很硬，受到委屈也不轻易向人投诉。有一次在与同村小孩玩耍时，几个小孩压在我身上，把我狠狠地撞在石上。我感到肩骨折裂了，一摸之下可以摸到肩上有骨折裂口突出，但我只假装无事地说：‘今天不玩啦！’，然后便迳自回家。剧痛令我汗如雨下，但我却强忍了一天一夜。在晚上，外公修法时叫我吹笛类法器，我因痛吹不出声，外公连忙察看，才发现我肩骨断了，伤势十分严重。在痊愈后，村中人常常提及我异常的硬脾性。家母生下我时，年纪才十八岁上下，实在管不住顽劣的我，所以脾气很大，常常对我打骂。我虽然十分怕母亲，又常遭她严厉的责罚和痛打，可是并未因此而变乖。但我可说是尚有一个优点，不论父母及师长怎么痛打，我从不会生气或回嘴。在后来出家后，被寺中师长打骂时，我亦从未心生怨恨或生气，也从未回驳一句，反而会心甘情愿地挨骂挨打。外公在偶尔教我一些东西时，也会因为我偷懒而打罚，但他总不舍得痛打我，只会用一顶布造的帽子作状打几下，所以我从来只怕母亲而不太怕外公。

　　在我后来出家于大藏寺后，大家都称我为‘祈竹仁宝哲’或‘祈竹祖古’，但其实我的外公才是真正的祈竹祖古。外公名叫‘洛桑坚立奥修’（LobsangKhenrabOsel），是大藏寺法台第五世祈竹祖古的乘愿再世，亦即第六世的祈竹祖古。

　　‘祖古’（Tulku）一词是藏语中‘转世’或‘化身’之意，即某一圣者的乘愿再来的转生，以继承及继续先世的弘法事业。有些历史学家说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大宝法王是历史上第一个祖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佛教中，一向有高僧及圣者乘愿转世的先例，但在大宝法王以前，并未有一个完善的确认及继承先世地位之制度。大宝法王曾清楚明确地说出他圆寂后将再生于何处，并嘱咐弟子往寻，这才开创了寻访及确立转世人身份之制度。在此以后，其他宗派亦沿用了这种制度，才开始有转世世系出现，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宗座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世系了。在这种制度中，有些圣者会在临终前清楚指出将再生于何地、父母姓名为何、婴儿身上有甚么特征等，也有些时候是婴儿能认出先世的弟子或法物，甚至有甫出生便懂得念诵佛偈等的先例。在找到初出生之转世者（有时却是在长大后才认出）后，寺方便会把他们迎请至先世所属寺院，举行升座册封认定仪式（亦有汉译为‘坐床’）。在此之后，转世者多会入寺修学，继承先世未竟之佛教事业，但也有选择不出家者，情况不一而定。在众多的祖古中，有些确是佛陀、菩萨及大修行者的乘愿转世，也有些是修持境界次一等的行者之再世，亦有显得甚为平凡的祖古存在。汉地常把祖古称为‘灵童’及‘活佛’，其实并不对。祖古中虽的确有些是佛陀化身，但也有纯粹是因为继承事业之目的而确封的情况，绝对不能说凡称为祖古的就是‘活佛’。‘祖古’这个名词亦从来没有‘活的佛陀’之含义在内（佛陀是圆满的觉者，早已超越生死，又何有‘活’与‘不活’的分别？）。事实上，并非圣者才可以转世，我们凡夫亦不断轮回再生，分别只在于圣者可以选择生处，甚或记得前生之事，而且乃因其悲心而选择再生，不同于凡夫之因业力而无奈地再次轮回。有时会有人问：‘为甚么祖古只投生在西藏呢？’，其实祖古之转世并不限于西藏，这纯粹要看他们的意愿与众生之因缘，但投生在藏地以外的祖古，并不易认出而册封。现今在印度，也开始有洋人、黑人及汉人祖古。在藏传佛教以外，也一样有圣者的乘愿转生，只不过他们并不继承先世之名位而已，例如在汉地佛教中，有不少贡献伟大的高僧或许正是先世圣者之乘愿化身。在他们圆寂后，又肯定会在另一些地方再次投生，唯一的分别只在于藏地有一个制度去寻访及认定这些乘愿转世者而已。这种制度有利于法业之延续，从转世者年幼时便给予最严谨的教育，令他们有能力继续发扬先世的事业。我们把祖古视为法定的继承人亦可，视他们为先世贤哲的真正化身亦无不可。现今的人，很多一听到祖古的名便一窝蜂地跑去依止，这是十分愚昧的事！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德行与戒行等，而并非他的名位。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亦被人称为一个‘祖古’，却没有甚么德行或成就；家师堪萨仁宝哲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却苦学成材及老实修持，最终成为印度色拉寺昧院的方丈，在他座下学习的弟子反有不少是祖古之辈！至于‘仁宝哲’（Rinpoche，亦作‘仁波切’及‘宁波车’等音译）一词，乃藏语‘宝物’之意，亦即‘人中之宝’的意思，可用作尊称具祖古等身份的人，但不一定只用于祖古之称呼上，例如家师堪萨仁宝哲，便是因其学问高而位居方丈而被尊称‘仁宝哲’的，并不因为他是某圣者的转世化身。

