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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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三大寺及其教育制度感到很激动，纷纷由各地赶回毕莎集中，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三大寺的僧人被政府安排分批由毕莎送往南印度，最先撤走的是哲蚌寺僧，最后的一批是色拉寺的三百多位僧人。由毕莎到南印度，车程是四天三夜。坐了多天火车后，我们来到了南印度迈索尔（Mysore）地区的森林中。

　　印度政府批给色拉寺的土地，是迈索尔地区森林中的二百亩荒地。迈索尔盛产世界上最佳的檀香木，气候不热不冷，是一个好地方。

　　在跟着下来的三年间，我们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同心地开林建寺，生活既艰苦又愉快。僧人全体合力建成了色拉寺措钦大殿，然后原昧院僧人及原志院僧人便分别各建自院的分殿及僧舍、僧堂等，同时学僧也继续学习传统课程，实在忙得交关！我当时被分配的工作比较轻松，主要只是监督修建工程，不似其他僧人需要动手脚开林建屋。在第一年中，全体僧人生活在印度政府提供的帐蓬内，条件比较基本。

　　在当年迈索尔的森林中，有很多野象及毒蛇。成群生活的野象一般会远远避开人类，较少对人伤害。但曾经被人劳役而后逃脱的大象，则多会独自生活。这些单独行动的大象因曾与人类共住，所以完全不怕人，常常会在遇上人类时活活把人踏死。我们僧人中虽幸而并未有被象踏死的情况，但附近的俗家藏人则有许多死在大象脚下。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残暴的大象也有灵性。在不幸与它们狭道相逢时，只要谦卑地跪下，它们便会绕道而过，并不加害。有一次我与一个年纪相仿的‘格西’相约往森林中找檀香树，本欲取些最优质的檀香木自制佛珠。在入林五分钟后，我们遇上了一头巨象。我见势色不对，在第一时间便逃了，但友人却持一把小小的开山刀呆在当场，吓得忘了逃命！我们两人如临大敌，一个逃了，另一个手持一把小得可怜的刀自卫，但那头巨象却只懒懒地斜眼瞄了我们一眼，便继续走远了。最后我们也没取得檀香，只吓得狼狈地逃回寺址，后来再也不敢入林。这个‘格西’在多年后到了澳洲协助我弘法。在一次漫话昔年的这件事时，大家都笑得眼泪直流！

　　迈索尔的蛇类亦十分可怕。在林中既有多种品种的无毒巨蟒，也有一刹那间便能致命的眼镜蛇。在开山建寺的最初几年，我们几乎天天与这些蛇打交道。尤其在下雨季节中，青蛙纷纷跳入我们的简陋帐蓬中避雨，许多毒蛇就会尾随而来捕食它们。后来我们僧人已见怪不怪，一见毒蛇便只冷静地以木杖轻打它们头部，它们自然便会离开帐蓬另去他地。在几年中，可幸没有任何人被毒蛇咬死。

　　在寺院基本建筑竣工后，我们都十分高兴。在这时候，哲蚌寺及甘丹寺也分别在南印度的另一边建成了，附近也有在印度重建的宁玛派大寺，其主持是宁玛派的贝诺法王（PemaNorbuRinpoche）。

　　寺院建成后，整个色拉寺教育旧制亦告恢复，有不少新沙弥入寺学习。在每一年的春、秋二季，僧人下田耕种及收割，尽量做到能自给自足的目标。原拉萨色拉寺的僧人对新建的寺院及欣欣向荣的新景况十分满意，许多老僧人都常常叹说此生已死而无憾。在现今二零零零年，在当年建成印度新寺的原拉萨色拉寺三百多位僧人中，只余连我在内的十五位仍然在生。

　　在一九七二年底，眼见新寺已走上轨道，我便兴起了闭关专修的念头。依严格的佛教传统，闭关必须选用曾有先贤修持有成的地点进行，一些宗喀巴、密勒日巴及莲华生祖师等大师曾在其中修行的关房及山洞更是修行者最佳的闭关地点。在最低限度，行者也应选无人烟之静处，并且要肯定当地在过往中从未发生过僧团分裂等情况，否则闭关便难以有成。当年我因为情况限制，并未能往曾有先贤住过的山洞等圣地中闭关，所以便选择了距印度色拉寺约两小时脚程的密林。在入关前，我依传统对地方的‘非人’供养，以祈请这些‘非人’不作干扰，同时我又依法加持关房、安立代表护关的四大天王之四块结界石头等等。在打坐的座位下，必须放上吉祥草及百节草。前者有清净之表义，后者则有长寿之缘起。在释迦太子临示现成佛前、到了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正欲上座时，曾有一人向祂供养了这两种草敷座而坐，太子便在这两种草上坐下修持，最后成就了佛境。闭关者坐在这两种草上，正表义效法佛陀修持的决心、纪念佛陀本生及具有修持有成的吉祥缘起。有关以上传统，我在入关前先后一一严格地办妥了。

