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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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近三年间，院方对我们藏人尤其特别照顾，允许我们自由外出散步（而对院中其他病者投诉不同等待遇时，美国医生说：‘你们印度人只是患病而已，他们西藏人却是身逢巨变呀！让他们散散步也许会使他们的心情较为轻松！’），又不禁止我们僧人进行闭关等活动。我们一众僧人把医院变成了寺院，三年之中不但常常进行集体诵经，还按每月日期举行僧众羯磨诵戒法会，生活完全不似身处异地的一间医院之中。
住院期间，经友人介绍，一位善心的德国老妇成为了我的施主。这老妇文化修养很高，英文也很好。她一人全资供养连我在内的两位转世者、一个普通僧人及一位西藏沙弥尼。我们自此时至一九八六年她逝世前，常常互有书信。她先后曾往印度探访我三次，又常常邮寄果酱及罐头食物与现金予我，对我有很大恩德。这老妇常常在信中安慰我说：‘我俩同为家族分离的受害者。我现住西德，我的家人却全在东德，一直不能见面！’。她后来死于谋杀，令我很伤心。
到了出院的日子，我们僧人与院中员工依依不惜地告别。我与大约二、三十位已复原的西藏僧人一起上路，自孟卖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回毕莎。在孟卖市中，我拍了复原后的第一张照片，这时候的我已一如年少时的健壮。
在重回毕莎营时，相熟的僧人对我仍然在生都大表诧异，因为他们在三年前我离开时，早已认定我将命不久矣。当时住在营中的我派长老宋仁宝哲（SongRinpoche）打笑地说：‘哗！“死人”复生了！怎么你不是早死了吗？’。像这一类的玩笑持续了很多天，我几乎成为了营中的‘明星’。在营中我又再次见到堪萨仁宝哲，他对我的痊愈如释重负。在营中的昔日同班学僧，此时已完成了中观部课程，刚踏了俱舍部班级，我便再次跳班跟上了原来的级组（同学已顺序完成般若部及中观部，我却只读了五、六年般若课程及在入医院前修了少许中观部学业）。一年后，堪萨仁宝哲与其他高僧及方丈被选拔往印度的一所大学中进修研究，我与好友赤巴仁宝哲便依止路敦格西（GesheLoden）。在又两个月后，由于毕莎的热带气候，我的肺病又复发了，不断吐血及感到全身痛楚难当，于是我迁往贴近喜玛拉雅山之北印度达拉候斯镇（Dalhousie）居住养病。
达拉候斯处于高山中，气候与西藏很相似，同时也有许多藏族居住。在搬到达拉候斯后，我便不再吐血了。此时我又再身无分文，便只好变卖了我的仅有财物｜两盏油灯、一个内供皿及一套七只的水供杯。这些佛坛用品全为纯银质料，若在现今可以卖得二、三万卢比，但在当年我只换得二百个印度卢比。
达拉候斯有一所为藏族转世者、普通僧尼及在家人提供教育的住宿学校，其创办人是比迪尼师。这位沙弥尼全名是‘费达比迪’（FreddiBedi），她是一位英国女士。她随噶举派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学佛，在受了沙弥尼戒（在西藏佛教中比丘尼戒失传，所以并没有比丘尼）后，她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二位英藉尼师。由于她的信仰，她对藏人特别关心，这座寄宿学校便是她对藏族的一项贡献。学院教授英文、缝织技巧、唐卡绘画艺术及佛学，又提供较好的餐食。我在加入这间学院后，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佛画绘画技巧，但由于英语教师一直是走马上任、换来换去的义工，我没学得多少英语（当时我对英语提不起兴趣，没想到我后来竟然会向洋人弘法）。以其学问著称之格西达吉长老（GesheNgawangDhargyay）当时也住在同一镇中。我趁此良机求长老私下向我教授三大寺‘格西’佛学课程中的内容，长老于是便很慈悲地为我天天讲课，在四个月的密集教授中对我讲解了五大部学科内容（这位师长后来在纽西兰圆寂，我由澳洲赶赴当地为他办理后事）。