　　最早的一世祈竹（Khejok或Khujok，在文史上亦译作‘库交’、‘科卓’、‘肯佐’及‘肯卓’等）仁宝哲名号为‘达尔汗南索温布官卡益西’（KhejokTarhenNamsoKungaYeshe），曾赴北京晋见乾隆皇帝，得册封、赐印及赐予很多官廷礼物。我在十一岁时住在大藏寺祈竹楼中，至今我仍记得当年见过屋顶上的铜饰刻有藏文及汉文双行文字：‘乾隆四十五年御赐予达尔汗南索’，寺中至今仍存有甚多乾隆御赐印章、圣旨及布料等。这一世的祈竹仁宝哲生于霞渡寺附近，其祖居在一九三四年战乱中被烧毁，但至今仍可见得到地基。第二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南卡坚善’（NamkarGyaltsen），其生平现已无法确切地考究了。第三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名号似为‘奇顿坚善（GedhunGyaltsen）’。第四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洛桑登度’（LobsangDhundop），其名意为‘善慧义成’（我的出家法名与他一样）。这一世的祈竹祖古曾往拉萨色拉寺昧院嘉绒堂求学而得头等‘格西’学衔名位（Geshe，相当于佛学博士的一种学衔）。在回到大藏寺后，他并没有久住便到了位于我出生的房子旁、有三百多年历史而原为觉囊派的霞渡寺，最终圆寂于此寺。自此，霞渡寺便成为了除大藏寺外另一间由历代祈竹仁宝哲所主持之道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我的外公是第六世祈竹仁宝哲。

　　外公本为大藏寺僧人，主要修持密集马头明王法门（即观音大士的其中一个化相）。除被认封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而继承了大藏及霞渡等寺院之法台地位外，他亦被视为红大威德金刚的人间化身，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及预知能力。通常来说，由于能继承历代转世所累积之财富，西藏的转世者一般都可称富有。但大藏寺却依循西藏下密院传统，在每一世之转世者圆寂后，其财富全归寺院，其府第理事成员即告解散。在下一世转世者升座后，才重新选举府第理事助手，并重新累积财富，没有先世之财富可以继承。这种制度其实有利于转世者之修行及避免了不少由钱财而生的无谓纷争，毕竟僧人还是以过贫困的清修生活才有利于成材。但在西藏传统中，有另一种规矩规定转世者入读拉萨三大佛教学府时必须斥资兴供大供养，而在毕业离寺时又再需作一次大型供养。这种大型供养，是当时入读拉萨色拉寺的外公（他当时是比丘学僧身份）及亦在色拉寺学习的大藏寺另一位法台堪康仁宝哲所不能应付的。于是两位仁宝哲便只完成了‘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课程，而并没有进行正式光荣地毕业的典礼，便各自回故乡大藏寺了。通常来说，一位在三大寺中毕业的‘格西’（即使不是一位转世者），在回乡时都是骑马衣锦还乡的，但外公及堪康仁宝哲却因身无分文而只以普通人身份还乡。后来，萨迦派的宗座法王建议外公以居士身份利益当地，他便还俗去了。在藏地，在这种情况下还俗的转世者一样受到民众的尊崇，而且在现在回想，外公现居士身而住于民众中，对当时及当地佛教的利益的确远比他住在大藏寺弘法的利益大得多。

　　在当年，嘉绒地区有很多术士，但凡有修邪术或居心不良的术士来到我们附近一带，都无法住下去，外公总会施法把他们驱逐离开。在外公施忿怒法时，即使在严冬天上也会行雷，故其法力深受民众尊崇。村民中每有宗教上的需要，或有病难、或家中受鬼祟邪术所扰，亦每每会由外公施法解决，所以外公被尊为一位利益百姓的大修行人。他虽然还俗现居士相，却仍被尊为大藏寺的法台，偶尔仍会在寺院的祈竹楼小住，而且寺方凡有大型法事亦总会求他参与念诵修法。在大藏寺一带，至今仍然流传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