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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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洲雪梨，我再次见到几年来一直供养我，又曾在印度碰过两面之年青施主格顿。他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居住，离雪梨只不过二小时车程。我们的会面十分愉快。作为一个受供的僧人，我对这位年青小施主格顿有感激的情绪。作为一位年长的僧人，我同时也很欣赏这个年青人对佛教的热心。

　　澳洲这个西方国家的佛教发展，并非如我想像中之差。在雪梨，不但藏传佛教的四个主流派别各有道场，其他汉传佛教、日本佛教及南传宗派也各有其信众及中心。

　　我应邀弘法的道场，位于雪梨的一个小社区中，平时有一个洋僧及几个信佛的洋人居住在内，在说法时则有几十个对佛法有兴趣的西人来听讲。

　　在起初到达时，我感到像年青时初到拉萨的情况，不单在生活习惯上难以适应，同时还因不懂英语而觉得自己像个哑巴似的。在饮食方面，澳洲的食物倒可说是极好，我并未感到有甚么适应不来的情况。

　　在雪梨的六个月间，我每周授课两、三座，教的内容包括《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由我的挚友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公子涛石仁宝哲（他也是印度色拉寺的僧人）翻译为英语。

　　我与雪梨的洋弟子谈不上有太亲厚的感情，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在我的心中，我自视为一个过客，只尽能力教授一下佛法，对于洋人听众是否能得益，我抱怀疑的态度。终究来说，双方的文化背景差天共地，他们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不易转化。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这期间也从未生出要学好英语的决心。

　　雪梨的这间佛法中心，有一个洋僧人。当时我的佛法讲座听众数目不太稳定，有时会有几十人来，有时却只有几个人到场。这洋僧看到了此现像，感到很气馁，我安慰他说：‘拉萨曾经有一位大师，一片苦心地准备传授《甘珠尔》的整套传承。在三年中，他有时在山上教授，有时在河边讲课。开始时有许多人闻法，但最后却发现三年来把全部教授听齐了的弟子只有一人！我们弘法的人，尽心力即可，对成果不必介怀，这是听者的因缘，并非我们所能主宰！’。

　　在这半年中，我从旁观察，对洋人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洋人的物质生活十分丰裕，一切所需都不缺少，政府又有完善的社会福利，所以他们从不需为生活而操心。然而，他们的心灵却十分空虚，心中感到不满足，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有极多患精神病及自杀的人。这刚刚与西藏人相反。西藏人物质生活条件可说极差（但其实我在西藏时，由于没有比较，倒不太觉得如此），但心灵却十分充实满足。由此可以印证佛陀的教法｜物质享受的确并非达致快乐之道，只有心灵的满足才是趋向快乐的正确路向。在学佛方面，洋人的态度与亚洲人也截然不同。洋人对佛法，抱的大多是好奇及研究的心态，对听课及学习理论他们十分热衷，但说到修行方面，他们却大多提不起兴趣，甚至在求受灌顶传法后，对灌顶后必须遵守的誓戒亦往往置诸不理。在听课时，洋人大多喜欢听新的、深妙的哲理，而不愿先打好基础的理论底子。我们西藏人，一般都是以传法的法师意见为重，由法师视乎听课者的程度及需要而应机说法。在西方，却常见令我感到到很痛心的情况，讲法的法师往往会被要求说一些能保证出席率的内容，而并不是被请求说对听者最有利益的环节。

　　西方的佛法中心，还有一种令我反感的做法，对闻法者索取门卷费用，就像是电影院凭票入场似的。从这些中心的主持人角度来说，他们的确也有苦衷。在西方，来听课的洋人大多并没有捐钱资助弘法中心的习惯，但一间弘法中心却的确有电费、租金、水费、法师饮食等支出必须支付，否则就只好关闭中心，佛法也弘不下去了。洋人对收费听课倒并不介意，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十分乐意付门票，但在此之上却不会多捐一毛钱。由于西方国家中的一些邪教及新兴宗教大多采取免费入场的做法，佛法中心若不收费，有时反而会被人误以为是邪教，令人啼笑皆非！以上所说的收费情况，我作为一个思想老派的僧人，实在不能认同，但在当地的实际情况下，我也的确提不出更佳的解决方法。在只有西人参加的弘法中心，这种令我反感的做法也可行，中心勉强能维持下去，听众也不觉得付费学法有甚么问题，反倒只有我这个作客的讲师感到不安。有些其他的弘法中心，既有洋人参加，同时也有汉人及越南人参加，情况便变得进退维谷了。亚洲人对听法要收费的制度感到难以接受，反而乐于在不收费情况下捐助比门票款额更高的自愿捐款。但如果采用这种自愿制度，洋人却一就是毫不捐献而令中心难以维持下去，或就是因为把这中心误视为同样不收费的新兴宗教而索性不来。