在达拉候斯期间，我多次随僧众前往佛陀的生地蓝毗尼（尼泊尔）、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印度中部），初次说法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这些至少一年一次的集体朝圣行，同时也是学法的活动，每次都有派中领袖在圣地作开示。我在这些朝圣活动中，多次依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正教授师铃仁宝哲及札什伦布寺方丈卡情洛桑索巴（KachenLobsangSopa）受灌顶及传承法要。在这些盛大场面中，往往有数以千计的藏僧聚集受法，很是热闹。这类集朝圣及学法于一身的每年活动，我在迁往达拉候斯前及八零年代，曾经多次参加，其间既得了不少传承及开示，也对大部份印度的佛教圣地遍礼过。
我曾先后朝礼鹿野苑多次。这是佛陀成佛后初转法轮、向最初五比丘说四谛之圣地。这地方同时也有很多婆罗门教修士。婆罗门教中也分为不同宗派，其中有些很注重外在威仪和洁净，这一点倒是很接近密法中的事密部修持，但其教义当然并非佛法。鹿野苑一带的外道僧人中，有不少却属裸形外道。他们留长发及胡子，不修篇幅而赤露身体，长期进行各种苦行。在佛教史上，释迦牟尼曾以辩论及神通降伏不少裸形外道。在佛示灭后，佛教与这类外道亦不断有法义及神通上的较量。虽然在古代佛教于比试中多获胜利，曾令不少外道转皈三宝，但这些外道的神通却的确有一定的份量。时至现代，这些外道的神通已大不如前，但仍然不容小看。有一次我与友人在街上散步，这友人突觉后脑一热，像是被人泼上沸油一般烫痛，但肉眼却看不到有表面的异样。这本是外道僧人刻意施法逞强或挑战的意思。我们没有加以理会，只静悄悄地继续走开去了。在当地，又常有外道术士施法行骗的情况，不少人都曾吃过小亏。
其中一次朝圣中，我在鹿野苑住了整整四个月，这期间认识了后来与我亲如兄弟的知己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法王（JetsunDhampa）。
哲布尊丹巴是历史上蒙古最高的精神领袖，为蒙、藏佛教各派尊为‘法王’，在蒙古也被尊称为‘日光大皇帝’，可见其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历代法王为《时轮密续》、《度母密续》、《弥勒密续》及甘丹派耳传施身法（正确译名为‘断法’）的持传承者。第一世的法王是觉囊派祖师、西藏著名的佛教史学家与圣者多罗那他（Taranatha）之传世，其先世包括格律派哲蚌寺创建者绛央措杰（JamyangChoje，宗喀巴的弟子）、宁玛派初既嘉善大师（ChokyiGyaltsen）、噶举派达玛旺竹大师（DharmaWangchuk）及萨迦派贡噶左竹大师（KungaDrochuk）。在法王转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时，生为蒙古太子而出家，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及第四世班禅喇嘛核认为圣人之化身，授以‘哲布尊丹巴’封号（意为‘蒙古地区之依怙主’）及许多传承。在汉地，这一世的法王也得到汉地皇帝的尊重，被册封国师。此后，历代转世法王时现僧相、时现俗家居士之相，一直以来多次受到历代达赖喇嘛及汉地皇帝的册封，成为蒙古地区中的政教领袖。
第八世的法王之年代正值外蒙古政治变动之时。苏联的共产党军人深夜中前往他的寺院宫殿，把法王叫了出来。法王在连鞋也没穿好的情况下，被军人拉至寺外一角就地处决了。当年外蒙的寺院规模极大，西藏地区的千僧之寺，在蒙古人眼中亦只如他们的深山小庙规模而已。在法王的寺殿中，当时正有三万位僧人正在诵经。军人以机关枪扫射僧众，把他们中的大部份当场打死了。有少数修持有证量的僧人，不论军人怎么开枪也没有中弹。军人心感怪异，便放过了他们。此后，外蒙的佛教便被禁止，寺院全被封禁，但苏联政府倒并未把寺院、佛像及经书毁去。
现世的法王生于拉萨，四岁时即被当时的西藏摄政者热振仁宝哲（认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者）认定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但由于当时外蒙已为苏联所管辖，法王的身份并未被正式公布，也没有举行升座典礼。在七岁时，法王以普通学僧身份入学于哲蚌寺，渡过了十四年学僧生涯，同期亦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学法，又依顶果钦哲仁宝哲（DilgoKhyentseRinpoche）、卡卢仁宝哲（KaluRinpoche）及萨迦崔仙法王（SakyaTrizinRinpoche）学宁玛派、噶举派及萨迦派传承。在二十一岁时，法王离寺以瑜伽士身份进行了多次施身法闭关及往各地朝圣。于二十五岁时，法王舍戒而改以俗家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岁时，法王随大批藏民移居印度，其后一直为居印的西藏人开示佛法。