　　我的关房位于无人活动的森林中，环境应可说是颇利于专心静修。在关房附近并没有危险的迹象，但却有很多毒蛇出没。在闭关期间，我只能在结界的四块石头以内范圈活动。每周中会有一位预先安排好的色拉寺僧人来为我送粮食及木柴，但我们并不交谈。

　　闭关期中的每天凌晨三点我便上座修持，至六点下座用早餐。在八点我便修第二座至正午时份，然后下座用午餐及另行修诵我一向以来的日常功课。在下午二时是第三座，一直修至下午六时，然后又下座而把中午未诵完的日常功课诵毕。一天中的尾座是晚上七点至十点，修完后便睡觉。在闭关修持的每一座中，所修内容只可以是一早决定好的本尊专修，所以日常功课必须在一座与另一座之间的空档余暇中进行，并不能占用座上的时段。我的日常功课有三百多页，每天即使马马虎虎也至少要用上两个小时才能修毕。这样一来，关期中的每一天我便一共修持十六小时以上。在仅余的时间中，除了用餐及睡觉以外，我也会在关房外至结界之间的空地走动一下权作放松运动。

　　在初入关的大概半年中，我依次完成了十万遍皈依偈修诵、十万次顶礼及十万次水供等各种前行。完成加行后，我便正式开始修本尊法门。在关期中，我大概每一周便会在梦中梦见师长，这可说甚为吉祥。这种天天如是的专修生活，无信仰者可能会视为苦闷及不能忍受，但我却觉得很写意、很充实。

　　在四年后，我顺利完成了心目中的目标。在进行了护摩火供等圆满法会后，我便结束了为期四年（一九七二年藏历十一月廿五至一九七六年同日凌晨）的闭关生活。在出关后，我感到自己在智慧上有了显著的增长，心中感到十分高兴。

　　我是印度色拉寺建成后第一位进行大闭关的僧人。因此，我的闭关变成了对其他僧人的鼓励。在我出关后，陆续便带起了新色拉寺僧人闭关专修的风气。

　　在回到印度色拉寺后，我便担任起僧堂中的长老前辈的责任，对僧堂中的年幼学僧教授、管束及照顾他们的生活饮食所需。在此前后，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刚完成了印度色拉寺昧堂方丈的十年委任（由退任起，他才被尊称‘堪萨’），于是他便在色拉寺中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怖畏金刚密法专修闭关，我便在这下来的三年中负上了更大的责任。除了印度色拉寺嘉绒僧堂的全体年青僧众外，堪萨仁宝哲的三个徒弟及我自己的十五个小徒弟全都要由我照顾。身为嘉绒僧堂的转世者成员及长老，我必须在有需要时为僧堂的共同利益出力，对堂中的大事有时也必须参与处理，但这比起照顾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的小徒弟来说，只是很轻的负担。在寺院中，绝大部份僧人都是堪萨仁宝哲的徒弟，但他们各有所属僧堂及其他长老师长照料生活所属，并不需堪萨仁宝哲个别照顾。我所照顾的小徒弟，是指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亲自管教及共同生活的亲徒。他们大多是无父无母的可怜孤儿，最小的是五岁。此外，管教在印度转世的第三世萨巴仁宝哲也是我的责任，这时他只有六岁。这些小孩子很难管教，他们在白天喜欢到处玩而不愿学经，在晚上又哭着叫妈妈。我在堪萨仁宝哲闭关三年时，直至一九八六年赴澳洲弘法间，一直在同时间中担任师长、监护人乃至小和尚的爸爸与妈妈等身份，所感到的痛苦恐怕不低于坐牢及被判劳改时所体验的！在小僧病时，我要日夜不眠地照顾，夜里更几乎是没时间睡觉。在他们顽皮时，要打又怕下手太重，打得轻他们却完全不改，这令我很是为难。在这期间，我才明白到年幼时我的管教师长之苦处，心中对他的感激又再加深了一重。