　　对洋人弘法，与在亚洲弘法很是不同。很多洋人对佛法都抱研究及好奇的心态来听法，他们并不一定是三宝弟子。别说其他，就先说说法前的一些传统，例如闻法者应对说法者恭敬顶礼三次才坐下闻法的佛教传统，很多听者便就不愿依循。这种传统其实是对佛法的尊重表现，但在西方往往却被视为一种个人崇拜，颇为洋人所介意。在说及敬师、孝顺父母及因果业力时，洋人往往也感到不易接受。他们对闻法很多时只视为聆听演讲，并不生出尊敬的心，纯粹只是学问的累积。对于师长，他们并不认为应该尊敬依止，反倒有时会视师长为他们所开办的弘法中心之雇员，动不动便把合约（由于申请签证，往西方弘法者必须签署应聘的员工合约）取出来对质，自视为说法者的‘老板’。但我心想，佛法在西方终究只是刚刚开始弘扬，很多在佛法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事情，或许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才可以被正确接受吧！对洋人弘法，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不少人在听法多年后也不能踏出完全依止三宝的一步。在他们的心中，去听一听佛法是不错的，其理论也似乎合理可信，但要成为一个‘佛教徒’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心中始终有一重文化上的障碍不易打破。但也有另一种西人，他们在形式上刻意模仿西藏人的生活习惯，穿得像个半藏半洋的怪模样，但他们心面却往往没有佛法的‘味道’。这一种外在上的模仿，实在并无意义。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西藏的文化及佛教的外在形式，并没有得到藏传佛教的精神。

　　在雪梨的期间，由于中国大陆的逐步开放，我收到了不少家书。家乡的人都希望我早日回乡恢复大藏寺及重弘因政治变动而近乎中断了的佛法。由于几十年来的政治情况，不少年青的乡人来信都写我看不懂的汉文，藏文反倒写不来。收到这些家书后，我虽对内地的最新政策情况不太了解，心中却实兴起了自一九八三年开始萌生、重建大藏寺的决心。在这期间，我又收到了来自德国的恶耗，知道我多年来的年老女施主家遭贼劫，她被杀害身亡。在此以后，我常常忆念这个异国施主对我的大恩大德。

　　有一天，一个叫林聪的年青汉族侨生登门来访。这个年青人生于香港，对佛法的追求有浓厚的兴趣及渴求，但却并未皈依三宝。当时正在大学上课的这位年青人，对我的第一个提问是：‘我怎样才能培养出对众生的无私爱心？’。我在雪梨当时已住了近半年，觉得洋人都只喜欢提问一些深奥而哲学性的辩题，从没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基本而有志向之问题。我深感与这位年青人的初次会面很吉祥，他的提问正显示了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令我心中很是欢喜。在会面的几个小时中，他提出了几条很好的问题，我又趁机会叫他为我翻了几十封以汉文书写的家乡来信，一一作了汉文的回覆。他在会面的尾声，向我提出了求受观音灌顶的请求。我向他解释：‘灌顶是一种对师徒双方都影响深远的誓约，师徒双方一般必须互相观察多年才可进行。你尽可多来信交流，灌顶之事日后才说吧！’。在他走后，我思前想后，觉得与这年青人或许有点宿世因缘，便叫人致电叫他翌日再来。在第二天，我特别为他举行了观音灌顶及授予三皈依。自此以后，林聪便成为了我的亲近弟子，双方关系亲如父子一般。

