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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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事物的“显微镜”。费尔巴哈下面这段话对于理解莱布尼茨大有帮助：
　　莱布尼茨是半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有神论者，或者是基督徒和自然主义者。他用智慧、理论来限制神的恩惠和万能。但这种理性无非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室，无非是关于自然界各个部分的联系，整个世界的联系的观念。因此，他用自然主义来限制自己的有神论；他通过对有神论的扬弃来肯定、维护有神论。
　　说实话，我直到读到了费尔巴哈的这些话，才算略微悟到了莱布尼茨的真面目。即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既有维护有神论的成分，又有通过自然哲学扬弃有神论的成分。他的“单子论”是他对大自然构成的一个大纲。十七世纪的西欧哲学是方法论的革命世纪。笛卡儿首倡用“哲学的”、“科学的”方法论证神的存在，他的后人们虽然在许多推理上与笛卡儿不同，但却仍沿袭了笛卡儿用科学方法论证“神是存在的”的方法，但其结果却与论证者的初衷意图相背，反倒削弱了神在哲学中的权威地位。因为“神”是否存在，不是科学能够论证的。这个世纪的哲学家们像“蝉蜕”一样，一层皮一层皮地脱掉。到十七世纪末，莱布尼茨时期的哲学不仅离中世纪经院哲学日远，且比“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儿，越加靠近启蒙时期了。这是“哲学”逐渐从“神”学中剥离出来的艰难过程；他们也许是不自觉的，但结果却是如此。可以说，这是莱布尼茨对于哲学最后脱离神学做出的重大贡献。
　　那么，“中国”是怎样进入莱布尼茨的眼界的呢？这应该从他早年探索为数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找出一种“新方法”说起。所谓“新方法”，就是要找出或创造一种普遍通行的“符号”，凭着这种“符号”可以表达、解释世界万物和人类思想。他称这种“符号”为“普遍文字”。这种“符号”可以用数字来表示，是一种可以演算的“算术符号”；符号之间组成各种联系，传达出各种信息，只要掌握了这种“普遍文字”，则不管天南地北，都可了然于心。莱布尼茨把他的这种异想天开，称作“造化之谜”。
　　在他正陷入寻求解决“造化之谜”的答案的时候，他遇见了从中国回到欧洲的一位传教士，听到这位传教土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猜想在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说不定可以在它们的“初始文字”（或某种“符号”）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他抱着神奇的幻想给在中国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为他提供有关东方古国（不仅是中国）的各种资料，特别是它们的古老的语言文字。他想在东方古老的初始文字中，也许能遇到他所需要的“符号”。在通信中他得到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这就构成了他编写《中国近事》，特别是应数学家雷曼之约写出的《论中国的自然神学》的基本素材和思想源泉。
　　莱布尼茨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他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凡与他的哲学创造有某种联系的知识，他都孜孜以求：难道《易经》（八卦图）的阴阳复变能够为他的“普遍文字”提供什么帮助吗？难道宋明理学中的理、气、太极等概念，与他正在
　　　　　　　　　　　　　　　　　　　　　　　　　　　　　酝酿中的“单子”、“先定和谐”等等没有什么可以沟通之处吗？他对他的“新发现”兴奋已极，以为借助“理”、“气”几个单个的概念，经过他的理解，可以帮助他建立自己的“哲学大厦”。可以这样认为，莱布尼茨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认为“天意”已经“先定”，人类世界该是“和谐的”、“理性的”。他在《中国近事》序言的开头写道：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
　　莱布尼茨确如伏尔泰说的，是个“乐观主义”者，因此也是大大的“理想主义”者。终其一生，“造化之谜”仍然是“谜”。若起老先生于地下，睁眼看看今天世界的混乱而荒诞，怕自己也会觉得说的是梦话了。
　　确实，在阅读莱布尼茨时我感受到一种愉悦，虽然时时如堕五里雾中。
　　我国向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说，这句话有普遍性。自从中西文明有了交往的十六世纪起，双方相互格义，用他人的话来说自己的理，就是很自然的事。利玛窦来到中国，儒服儒冠，把中国古典中的“上帝”注解为天主教的“天主”，就是“我注六经”的办法。说“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为的是利于在中国传教。莱布尼茨按自己的意思理解“八卦图”和宋儒的“理”，也是“我注六经”，因为他脑子里有个“先定和谐论”。伏尔泰赞康熙皇帝是“开明君主”，也是“我注六经”法，因为他不见容于法王的专制，以康熙的容纳天主教批判法国的“宗教迫害”。
　　其实，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像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是有分析的。他们都很清楚，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西欧那样的本体论和思辨哲学；说中国哲学是“应用哲学”，是“道德哲学”……我们中国人最容易听人家说中听的话，说好听的话。而且最爱说某处出现了“中国热”一类的话。于是伏尔泰竟成了欧洲的“孔门弟子”，歌德也成了“魏玛的孔子”！
　　当时的一些西方人（主要是西欧人）确实对中国的政治文明产生过一些乌托邦式的“幻想”，一是听了一部分传教士对中国抱有好感的话；二是由于自己的境遇不大好，对本国的政治不满意，便在遥远的东方去找“理想国”；三是他们没有来过中国，看到了中国精美的瓷器等等工艺晶，而且还听说那里有个“开明”得不得了的“康熙大帝”，于是就把那时的“中华帝国”理想化了。
　　我已经编写了　　第一部分是“单子论”体系，收人莱氏《单子论》和《以理性为基础、自然和神恩的原则》，后者相当于前者的缩本。此外，《神正论》的序言也辑在这里。
　　第二部分是关于自然哲学的几篇文章，主要关于莱氏关于力的守恒、数和“普遍文字”、“无限”和“微分”、自然界的“连续性定律”等问题的论述。
　　第三部分是《人类理智新论》的摘录，是有关莱布尼茨的先验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认识论。
　　第四部分是关于中国的论述。
　　我写了这篇题为“从一滴水中窥万象”的序言，介绍莱氏的生平和著述，他的哲学思想，莱布尼茨与中国。这个“读本”至今没有印出来也好，天假以年，我可以把它弄得更坚实些；有些材料还需要补充进去，如莱布尼茨关于法和欧洲政治方面的著述。
　　莱布尼茨是欧洲启蒙时期前夕的重要学者，值得有条件时再下些功夫。对于此人的研究，除陈修斋先生等几位外，似乎研究者不多。我所缺的是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少年时期不喜欢数理化，以致在自然科学方面近于无知，现在要“补课”已经晚了。