　　到了七十年代末，印度色拉寺的新僧人数目已达一千个左右。除了藏族学僧外，此时寺院中也有来自西班牙及美国的洋转世者，又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洋学僧僧堂，后来又来了一个黑人学僧。在我所属的嘉绒僧堂中，来了一个美国学僧。这学僧毕业于美国名大学，是曾得美国总统召见及赠以奖牌的高材生。他的藏语说得与藏族一样，学习成绩也不错。后来他又为昧院的扩建及日渐增多的僧众而经营钻石生意，在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世界钻石业内的知名人物，但同时仍继续学业，最终成为了历史上首位美国藉‘格西’。在近年，他在外蒙古弘法，甚至被邀在电视直播中说法。由于他是洋人而又具有藏传佛教中的‘格西’学衔，他在外蒙古受到了日益崇洋的年青蒙族刮目相看，纷纷重投外蒙古的传统佛教信仰。故此，他在外蒙古的影响力甚至比派中许多长老还大。

　　在一九七九年初，色拉寺昧院命我代表院方到锡金甘托克办事，所以我便前往该地。在甘托克，我一住便住了两年多（由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其间为当地藏民开示及授予延寿随许加持等。

　　在一九八零年一月，我收到了回乡老父逝世的恶耗，便为他修持忏净法，又与暂住常地的几位上密院僧人每七天修法一次，更把家父遗骨请宗座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加持超度。对家父的逝世，我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汏为家父在死后能得这么多的大师亲自超度，而感到安忍。自此，我便在日常功课中加诵一千次观音真言，以这功德每天回向予父亲（几鴾后，家母亦相继过世了）。

　　咺托克是一个殊胜的圣地，而且是宁玛派莲华生祖师修持之地。在返，我的心境的确较住在其他地方时平静，就连梦境亦特别清晰与吉祥。于甘托克居住期间，我几乎每晚都有吉祥的梦兆，其中有数次我在梦中见到自己在汉地身为领袖的过去生。

　　在离开锡金后，我又回到了南印度色拉寺，继续担任照顾堂中年青僧人的工作。

　　在一九八二年，有一位只有十八岁的澳洲青年格顿（KritonGleen）成为了我的长期施主。这个年青的洋人自幼跟一个韩国人学武，同时以打理练武道场的工作及杂役代替他所不能负担的学费，因此很得其武术师父的赏识，对他更授以针炙等东方医术。在他的师父死于交通意外后，他便继承了其师之武术学院及医馆。由于格顿自幼便接触东方文化，又曾与其武学师长建立了东方式的师徒关系，他渐渐便对东方的宗教文化感到兴趣，于是便成为了我的施主，把每月仅用剩的少许钱供养我。这个施主后来成为了唐手道武术的大洋洲总教头及美国一些官方单位的特种部队教练。在他的武学道场中，学生上课前必须静坐修心，又要学习培养慈悲心及武德，与其他的澳洲武术学院很不同。在依止三宝后，这年青人信仰极真，没多久后又进行了一次长闭关，堪称十分精进！

　　在同年，中国大陆在粉碎四人帮后渐渐开放宗教政策，允许西藏寺院作有限度的重建，大藏寺也被批准修复建筑。在这时，我在多年来初次兴起了恢复大藏寺的希望，但却不知从何开始。

　　在一九八五年，已赴澳洲弘法的路敦长老要求我到澳洲协助教授他的洋人徒弟。我当时心想：‘印度色拉寺现已上了轨道，大藏寺则暂时无法集资重建，倒不如暂去澳洲弘法！’。当时我完全没有向洋人说法的经验，心中也有多少担心不知是否应付得来，只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答应了下来。

　　在一九八六年，我的签证终于获批准了，我便动身远赴澳洲｜一个我对其全无认识的异国。

　　
　　第七章──到西方弘法
　　在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往澳洲弘法的签证。没多久后（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坐飞机远赴这片我在概念中完全没有认识的土地。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但我的心情却并非紧张，也谈不上有甚么兴奋。

　　在澳洲雪梨，我再次见到几年来一直供养我，又曾在印度碰过两面之年青施主格顿。他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居住，离雪梨只不过二小时车程。我们的会面十分愉快。作为一个受供的僧人，我对这位年青小施主格顿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