　　林聪为人勤奋聪明，对我的教诫学习得很快，而且工作能力极强。在后来的发展中，他成为了我的左右手，从日常琐事、说法翻译、弘法行程安排乃至后来重建大藏寺的事上，他都一一忠心地办妥，身份就如西藏传统中转世者府第管家一般。在后来众多的弟子中，也只有这位弟子能完全听懂我的憋扭英语（基本上是洋人完全听不懂的‘英语’），而且完全明白我的内心。在师徒关系方面，林聪可说是一个不错的弟子。他被我骂时从来不感委屈，在代表我办事时受到挫折也不曾抱怨。我在一九八九年至今，陆续在澳洲、加拿大及东南亚创立了一些弘法中心及慈善基金会，这些大多是林聪直接或间接的功劳。在重建寺院方面，他多次代表我往川北藏区观察工程，对寺院重建功不可没，深受我乡人的爱戴及敬重，我的家人把他视为家族成员之一。他对大藏寺发展的关心程度及工程的细节之熟知，或许比我还来得深！在摄受了林聪这个日后对我影响极深之弟子后不久，我便移居澳洲的另一大城市布里斯本弘法。本来在雪梨弘法半年后，我对在西方弘法没抱太多的希望，更曾一度向邀请我赴澳洲的路敦长老请辞要回印度，但长老力劝我继续留澳讲学，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前赴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

　　布里斯本属于热带天气，与印度某些省份的气候有点相像。这的生活节奏比雪梨悠闲得多，人也比较亲切和善。我居住在路敦长老驻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其环境及情况与雪梨中心差不多。

　　我在布里斯本的日子比雪梨开心，在此中心传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印度寂天大师所著之《入菩萨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及全部传承讲解等。《大威德密续》本属无上瑜伽密法，并不普遍公开传授，但基于布里斯本中心弟子是路敦长老的多年弟子，与长老早有较密切的师徒关系之原因，我才未经传统的多年观察弟子而代长老传法。在这次灌顶时，在雪梨摄受的弟子林聪特意飞来参加，还带来了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香港朋友同受灌顶。这香港年青人后来也成为了我的一位较重要弟子，他在移民加拿大后，在当地为我创立了温哥华弘法中心。

　　在布里斯本期间，我在白天不讲经时，便与中心内的猫、狗作伴，天天在附近海边散步，生活倒算悠闲从容。林聪在这段期间中多次由雪梨来访，我们两师徒常结伴散步聊天，双方间的认识及感情增进了许多。在其他弟子中，有一位洋女人玛丽莎与我较亲近，她后来助我创立了驻在布里斯本的道场。在众多的西人徒弟中，这位女弟子与我的关系是最接近传统中之师徒关系的了，其他人与我之间只是半像施主、半像朋友的关系，难称为真正的弟子。

　　在布里斯本弘法一年多后，我又到了路敦长老驻西澳洲柏斯的中心。在这的洋僧人对我很尊敬（在我后来离开澳洲时，他泪如雨下如同与亲人分离一般）。柏斯中心的弘法事务不太繁忙，所以我便天天种花及打理中心的花园。中心的人都怕我操劳而叫我不需打理园艺，但我却颇为享受这种活动。

　　在柏斯，我遇上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吴明蕾。她本来学习藏传萨迦派教法，家庭生活并不太愉快。在我认识她后不久，她便成为了我较亲的弟子之一，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这个弟子后来创办了我驻柏斯的弘法道场，并在东南亚弘法事业上，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助缘。她的两个儿子及妹妹，后来也陆续与我建立起密切的师徒关系。在这段期间，我与一位天主教神父建立了友情，后来双方成为了极好的朋友。

　　在一九八九年，我在澳洲已住了两年半，心中仍未曾以此国家为自己的归属，于是便再度向路敦长老请辞，当时本意是想经印度回乡的。在长老应允了以后，我到了坎培拉向年青施主格顿告别。雪梨的林聪本来要到坎培拉向我道别，但因为他大学考试在即，我便改变行程到雪梨与他会面，住上了几天。在这几天中，林聪引见了多位汉人，我也应邀为他们传了许多法门。此时候，他们当中几个年青人求我日后回澳弘法，我不置可否，但心中感到与汉人似乎有点缘份，想日后再看情况才决定，本来心想永不会再回澳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

　　在离开澳洲以前，我又与几位僧人为一群年青洋人举行了授僧戒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