我大概在一九六七年在鹿野苑认识法王。当时，法王被噶举派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延请至鹿野苑梵文大学，出任噶举派教义课程的总代表，刚巧住在我的邻房。在相识后，我们很自然地便结为比世俗亲兄弟还亲的法友关系。他当时大概三十六岁，生活颇见佶倨。哲布尊丹巴的为人乐观，不论甚么大苦都能欢喜地承受，更把苦难视为自己的宿业而从不抱怨半句。在多年相交中，我特别敬佩他的定力。不论是在印度早期面对极度的清贫境况或后来在蒙古数十万人夹道欢迎顶礼的场面，他的言行及心境绐终仍一样地从容自在，仿佛苦难及蒙古民众的热情崇拜都与他无关似的。自童年起他就视钱财如粪土，在穷困时从不向人诉苦，在收到供养后他转手便又布施他人。在他未登座前的贫苦时期，每次我到访，哪怕下一餐便会没着落，他都会倾囊请客。虽然我也负着一个转世者的名位，但地位却与法王差天共地。然而，由于他对金钱不屑一顾，财政状况往往比我还差，以致我一直以来有很多机会供养法王。在后来九零年代，外蒙古在苏联解体后独立，达赖喇嘛才正式册封他的法王地位。法王在首次往访外蒙时，在半年间其居处门口长期有着数以万计轮候让他摩顶加持的人。法王在那次一共见了近一百万信众，总共得到五百万元供养，但在离开外蒙前他却把钱悉数布施予穷人及慈善机关，没有带回一份钱，回家后仍然过佶倨的生活！近年来，法王向我说他正在撰写自传，大家以后不妨一读这位大德的生平。
在一九六七年，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昧院方丈。这时候我正在达拉候斯居住。在同年，堪萨仁宝哲来达拉候斯探访我，又嘱我早日返毕莎营考取‘格西’学位。本来我在色拉寺只学了七年多，在印度断断续续地也跟着同班学习，但照说并未正式学完课程中的一半。然而，前面已交代过我在达拉候斯补学的情况，所以此时我对五大学科已有大概的认识，又因转世者向来可以被通融跳班及当时西藏的变幻政局，堪萨仁宝哲才有了命我考试的主意。此时我无可无不可，心想学位也不过是个虚名，重要的只是实学真材。但基于对师父的服从，我便动身返毕莎，暂时结束了在达拉候斯的生活。
再一次回到毕莎时，许多相熟僧人已因不适应气候等原因而往生了。这时候的毕莎，共有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在他们的见证下，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六佛陀为母上天说法后降凡纪念日中，依照传统答辩三场及在长老前应考背诵。在早上我依传统举行一次供养，在午餐时又再供养了一次，一共用了二千个卢比（这是当时因政治原因流亡印度的嘉绒前地方领袖所代付的。在前章中我曾提及这位领主。他后来定居加拿大，我在每访该国时必会往访）。在同期还有另两位僧人应考，我和他们都十分紧张，表现说不上很好。幸好这种应考实为毕业之仪式，并非真的在评分，我才顺利得到了一个三等‘格西’学位。在同一天中，我又补办了早应在一九五三年入学色拉寺前进行的登座法会（当时因贫穷而推延并未举行），终于才正式成为寺方注册的色拉寺昧院转世者成员身份（世事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在入学色拉寺时，我无法负担登座的仪式。在十七年后身处西藏境外、印度难民营中，我才反而终于进行了色拉寺升座典礼，正式得到了转世者学僧身份，更在同一天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成为了一个三等‘格西’后，我又回达拉候斯住了一年，此期间仍然继续在寄宿学校中上课。
在我成为‘格西’一年后（一九六九年底），印度政府在南印度给了三块地，供移居印度的色拉寺、甘丹寺及哲蚌寺僧人在印度重新建立三大寺（在拉萨三大寺中，早已停止‘格西’课程，僧人数目也被限制于寺院正常情况下的十份一以下）。原属三大寺的僧人此时约有一千多个在印度，原属色拉寺的则有三百多位。我们所有僧人对能在印度重建三大寺及其教育制度感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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